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16)

　　史福威笑了笑，不假思索地说：“非常好回答，我并没否认中华民族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古代中国拥有最先进的文明，注意吉田茂强调的是古代，非指现代、近代。日本的大化改革就是学习中国文明才进入封建社会的，对于他们日本，学习中国的确是一个莫大的恩惠。至于狄氏那段话，也帮不了诘问者多大的忙，别说他基本上也在肯定中国的‘古’字上，是一个人两百多年前的一段话，就是今天某一权威再把中华民族捧上天，又有多大的用处呢？铁的事实不允许我们再不清醒了：同胞们，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均生产值总徘徊在倒数20位前后，人均收入相当于东欧各国的1/15，发达国家的1/30！现在的地球是富裕的北方，贫穷的南方，而中国恰恰是富裕北方中的断带啊！复古、怀古、慕古、贫穷、落后、挨打——至今不悟，真是中国人的一大误区！”

　　既然有了开头，就不愁无人紧跟，不少纸条绕开老太太，源源不断地向麦克风飞来，史福威顺手又念了张：

　　“教授，你是否也很欣赏正在中国大地风行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

　　史福威浓黑的卧蚕眉皱了起来。他知道中央某领导人物刚狠批了这本书，大量的批判该书的文章正在蜂拥报端，但他能媚俗趋时吗？史福威想了想道：“我想讲一讲日本有本畅销书《丑陋的日本人》，美国也有本畅销书《丑陋的美国人》。二书的作者并没受到更多的非难，日本和美国也并未因二书的恶攻、诽谤而民气大衰、国势不振。相反吉田茂的日本对大捧特捧自己的话，其态度倒使我们感到出奇的吃惊。例子便是美国学者傅高义1979年写的《日本名列第一》，这本把日本形容得‘艳若桃李’的书，立即引起日本人的警惕。有人甚至说这是美国人想麻痹他们的斗志——这是‘美国阴谋’。”

　　会场出现了笑声。

　　“最近中国几大报纸，正在大登特登某外国人写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好像非如此，不能洗刷掉‘丑陋’二字。我实在纳闷，祖先很美，是否儿孙一定很美？唉，如果哪位领导人能说，这是某国阴谋那就好了。”

　　会场的笑声更欢了。

　　十二

　　中央表态的事批得吗？省委副书记的心悬起来。这不是下面吹牛，也不是内部讨论，而是一个著名的外国学者、中国社科院专家组组长，在省社科院作的学术报告，既带有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性质，又带有官方的色彩。是的，而今中国开放多了，老百姓可以随便讲话了，学术交流也允许新观点，甚至宽容异端邪说了。但郝牟宽感到一些玩政治的大知识分子们总是那么天真，那么不懂中国的政治：古人谈得，今人谈得吗？老百姓谈得，当官的谈得吗？会下谈得，会上谈得吗？平时谈得，关键时谈得吗？他都恨自己，又没专门邀请他，干吗独出心裁地跑来了？这种场合麻烦事挺多，一般高层领导唯恐避之不及，他还主动前往，不是自找苦吃？比如，万一双方争执起来，叫他表态，看他怎么办？

　　是他别出心裁，想塑造自己光辉形象？是他糊里糊涂，自投罗网？都不是。他郝牟宽乘改革大潮起来，当然想建功立业，但还没有更高的奢望；他在上层工作不久，不够老练，但还不至于愚蠢至此。年轻的省委副书记感到脚下是一个滚动的车轮。走老路，慢慢来是不行了。他想站稳脚跟，非采取一些开放措施不可。比如“邱剑、曼丽事件”吧，“文革”前的省委书记谁遇上过？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如果说早在几年前冯博士回国找女儿，这一难题就提出了的话，那时也是不难解决的，罪责归于“四人帮”，为了国际影响，保密，等老人一走，就完了。但而今不同，中央很重视，不仅请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来分析、解剖，而且还将它划归中国大战略研究的课题，好像这种家丑国内展览了不行，还非得要在国际上示众不可一样。“文革”中的悲剧可以做出大篇大篇的文章来，但如何与当今四化建设的大战略挂上钩，的确是件不易的事。

　　他是那种务实的人。开始，他以为是哪股邪风吹来了，专门了解了专家组的背景。是的，是中国社科院学院专家组，不是中共中央专家组。它的什么新世纪大战略研究，也是务虚的理论。但因为邱苏一案极其特殊，在冯博士两次回国寻找女儿的过程中，惊动的部委和中央首长真不少。现在又以专家组的名义而来，虽然挂的是中国社科院的名，但你的确很难看透。从第一次的欢迎大会上，包括“风向标”的老省委书记房达都破例出面的盛况看来，郝牟宽感到非同小可，老书记越重视，他就越小心。专家组这样的大行动，他不亲临行吗？

　　“教授，你是否认为中国目前对‘文革’的全盘否定还很不够呢？”台上史福威念道。

　　“不，不是否定不够，而是研究不够。相反，我感到中国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否定，和令人担忧的保护。”教授想到了邱苏案件，说道。

　　会场一阵意外。

　　史福威的声音是洪亮的：“像黄河的决堤和改道一样，‘文革’真是一场大浩劫，无论怎么批判它、诅咒它都可以，但我们还能采用鲧的否定吗？那位因治水失败，而被处死的鲧。应该有新的否定了。鲧死后，抛尸荒野，尸体三年不腐，人们剖开他的肚子，禹便诞生了。禹用了有别于鲧的全新方法，终于治好了水。‘文革’之后，中国应该出现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了，‘文革’也许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界碑。像一条黑暗的路走到了尽头，一条光明的大道才开始。请注意，历史不是简单地被几个魔鬼带入这条歧途的，恰恰相反，它是一批志士仁人为了寻找光明，才把历史引入这条歧途的，带着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巨大的历史悲剧，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这是我们研究‘文革’的重点和难点。

　　“历史真是奇怪得很，十亿中国人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疲于奔命的‘文革’后，多想恢复到过去田园牧歌式的和平环境中去啊，可是，安静了两年，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飓风席卷了中国大地，同样，无论我们怎样欢呼它、诅咒它，它都势不可当地前进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改革与‘文革’有何关系？改革、‘文革’与中国大河文明又有何关系？这些不是摆在我们面前尖锐的课题吗？我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朋友说，再过一两百年之后，当我们的子孙乘着宇宙飞船遨游太空时，会看到伟大地球的东方佩戴着两颗灿烂的卫星。也许它们真是一红一黑、一美一丑。但的确是形影不离的双克星。它们是父子、师生、亲人、仇人。它们相生相克，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一个中有另一个的梦想，一个中有另一个的影子，要研究文明的太阳是如何回升到地球的东方的吗？那就要既得研究改革，又得研究‘文革’。我并不反对我朋友的‘双克星’这个意见，我只是强调：“要有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又是一张纸条，史福威念道：“教授，你这是对改革伟大意义的最佳论证了。”

　　“不，这是一种子系统的理论，或者说‘双克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更大的可能：即我们中华民族满怀希望地改革，在古老文明更大堕力下，在我们领导者的错误决策下，踏入又一次周期性崩溃的泥坑！先生们，女士们，面对中国的现状，你们不担忧吗？”史福威皱了皱眉，他甚至大声地呐喊了，几乎是不能自控地向另一个更加危险的禁区踏去……

　　虽然，他是以普通听众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虽然他坐在这批姓“武”的人的圈子里，古庭芳却有一种出将入相的感觉。近来他在几个学会上的发言，在电视上的亮相，大大提高了他法学家的知名度。如果说郝书记是以党的领导身份来参加的话，他就是以专家的身份来出席的。开始时，古庭芳只是将那副很别致的金丝眼镜戴上，轻松地靠在椅子上听着，举止大方，有一种工作劳顿之余的慵倦感。大凡那些日理万机的党政首脑、学富五车的专家权威，在开不完的应酬会时都是这种表情吧，他还哪有时间像孟禹一样聚精会神地听，正儿八经地记呢？

　　“伙计，这跟我们有啥关系？”市税务局的办事员金华打了个哈欠抱怨道。

　　“夸夸其谈，有啥意思。”而今的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黎敏也附和了一句。

　　古庭芳皱眉了，什么才有意思呢？这个当年的监狱长，是否只有让他像在“文革”中那样，用枪押着犯人修岗楼、造碉堡、架电网，强迫犯人劳改才有意思呢？看书没有？外国的监狱比我们的宾馆还好，厕所有鲜花，还有体检，禁止体罚，废除死刑。也许有些吹，但改革是方向。还能吃老本吗？说实话，古庭芳开始也觉得没意思。讲“文化革命”，外国人还能有他体会深？笑话！但没想到老教授平时温和敦厚，台上却这么锋利尖刻。

　　与郝牟宽一样，古庭芳也是来摸专家组的底，摸邱苏一案与中国大战略的关系的底的。但他又与省委副书记不同，郝牟宽新来，只是这一研究的领导者，而他是老人，既是这一研究的领导者，又是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包袱沉重得多！比如后排就有几员大将，开会至今牢骚不断，自以为对党有感情，其实很坏事，要批评。

　　“啊，‘文革’还不该否定？”金华又在后面议论开了。

　　“‘文革’算老几，他说改革还会失败呢！”侦查科长皮苈气咻咻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