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亡灵》(15)

　　三

　　大凡历史上出现民族大融合，必然会产生盛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是春秋战国，经秦的统一，接着便出现汉代的大帝国；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魏晋南北朝，经隋的统一，接着便出现唐代的大帝国。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汉唐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汉族”、“唐人”的名称，也是这样来的。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汉族由许多原来并不相同未必出自同一血缘的民族或部落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后融合而成，而且汉族同各少数民族也在历史的长期密切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考证：唐朝开国的李渊、李世民的世系，并不出自原来的汉人，而是鲜卑人。安禄山也是胡人。

　　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一千多年间，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一直是总体上最先进文化水准最高的民族，因此对其他民族而言，融合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就是“汉化”的过程。要进步，要先进的文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学习汉族文化，这是唯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汉化”往往是被动的，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总要千方百计地抵制汉民族的同化，而竭力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为了他们王朝的长治久安，又不得不选择汉族文化。在这种两难选择中，“汉化”的过程不再是和谐的，而是充满着血腥和残酷，但最终都免不了成为汉文化的被征服者，而其民族也都融合在汉族之中。

　　难能可贵的是，唯有拓跋鲜卑的北魏孝文帝元宏和渤海国的大祚荣他们，基于他们对汉文化先进性和优越性的认识，基于他们对本民族长远利益的思考和关注，他们用超越时代的独特眼光，运用充满智慧的思维方式，走上了一条最主动、最自觉、最积极，也就最彻底的汉化和唐化的正确道路。在当时，他们的改革开放，他们现代化的创新进程，是空前绝后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值得玩味的是，他们改革开放的彻底性，主动性，创新性，前者缔造了一个大唐，后者巩固了一个盛世，一前一后，铸就了大唐文明的巅峰，民族融合的主动性，彻底性，造就了民族空前的和谐，大唐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黄金时代也就成了必然。而鲜卑族本身，尽管因此不再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鲜卑文化的精华融入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汉文化的改革发展和进步。而渤海国与大唐共存共荣，“车书本一家”，造就了东北亚的“海东盛国”，稳定了唐帝国的北方疆域，绵延229年，直至大唐亡而亡。

　　四

　　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改革和渤海国的全盘唐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段历史，为当今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1.盛世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唐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清朝注重民族和谐，也曾产生过“康乾盛世”。民族融合不好，民族间歧视，争斗乃至仇杀，其社会动荡，并加速朝代衰亡。辽、金与宋，辽与金之间的对峙与抗衡，使民族矛盾空前加剧。元朝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使他的统治均不到百年。而宋始终积贫积弱，历朝均无盛世之象，只有在“绍兴和议”后，曾一度出现中兴，经济文化获得很大发展。

　　2.民族融合，除经济之外，主要是文化上的融合。大凡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文化，都不是那么单纯。它不但包容，吸收消化本土其他民族和外来民族文化的精髓，而且加以有效地融合，柔化和发展，使其既能体现主体民族文化的先进性，又能显现其他民族文化的个性精华。这种高度融合和谐的民族文化代表着整体民族的文明程度，必然会产生最美好的民族和谐。

　　3.各民族由于自身历史发展背景差异，势必产生文化的差别。各民族在各自文化的发展上，均有其精华的部分。文化的差异，就会产生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吸取对方的精华作为对自身文化的补充。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吸收借鉴和发展了各民族文化的精髓。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的差异，不应是政治的，也不仅是经济的，而应看做是文化差异。民族之间在国家宪法和国民公民权的维护上，是平等的，没有丝毫的歧视和不平等。

　　4.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化创新的过程。鲜卑文化植入汉文化，使汉文化补充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文化生命力，渤海国与“华夏同风”，渤海文化全盘唐化，唐朝大量吸纳中国北方民族的文化以及来自西域和南亚的域外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创了盛唐文明。中华文明历史五千年绵延不绝，文明程度的递进演化，文化内涵的丰富广大，与其能不断得到来自其他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的新鲜血液的补充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唐长安的“胡音胡骑与胡妆”，当代一枝独秀的满族“旗袍”，以及现当代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杂技芭蕾《天鹅湖》，等等，都是多元文化及与外来文化融合创造创新的结果。

　　5.民族和谐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彻底性，取决于民族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和对本民族根本利益的考虑。如果没有孝文帝元宏的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大唐的民族和谐及其盛世文明；如果没有大祚荣他们的唐化，就不会出现“海东盛国”的局面。相反，契丹阿保机处于狭隘的游牧民族的统治需要，把代表当时先进农耕文明的上京龙泉府都城，一把火烧个精光，把民族和谐推到死亡的绞架，把当时的先进文化也无情地绞杀。如果上京龙泉府也能像代表北魏文化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一样保存至今，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绝对不是一般意义就能阐释清楚。

　　从拓跋鲜卑的“嘎仙洞”到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给我们提供了多少现实与历史的启示，而其中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又亟待我们用当代的眼光与思维方式去挖掘和考量。当我们转换思维方法用当代和世界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改革，包括孝文帝的汉化和渤海国的唐化时，可能会获得以往所没有的鲜活的符合科学发展的启发，从而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中国增色添彩！这也许就是我们重新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所在。

　　2009年4月6日深夜于上海寓所

　　李建建之死

　　一

　　1969年6月28日，年仅16岁的1969届初中未毕业的李建建，稚气未脱，热情洋溢，还未到她毕业分配的时候，偷偷从家里迁出户口，和本校老三届毕业生一道，踏上了远赴北大荒的知青列车。

　　这是她第一次乘坐火车，也是她第一次离开父母，远离家人。

　　20世纪60年代末叶，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所谓的“牛鬼蛇神”。当时，有人贴出大字报，诬建建的爷爷是逃亡地主。局级干部的建建父亲为其父辩护，被打成“右倾翻案”、“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建建的母亲，市总工会处级干部，也因家庭出身，随同丈夫下放劳动，进了五七干校。1969年初，1966届初中毕业生李建建的姐姐为摆脱当时的环境，去了河北省隆尧县插队。8口之家，下放的下放，下乡的下乡，只剩下被诬为逃亡地主的爷爷奶奶，和尚在小学的两个幼小弟弟。

　　李建建本可以留在城里，不用下乡的。

　　当时，建建母亲曾接到一个好心人的电话：向学校说明情况，她姐姐已下乡河北了，就可以把她留下。

　　然而，面对汹涌的上山下乡热潮，险恶的政治环境，李母噤若寒蝉。她不敢阻拦女儿的“革命行动”，更不敢出面向学校反映建建姐姐的情况。她没有胆量做“逆流而动”的举动。

　　李建建在自己的追求和冲动下，远走高飞了。

　　火车开动了，她留下一言：“爸爸妈妈，你们老了，一定要到东北来欢度晚年！”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去，竟是死别，这一言，竟是终言。

　　二

　　李建建，16岁的花季少女，清纯活泼，美丽可爱。42团保卫股干事天津知青吴瑞昌在1连办事时，对这位小老乡有深刻印象：这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长得像李玲玉。

　　她有很强的进步欲望。1969年10月31日，就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先后3次写了入团申请报告。她工作泼辣、认真。11月，连里发生一次山火，她表现特勇敢，烧了头发和衣服，一点也不害怕。年终评比，就被评为“五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