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藏地密码》(6)

　　“试试吧，机会难得呀！”

　　大家附和道。

　　平时，边勇就一副公子哥的样儿，甭说背人，连拿扫把扫地这样的力气活也没见他干过。现在可好，背人？怎么背呀？背得动吗？

　　大家越是起哄他就越显得尴尬。

　　“背不动吧？边大少爷？”泥流石更是来劲，可抓住一次拿边勇开涮的机会，“一个大老爷们儿，连个女孩子都背不动？真是差劲哪！”

　　“嗨！别像个娘们儿嘛！”大家起哄道。

　　“好……吧。”边勇被挤兑得无地自容，脸上的表情像苦瓜。犹犹豫豫，想了想，鼓起勇气说：“试试就试试！不过，一旦出了安全事故，比如你自己摔下来、我不小心踩滑啦等等，可是你自己负责呀！”

　　“怎么会呢？不就是背一背吗？至于吗？”泥流石吼道。

　　“是嘛！至于吗？”大家跟着起哄。

　　“那……好，来吧。可是，怎么才叫背呢？”

　　“傻小子！”泥流石走上前，把边勇的腰弯下去，“就这么背。从这块石头开始算起，看你小子能背多远？”

　　边勇弯下身子做好背的架势。

　　红红在众人的瞩目之下，一纵身，跳到边勇的脊背上。

　　边勇身子晃了几晃，泥流石赶紧上前扶住。

　　泥流石这一扶，似乎给了边勇一点刺激，他坚持了一下。站稳后，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晃地开始朝前走。

　　红红在他的脊背上调皮地唱道：

　　“茶马小路一条线哪……”

　　大家伙反应极快，回应道：“跑得马来射得箭呀……”

　　“我在老边的脊背上呀……”

　　大家回应：“看得我们心里馋呀嘿。”

　　“谁还想上来试一试呀……”

　　大家回应：“就怕老边他不干呀，忽儿嘿！”

　　“噗通”一声，边勇把红红从脊背上撂了下来，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大喘气儿。

　　“哎呀！你想摔死我呀……”红红大声吼道。

　　“实在……背不动……了！”边勇喘着粗气说，“我等……不如古人……我等不如……古人呀……”

　　“这才走了几步呀！连二十米都不到！”泥流石指着小路上的石头，取笑道，“真丢人哪！”

　　“那，你来试试？”边勇反唇相讥，说。

　　“可以呀！巴不得呢！”

　　泥流石兴高采烈，立马做好架势，“来，红红，上来！”

　　大家起哄道：“红红快上、红红快上……”

　　“嘿、嘿、嘿，泥流石呀、泥流石，净想占我便宜，想背我呀，没门儿！”红红噘着嘴说，“你去背背老边吧！”

　　泥流石分辩着：“背他呀？肯定死沉死沉的，比茶包沉多啦！背他，我还不干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谁不知道你就想背人家红红嘛！”

　　“我是想着来，可人家不干呀。”泥流石悻悻地说。

　　“非诚勿扰嘛！”

　　次仁扎西真不愧是位真正的藏学家，一旦讲述起藏地文化便会滔滔不绝。

　　“大家都知道，四川古称‘天府之国’，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人已经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了。”

　　当时，蜀地的商人常以茶叶、盐巴和其他物产与大渡河以外的少数民族部落交换牦牛、骡马等特产。这一时期进行商品交换的道路古称“牦牛道”，也可算作最早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是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崃)、雅安、严道(荥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过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新渡桥、塔公草原)的旄牛王部落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由于这个时期藏地的饮茶习惯还未普遍形成，一方面由于茶叶在内地被视为药品使用，价高量小，另一方面，上层领域和文人雅士对茶推崇备至，尚不可能被内地普通阶层大量使用，以至于能够输入藏地的茶叶数量更为有限。

　　到了唐代，吐蕃王朝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汲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认识到茶叶在汉藏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实行榷茶制，限定互换的物资，内地为茶叶，边疆为马匹。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颁布实行茶法的朝代。这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形式，就是史学界所称的“茶马互市”。

　　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路东起长安，经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期，茶马互市还未限定口岸。到了宋朝，朝廷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并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

　　到了元代，为了发展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大大延伸。

　　明朝政府特别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茶叶的数量，抑制茶商投机行为。

　　据《明史》记载，公元15世纪60年代，代藏区朝贡的人员一次多达3000～4000之数。他们把藏区的牲畜、皮毛、药材、藏香、藏绒、铜佛等特产和手工艺品带入内地，把内地的金银、绸缎、布匹、茶叶及各种生产工具带回藏区。

　　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许朝贡者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干脆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强与长河西、朵干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运茶，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与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年)，又规定乌思藏、朵干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成为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清代，四川与藏地的交往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戍军所需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选派、供应。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交易。不过这个时期茶马交易的内涵已经大大丰富，不仅仅限于茶叶和马匹的交换，还包括了土特产品、药材、手工、百货等各种物资的汉藏贸易。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廷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在大渡河上架起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

　　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葛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线，沿途设立粮站、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之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在实际应用上，这条路也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被称为“川藏商道”(川藏北线)。这南北两条路汇合于昌都，使得昌都成为川藏、青藏、滇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也是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