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亡灵》(11)

　　二十窟，露天大佛，主像释迦牟尼高13.75米，高肉髻，广额丰颐，面相丰圆，两耳垂肩，深目高鼻，眉间有白毫，蓄八字须，嘴角上翘，双肩齐挺，双手作禅定印，气势恢弘，法相庄严，象征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挺拔健硕的身躯，显现着鲜卑民族的彪悍与强大，粗犷与豪放，而那微启的嘴唇和慈祥的面容，却隐示着拓跋珪的谋略，自信而睿智，宽容而野蛮。

　　就是这个究竟是什翼犍的儿子还是孙子，没人能说清楚的“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业”的拓跋珪，于公元386年正月在牛川大会诸部，举行登基典礼，都盛乐，树起了北魏的大旗。

　　他“忘恩负义”。为了进一步根除强大外戚部族干预拓跋事务，为了从部落联盟共主地位上升为专制国家皇帝，他借助慕容部之力，大败叔父拓跋窟咄，征服了独孤、贺兰部，反过来又智胜并灭亡了曾帮助过他的后燕慕容部。

　　为了北魏的帝业，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强制离散母族贺兰部，妻族独孤部，祖母族慕容部，荡平代北，扫除了创业的主要障碍。

　　他“伤天害理”。为了摆脱无序继承皇位的纷扰和巩固父子继承制度，他建立“立长子为储贰而赐死其母”的制度，即子贵母死，而不惜逼母、杀妻。他残酷，他残忍，他悖逆人性。以致受做亏心之事的折磨，“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精神恍惚，自谴不已。

　　忘恩负义。他却提升了拓跋族在各族关系中的地位，增强了北魏政权的统治能力。离散部落，却是对结束五胡十六国乱世局面清醒而重要的一举。

　　伤天害理。鉴于拓跋屡代强后及后族干政引发动乱的惨痛教训，他以极其野蛮的手段，有效解决了具有高度文明的君位传承问题。

　　子贵母死，逼母，杀妻。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过程中，残酷的暴力成了催化剂。暴力铸成了伤天害理的罪恶，千古谴责。

　　野蛮孕育了文明，但付出了极其痛苦的代价。

　　拓跋珪，这个北魏开国皇帝，野蛮又睿智，以其非凡的能力治国，奠定了北魏由此长期稳定的民族基础，以其特殊的性格，给拓跋鲜卑注入了鲜明而独特的民族内涵。

　　四

　　然而，在拓跋珪严厉的子贵母死制度面前，仍然出现了冯太后弄权数十年而未被清除之事。

　　文明冯太后，本汉人，出于北燕皇族，“多智略，残忍，能行大事”，她没有强大的外家依靠，之所以能长期弄权，屡操胜算，是因为她充分而又巧妙地利用了子贵母死制度压制对手，以逞阴毒之故。名义上她是太后，却不是任何一个北魏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并不是子贵母死制度中需要先予处置的人物，她从文成帝拓跋浚封乳母常氏为皇太后受尊重的事例中得到启发，深知最可靠的手段是母养皇储，从而控制日后的新皇帝，掌握北魏王朝的未来。皇子宏生，冯太后“躬亲抚养”，这一没有母亲的幼小皇子就成为冯太后的掌中“奇货”，她刻意利用子贵母死之制，除赐死储君之母李夫人以外，甚至诛戳储君的母族。孝文帝即位，冯氏为太皇太后，由此获得了擅权摄政长达25年的机会。

　　然而，就是这位长于权术，聪慧果决而异常阴毒残忍的女人，在两度摄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影响久远的改革举措。她是三长制、均田制、班禄制的卓越设计者和组织者，她整饬吏治，反腐刺贪，缓和了长期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帮助孝文帝整治朝纲，推行“太和改革”，将北魏的汉化推向巅峰，完成了百年拓跋封建化的进程，创造了北魏王朝的鼎盛时期，为拓跋北魏的历史性崛起作出了重大贡献。

　　她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后的武则天、慈禧绝不出其左右，她的成功和作为远在这二位之上。

　　云冈石窟中的“双窟”、“二佛并座”像，是皇权政治形式的象征，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临朝听政，艺术地展现出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二圣”的帝王形象。

　　在大同市东门，新修复的平城城墙外，耸立着拓跋珪、文明冯太后和孝文帝拓跋宏的塑像。

　　文明冯太后的雕像，仪态万千，风姿绰约，目视前方，仿佛在和我们对话，又像是在倾听：

　　21世纪的中华改革，是否如当初那样，有太和遗风，孝文风骨？

　　五

　　我伫立在18窟释迦牟尼立像前。

　　18窟，正中为释迦牟尼佛，两侧是胁侍菩萨，菩萨上方为十大声闻弟子，东西两侧又各雕立佛像，这种排列，在云冈石窟仅此一例。

　　释迦佛像15.5米高，比20窟佛像高出近2米。主尊佛像，高肉髻，面颊丰圆，身躯魁伟，眉眼细长，鼻梁高挺，深厚质朴，一派傲视寰宇之姿，具有鲜明的拓跋鲜卑形象特征。象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只见佛像袒右肩袈裟，轻薄贴体，浅直平阶梯式衣纹上有序排列着上千尊小佛像，有的坐在长茎莲上，与主佛形成鲜明的对比。佛像右臂下垂，左手挽衣襟置于胸前。手部柔中带刚，饱满而富有弹力。

　　千佛袈裟的雕刻，是昙曜的创举。

　　拓跋焘，武功盖世。他是拓跋珪的长孙，在他身上流有祖父开疆拓土，凶悍善战的血液。公元431年灭掉匈奴赫连氏的大夏，436年灭掉北燕冯氏，439年灭掉割据河西的北凉沮渠氏，449年击败柔然，从而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中国北方一百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北方，与江东刘宋王朝对峙，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南北朝格局。

　　北魏的疆域此时北抵大漠，南临江淮，东濒大海，西至关陇河西走廊。俯瞰周边民族，雄视刘宋江南。

　　北魏成为中国北方真正历史意义上的第一个一统王朝。拓跋焘功不可没。

　　然而，拓跋焘制造的“国史之狱”，却直接导致北魏百年史风败坏，史学不振。盛世修史，当直笔实录。太史公司马迁书“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被尊崇为史德之首。

　　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先人事迹无涉荣辱，无大违碍；当皇权在握，礼法人伦关切利害，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直笔实录就另有分寸。“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这才是太武帝拓跋焘所需要的实录。然而，崔浩却不知揣摩，直笔“备而不典”、“暴扬国恶”，终遭杀身之祸，满门抄斩，并株连九族。

　　不许直笔则无史可言，允许直笔又惧扇扬褒贬。

　　诛史官，始作俑者，是拓跋焘祖父道武帝拓跋珪。拓跋焘一脉相承。北魏国史大狱之兴及北魏史学不振，根源盖出于此。

　　今之视古如此，后之视今又该如何？

　　拓跋焘的“太武灭佛”，在北魏初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凉州僧团东移，在促成平城佛教骤盛之时，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道之争。受嵩山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影响，太武帝于真君十年(446年)诏令灭佛。一时间，沙门坑杀，佛经佛像遭毁。“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

　　然而，毁之愈烈，求之弥切。太武灭佛，却刺激了北魏佛教的迅猛反弹，失势的佛教以更大的势头在北魏流传开来。

　　于是乎，云冈石窟开凿了，昙曜五佛应运而生了。

　　那袈裟上的千尊小佛，难道是昙曜有意向太武示意，坑杀的沙门要返回自己的灵魂？那挽襟于胸的手势，是在表示悔意还是道歉？

　　拓跋焘毕竟是知感恩的君主，他想知道拓跋是从哪里来，更想知道会到哪里去。当乌洛侯使者告知“先帝旧墟”时，即派遣中枢侍郎李敞前往嘎仙洞寻宗祭祖，并留下了足以证实大鲜卑山是拓跋鲜卑发祥地的201字祝文，同时留下了似乎要开凿嘎仙洞为石窟的某些痕迹。

　　令人不解的是，李敞返回平城后，却如泥牛入海，从此杳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