《疏离的神情》(14)

s

　　对于诗性写作，用通俗文学的视角是进入不了的。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视角，就一定是与诗学隔绝了。不要以为执著的求证就一定是精深的研究，还要看这种求证是否进入了文学的内部——仅仅是社会层面的，如主题思想之类的求证，与文学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貌似的深刻和认真，与文学是没有关系的。

　　况且他们谈“社会意义”和“主题思想”时也谈得不好，那往往是错误的价值观下的“意义”和“思想”。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有人跟一位做评论的青年讲：你能不能倔犟地、赌气一样地给自己做出一条限制，就是三到五年内只谈文学，不谈意义，不谈思想？当然这是一种激将法，“文学”肯定也包含了“意义”和“思想”并且不可分离。问题是现在太多的研究文字中没有“文学”，而只有“社会意义”和“主题思想”。

　　他们是以读论文的方式读文学作品的，总要证明“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要搞通它的“思想意义”——文学作品不是这样或不仅仅是这样的。谁有能力并有耐心循着语言走入它的内部、获得个人的感动之后再说话？这个感动的过程首先是还原创作者在一瞬间的那种状态，它是不能省却的。读者像作者一样，只要具备词语的敏感，就会获得调度词语那一刻的全部快感，从而与作者一起抵达作品的目标——这一切综合力与感觉力全都没有，阅读又怎么开始？

　　不妨从小的方面入手，做一些“壮夫不为”的事情：理解它的幽默、机智，它的那种顽皮，还有语感、气味、色彩等等。暂时不想更伟大的事物，什么社会和历史的意义、什么思想的内涵与象征——它们太大了，而且它们被无数人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着。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在做的“大事情”，反而有可能是“小事情”。现在的大志向，或者只是三五年不谈“思想”，不谈“主义”——这会把人闷死还是急死？如果闷死，说明命该如此；如果急死，说明心态还不够平和。

　　如果不谈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之类就无话可说，那可能也是一种怪癖，一种这个时期才有的病症。看《文心雕龙》，《诗品》，包括金圣叹张竹坡这一类的文学点评，看他们是怎么样对待作品的。打开一部批点，发现他们随时随地与宏巨的思想挂钩、大谈社会意义的地方很少，只抓住局部、细节，语言的寓意和妙处，这些褶缝中的东西——一般读者所不能发现的。他们将隐于内里的东西给挣出、展开，这才是他们工作的意义。

　　舍弃了文学的细部而专谈其他一些大而无当的话，是颇能唬人的，可惜这与作品往往没有什么关系。从四十年代末开始，讲了多少杜勃罗留波夫，还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他们评论作品常常是高屋建瓴，纵谈俄罗斯的道路，谈社会，谈民粹，谈哲学，谈思想。那确是一些大批评家大思想家，可他们首先是诗心灿烂，当他们能够随意进出一部作品的时候，才有资格谈论那些偌大的事物，才有一副气势如虹的面貌。也就是说，那是非有大才华而不能为的事情。现在的怪相却是，面对一部作品，连最基本的进入力和领悟力都没有，连一点点感悟力感动力都没有，却直接就去高屋建瓴和气势如虹了，这怎么得了？

　　再加上现代西方学院派对我们的改造，连接上四五十年代养成的大而化之的习气，二症合一，就走到了今天这样不可救药的地步。

　　厘 清

　　尽管诗人不是完全模仿生活，但诗人的灵光闪动肯定要常常借助于现实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个人经历会影响作家一生的写作。有时候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厘清，却一直被作为“常理”说下去。比如我们经常说的“深入生活”，这话似乎不错，但是有个问题需要提前解决，即什么是“生活”？一个作家到部队去了，到工厂去了，到农村去了，就一定是“深入生活”了？一个人在家里被牙齿折磨了一天，或者两口子吵了一天架，逗弄了一天孩子，就没有“深入生活”吗？

　　对什么是“生活”没有做出很好的界定。生活是无处不在的，包括睡眠。所以说，“深入生活”只是一个想象和意愿，是对自己的鼓励。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本来是一个不必探讨的问题。有人会说：生活虽然到处都有，但这里说的是“生活的第一线”，是“生活的前沿”。这就更不通了，因为每个人的创作兴奋点、更有表现领域的不同，他人的“前线”和“前沿”却未必是自己的“前线”和“前沿”。如果一个作家要写出被牙痛折磨的巨大懊恼，以及由此连带出的一系列问题，恐怕他苦苦对付牙痛的这段时间，就已经是“深入生活”并且抵达了“生活的第一线”了。

　　这其实是多么简明的道理。

　　再比如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经作为朴素的日常道理说服和帮助了很多人。不过这样说的同时还应该问一下：实践的时间需要多长？十年的时间长不长？有的人可能嫌长了；两年的时间短不短？有的人可能连两年都等不及。一种方法在两年里有效地通行，算不算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如果经过了更长的时间，那种方法施行不下去了，算不算没有通过时间的检验？

　　看来实践有一个时间问题，还有一个空间问题。在一个地方的实践是成功的，到另一个地方又不行了，我们究竟要以哪种“实践”为准？所以在实践的深度和广度没有被规定的前提下，这句“常理”也就有了问题。

　　更有很多东西在实践当中非常通行，但实际上却不是真理——人们凭常识凭理性就知道它是错误的。生活中的很多常识常理，是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得来的，比如我们的道德律，我们的理性，都是极细极严的尺度，经过它们的度量，如果是坏的东西，却在现实生活中十分通行，我们又依据什么来判断？一些谬误在局部、在短时间内，常常会通过实践得到放行，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在全局中，却一定是被严厉否定的。

　　看来仅仅强调“实践”，不限定它的前提，就会陷入实用主义。

　　其实真理往往是先验和超验的，我们讲的是怎样验证——不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性、常识、道德，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因为那些理性范畴的东西，是经过了更为漫长的实践才形成的——还有，人的理性当中包含了知性的一部分，这部分是不需要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它是属于生命中固有的能力。

　　实用主义者强调“实践”，几乎等同于“实用”，所以常常抽掉必要的前提。实用主义者只讲眼前利益，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在一段时间一个范围内大行其道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大谬大害的例子太多了。一些大谬误大罪恶总是借助于“实践”的口实，来与理性和常识对立。

　　行动是重要的，然而思想更加重要。不停地行动，不加思想地行动，只会迎来大面积的混乱和灾难。

　　写作是运用感性与理性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相当复杂。

　　对诗耿耿于怀

　　有一个长期让人困惑的问题……一个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诗的人，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写诗，处于彷徨不前的痛苦期。他正犹豫是否还要写下去、怎样写的问题。后来其主要作品是小说和散文之类，但真正让其放心不下的，还是诗。

　　英国的哈代一开始想做诗人，可是并不顺利。他改为散文叙事文体，反而很有影响。但是他心里对诗的尊崇与渴望一直没有熄灭，所以到了近六十岁的时候，才重新动手做起来，并一直做到了最后。他是在小说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时候转向诗的，写了很多好诗。

　　我们这里的读者大部分只认哈代是小说家，极少有人知道他在诗歌方面的巨大成就。其实他是一个大诗人。在英国文学史的篇章里，哈代占有重要分量和地位的不仅是小说，还有诗。

　　在商业主义时代的文学，最没有功利性的大概是诗。诗既是文学的核心，又是这个时代最纯粹的写作。一个杰出的作者不可能放弃诗的追求和实践。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会明白一些人为何对诗耿耿于怀。

　　为什么曾经是诗人的小说家，后来的诗越来越差以至于消沉失意犹豫不前？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