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亡灵》(10)

　　嘎仙洞就在这一石一坡之间，成为拓跋鲜卑人的祖宗石庙，成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成为他们指点江山，挺进中原，统一北方的策源地。在这样一个列祖列宗历经沧桑开山辟水建功立业的地方建一座石窟，作为祭祀、缅怀和留存鲜卑文化的场所，也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就像云冈石窟见证了鲜卑人的统一北方，龙门石窟反映了多元文化融合那样，这座该建而未建成的石窟就应该叫嘎仙石窟了。

　　是这样吗？

　　米文平的发现和考证科学地证实了嘎仙洞是鲜卑人祖宗石庙的历史存在。崔越领考察得出的未竟的嘎仙洞石窟的结论，可惜仅是一家之言，没有史料的佐证，也找不到相应的历史遗迹和文物来实证。民间的传说和人们的推测，只能作为科学考察的参考而不能妄下论断，实地勘察获得的碎片和意象还需要综合分析，而力避苏轼考察石钟山所说的“郦元之简，李渤之陋”之臆断。谜团还需层层揭开，疑惑仍应逐个解析。

　　然而，冥冥之中，恍惚有一条线牵着我摸索着前行，那就是：嘎仙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循着这条轨迹，我似乎撩开了蒙在嘎仙洞层层面纱的一角，看到了些微的神秘，仿佛透过照射在嘎仙洞的西线阳光，感觉到了佛像的灵动和神奇。朦胧中，我好像找到了鲜卑人南进和西行的足迹，望见了他们从嘎仙洞到呼伦湖，从平城到洛阳驰骋中原的旌旗。嘎仙石窟的未竟佛像在向我低吟，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在向我招手，龙门石窟的伊水在向我微笑。我应该走向他们，我必须走近他们，我要感受他们的心跳，我要听到他们灵魂的声音……

　　2012年2月6日于上海寓所

　　武周山随想

　　一

　　我在武周山上凝望。

　　眼前是武周山主峰云冈，著名的云冈石窟就在南麓。山脚下，被金太宗南移的武周川自西向东淙淙流过。整修一新的云冈景区，再现了昔日“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的景象。

　　云冈石窟，处处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令人魂系梦绕，发人无限遐想。

　　我的目光转移到了武周山的东方。

　　极目处，天地交会，那是辽阔浩瀚的大兴安岭，是拓跋鲜卑族的发祥之地。他们从嘎仙洞附近的古称大鲜卑山一路走来，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民族迁徙。公元1世纪上半叶，传说中的拓跋首领推寅率众“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二百年后，邻于儿子诘汾率部南移，经过“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不管是《魏书》的美丽谎言，还是拓跋人世代口授相传的叙述，两次迁徙，意义重大。从极北的大兴安岭深处，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呼伦湖东畔，从森林到草原，从渔猎经济到游牧经济，从游猎民族到游牧民族，他们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转身。

　　当从草原民族那里学会了全部游牧本领，在呼伦湖畔完成“脱毛换羽”后，他们又毫不犹豫地离开这片丰饶的土地，扑向更广阔的历史舞台——漠南匈奴故地，阴山山脉南麓的河套地区。

　　这里曾经是匈奴单于头曼和冒顿兴起之地。匈奴部一分为二，一支西迁，一支南下，从此一去不复返。留下了丰美的水草和似乎还缭绕在天宇间的胡笳声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拓跋鲜卑的文明史在这里拉开了第一幕，一个纵横中国北方的优秀民族，一场波澜壮阔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剧目从此开启。

　　行文至此，不禁在想：拓跋鲜卑为何要离开养育自己的大兴安岭？又为何要离开美丽富饶的呼伦贝尔草原继续迁徙？难道广阔的森林不能满足他们的生存？难道丰腴的草原盛不下他们对外部的渴望？也许是自东汉开始的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寒冷期，使他们越来越不适宜在东北的居住？也许是早于他们迁徙南下的鲜卑人的生活，中原汉族先进文明的农耕形态，激活了他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思维，吸引他们走向更辽阔的草原？甚或在他们的血液中，在他们的生命基因里，就有不甘寂寞，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元素存在，驱使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扶老携幼，历尽艰辛，行程2000公里，从极北的深山密林、大漠荒野辗转来到能施展他们历史抱负的“匈奴故地”？更或许是神的指引，是神启示他们，是神兽在引领他们，举行了这具有决定他们历史命运，决定北中国前途的远程跋涉？

　　我找不到答案。

　　但我清楚知道，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在同是东胡族系的鲜卑种群中，他非同寻常，他是鲜卑人的另类。他必将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打开历史的出口，谱写北方少数民族从未谱写的历史新篇章。

　　二

　　我站在武周山上继续眺望。

　　脚下的武周川缓缓流淌，两岸树木扶疏，葱茏滴翠。在它的旁边，横亘着一条名叫参合陉的古道，从大同出发，直接内蒙古的盛乐(今和林格尔)。这是一条古已有之的交通要道，开辟于战国时期，王昭君出塞走的正是这条道。拓跋鲜卑入住平城，也是由此道而来。

　　视线顺着这条道往北，我似乎望见了代北，望见了盛乐。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以阴山山脉为中心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过渡地带。向东延伸至西喇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向西沿河西走廊一直伸展到沙漠的边缘。

　　代北，就在这个过渡地带的中心。

　　阴山以南、陉岭以北、上谷以西、黄河以东被指称为“代北”的地带，是拓跋鲜卑民族生长发育成熟的摇篮。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它会孕育出一个包容乌桓及其他民族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拓跋部，足以承担结束十六国纷争的时代任务。

　　在东晋十六国百余年的纷争中，拓跋部没有远距离迁徙，没有太多地参与北方混争。百余年中，他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大转折，从力微到猗卢，从什翼犍到拓跋珪，演变着拓跋部落联盟的盛衰起伏。在这种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拓跋孽生繁息，获得了这一百多年的僻处边隅的发育时间，贮藏了大大超过五胡中任何一种的发展潜力。可谓蓄势待发。

　　在这百余年中，拓跋与匈奴，拓跋与各部鲜卑，拓跋与各种名目的杂胡，拓跋与高车等部，尤其是在与乌桓的共生互动，争斗交融中，磨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造就了自己。经过历练的拓跋部，具有了很强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即使在代国被苻坚破灭，在衰败之后，也不曾出现一个堪与匹敌并取而代之的拓跋对手。终于，在胡族骤兴骤灭剧烈的政治变动中，他没有使“十六国”变成“十七国”，而是乘时崛起，走出代北，脱颖而出，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在下启隋唐主局的进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是拓跋鲜卑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他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同族系其他族群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的民族性格，足以使他成为北中国的统领者，足以使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民族发展的辉煌史章。

　　公元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定都盛乐，4月改国号魏，史称北魏。398年，迁都平城。

　　三

　　我驻足在昙曜五窟前。

　　云冈石窟是鲜卑人的伟大创造。它以典型的皇家气派，运用鲜卑民族的政治力量，把自己的民族意识、皇家意愿、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凝重而洒脱地熔铸于石窟之中，那浑厚淳朴、粗犷豪放的西域格调，富丽堂皇、充满帝王气象的太和情韵，秀骨清相、典雅俊逸的艺术风格，充分表达了中西文化有机结合，汉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交相融合的“云冈风格”，展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和谐相融、包容大度的多元文化的气派和胸怀，从而散发出撼动人心的独特气质和无穷魅力，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佛教石窟艺术的经典巨作。

　　面对“帝佛合一”的昙曜五窟，我神思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