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继东：写作，如西西弗推石头上山
编者按
“文海观潮——浙江作家作品观察”将以访谈、视频等形式，陆续推出14位浙江作家创作观察。本期聚焦作家斯继东。
斯继东，1973年生，浙江嵊州人。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小说散见《收获》《十月》《人民文学》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各类选刊选本，多次进入收获文学榜、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等年度榜单。曾获郁达夫小说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结集出版有《白牙》《你为何心虚》《今夜无人入眠》等。曾任《野草》主编十年，现为浙江文学院名家工作室成员，绍兴市作协主席。
访 谈
打开斯继东发来的文档，从写作伊始发表过的作品整齐有序进入视线。名称，类型，刊物，年份，逐一排列。浏览下来，可以注意到一位作家的创作轨迹。以2020年为分界，小说创作渐少，相较于早期的饱满昂扬，斯继东对写作的热度似乎冷了下来。寄来的小说集《开口说话》《今夜无人入眠》《你为何心虚》《白牙》分别出版于2005年、2013年、2018年，凑近闻，隐隐约约的陈旧书香袭来。我无意再追问一位作者早期的精神路径，岁月会让人生长出新的筋脉与骨骼，想法与观念上的变化，是最令我好奇的地方。而斯继东在写作上的秘密，似乎就藏于近年来的新作《禁指》《传灯》《母亲大人膝下》《饕餮》等小说当中。
中国作家网：斯老师好！与前期相比，自2015年后，您的小说创作频率似乎慢了下来，反而更多落笔在散文。您在一篇创作谈中曾说“迟疑的根由是怕自我重复，近乎强迫症似的求变，导致结果是作品严重低产”，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迟疑与求变？
斯继东：我的个人兴趣始终在小说上，“更多落笔在散文”是个误会。那些创作谈、印象记、采风作业之类的应约应景之作，我自己称之为“杂碎”，实在算不得正儿八经的作品。我大概一直是个低产的小说家，因为时不时就能收到师友们“写得太少”的“惋惜”，至今还欠着诸多期刊的文债。这个一方面确实跟性情有关，作家东君是了解我的，在某篇印象记里，他如是说：“可斯继东偏偏又是一个产量不高的小说家。他为什么会写得那么少？原因大概是他把小说当作遣兴的酒，而不是管饱的饭——他有着南方旧式文人的散淡性情，他无法忍受自己像享用一日三餐那样每天在既定的时间内坐在那里写作。换言之，他写小说，就像跑到酒馆里喝酒，乘兴而来，兴尽而返。”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我把写小说这件事看得太重了，太过“敬惜字纸”。总怕写出烂作品，老是担心自我重复，每每神经过敏于文本的价值，期期艾艾，疑三疑四，迟迟落不了笔，最终导致许多小说“养”着“养”着便胎死腹中或不了了之。可能对作家而言，有那么一点盲目自信、自大自恋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我的问题无疑就是“想得太多，写得太少”。
中国作家网：阅读您的早期作品，在欲望的逆流中，会隐隐感受到一种压抑、束缚的故事气氛，人与人、人与物多向度的微妙勾连，凸显某一侧面个体与生活、命运的无力对抗，最终落脚点，难免指向困惑人生的终极命题——无意义。自《禁指》后，作品风格明显发生了改变，基调温和中正，整体文本也由延伸趋向收束。纵向梳理创作轨迹，您自己是否也有这种感觉？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一个作家的变化？
斯继东：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本质上，所有门类的文艺作品都是作者的某一种表达。只是对以虚构为本义的小说而言，这种表达显得更为间接和婉转而已。作品风格和主旨的变化，背后对应的是作家认知的改变和提升。比如我们常说“真善美”，年轻时，会觉得“真”是第一位的，没有“真”，“善”和“美”便是无本之木，因此以为发现并呈现“荒诞”这个存在的真相，便是孔子所谓的“辞达”。人近半百后，观念不知不觉就变了：艺术仅仅呈现这种“无意义”是不够的，小说家应该具备在“无意义”中看到“意义”的能力。
“真”依然是第一位的，但还得加上从“恶”中提纯出来的“善”，然后才能真正抵达“美”的至境。现在流行一句话叫“笔墨当随时代”，我觉得作家艺术家对于时代更要有一种审视，这种审视当然也包括自省。我近些年写的《禁指》《传灯》《母亲大人膝下》等一批小说，题材都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在这些人物身上，我有意无意着墨的，似乎正是现世人心中缺失的东西，比如品行、秉性、情义和风骨。
中国作家网：如果之前大部分小说以“存在的荒诞”作为考量基点，间隔经年，目前这一阶段您有着怎样的创作诉求？
斯继东：凑巧最近看到评论家李德南言及，“作家斯继东的一个说法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认为，存在主义是70后这代作家的哲学根基。”谈论这样的话题应该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重提存在主义，首先跳出来的依然是加缪笔下那个一次次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但现在的我会觉得，加缪借助西西弗神话来讨论荒诞，是有一个前提的：加缪和他的读者都熟悉西西弗神话，也就是说推巨石上山（巨石会因重力自动滚落）这件事跟西西弗这个人是天然捆绑在一起的，荒诞客观存在，它其实只是个起点，加缪的目的是让我们凝视这件事，通过正视荒诞的方式来对抗荒诞。与其说加缪在讨论荒诞，不如说他在讨论对抗荒诞。所以加缪才会在结尾写道“应当设想，西西弗是幸福的”。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
文学自然有超越国界的通约部分，但一个中国作家其实是无法真正写出一部欧洲小说或者美国小说的。当我们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经营所谓的小说时，人物不再鲜活，更近于某种表达概念的工具，而文本则自带一种照虎画猫的套写感，读上去不免别扭而夹生。跟其他文体不同，小说有很强的俗世性，人物必须活在自洽的场域和语境里，就像一株自然生长的植物，它跟土壤、气候和周边环境是共生的，你如果把它单独揪出来，树就不再成其为树。或者说，树还是“树”，但它只是一个词。有人曾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先按下“伟大”这个定语不表，再把表述中的“长篇小说”改扩成“小说”，这大概就是我想写出的理想状态的“中国小说”。
中国作家网：无论哪一时期，您的小说中总能窥见历史叙事的身影。如《寻找家谱》《梁祝》《打白竹》《广陵散》，还有近年的《禁指》《传灯》等等。文学创作中，重回历史这一部分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斯继东：小说为什么叫“小说”，不叫“大说”？那“大说”又是什么？我觉得“大说”就是历史。大人物被定格在正史的大事记里，他们是逻辑链，参与构建了粗线条的历史，但我们想让他或她回到日常中，显露真实的多面向的人性。而小人物则只出现于一鳞半爪的史料里，面目模糊且残缺不全，他们注定是被用来填充吃人的历史的牙缝的，而我们希望看到的他或她是整全的，因为在独属于他或她的人生里，他或她从头至尾都是主角。除了人，还有事。那些载入史册的事是真实的吗？“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关键就看谁来写。
就算结果是真实的，那么起因呢？在强调必然性的同时，我们又忽略了多少偶然性？如果把史书中的某个历史事件比作得克萨斯的那场龙卷风，一个穷街陋巷里的屠狗辈可能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那只蝴蝶，当他起念动心时，就是蝴蝶扇动了翅膀。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对历史感兴趣的地方是什么？是真相，是必然性背面的偶然性，是大历史夹缝中的小人物，是万千写不进大事记里的幽微人性。
中国作家网：现在您创作小说，会首先从哪方面着手，题材？结构？人物或者其他？
斯继东：很难一概而论。但总体上似乎有一个从“事”到“人”的转变。就是以前写小说，更多是因为听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人物关系是依附于这个故事而架构出来的。现在更多是对某个人物感兴趣，然后编织故事情节生成一个小说。前一种因为注意力更集中于事，以及背后的理趣和意蕴，难免有人物形象单薄，导致小说概念化的风险。后一种先有鲜活的人物形象，你只要“贴着人物写”，故事更容易风生水起。
当然，人和事其实也是一体两面的，有时候很难分清谁先谁后。题材是一个相对虚的概念，如果没有找到对应的人物和故事架构，它就没办法变成小说。往简单里说，小说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问题。结构和叙述人等等都是第二位的，是技术层面（怎么写）的问题。年轻时初生牛犊，一个场景、一句对白、一个突然冒出的念头就能抡起笔写，现在再也不会这般冒失了，一般都会先把它养在脑子里，耐心等胚胎发芽，再抽枝散叶，直至有一天顶开天灵盖。
中国作家网：对于您自己而言，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还是痛苦的事情？
斯继东：痛并快乐着。每个小说都是“小径交叉的花园”，作为一个孤独的行者，你时时处处都面临选择，你想独辟蹊径，你想走上最便捷的那一条路，你想看到路上最美的风景。对人类而言，选择总是痛苦的，前途未卜你又怎能不踌躇不彷徨？而当你终于到达目的地，所有历经的痛苦瞬时都转化成了快乐。写作其实与西西弗推石头上山并无差别。辛波斯卡是这样说的：“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中国作家网：您曾主编《野草》杂志，接触大量当代作品，您认为当下文学生态呈现出怎样的特质？
斯继东：前两年评论家张莉曾经做过一个问卷，其中有相似的提问，请允许我偷懒将答话复制粘贴如下：如果必须用是与否来回答的话，我对中国当下小说创作的现状是不满的。但是，当白纸黑字敲下这句话时，我却又显得疑虑重重。其一，小说整体的疲软只局限于中国吗？这些年一年一颁的诺奖，一批又一批被译介的外国小说有让我们特别兴奋吗？ 那种爆炸式的、现象级的文学狂欢好像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了。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本身的问题呢？任何事物发展、演变越趋成熟，那么它的可能性自然也会变得越来越小。
其二，我的这种判断会不会是片面、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呢？每年都有海量的小说在发表出版，我的阅读视野足够宽广吗？我选择的样本是科学的吗？我会不会仅仅止步于声名表面的光鲜泡沫而忽略了洋流底下汹涌的暗潮呢？
其三，作为一个小说家——“被不满”的一分子，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于妄自菲薄，吝惜于（其实是无力）赞美我们的同行和自己了？
如果大家都表示不满，那么，这样一种让人普遍不满的小说现状是如何形成的呢，责任到底在谁？当我们在会场上表达不满，指斥当下小说整体平庸的同时，新书发布会、图书市场和作品研讨会上却遍地都是“联袂推荐”的书腰——一部部皆扛鼎之作，个顶个都是牛作家，怎么就“堆”出个“整体的平庸”了呢？作为小说家，你有敬惜字纸吗？你在拒绝重复自我吗？你有三个月不在刊物上露脸就怕别人把你遗忘的焦虑吗？作为编辑，你是否也如作家（另一种身份）一样偏执，你愿意相信好小说有很多种可能吗？你会给无名之作放头条吗？作为评论家，当面临选择时，你把票投给那部挑战个人审美经验的冒犯之书，还是心一软投给相熟的名家的四平八稳之作了？如果我们都拿照妖镜照一照，如果谁都经得起这些考问，那么，文学的生态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中国作家网：人至中年，对于写作，您还有怎样的不满足抑或困惑？在接下来的文学道路上，想尝试哪些方面的探索？
斯继东：这些年我的创作一直以短篇小说为主，我似乎是跟短篇小说较上了劲。为什么会偏爱这种体载呢？可能这样一个体量，正好是合于我的习性的。就像家里那个一百来平的小院，没有小到因容不下木石池鱼而存遗憾，也尚不至于大到因莳花弄草累人而生烦恼。但短也有短的不好，从这一个到下一个，那种过于频繁的切换和一次次的重启，也着实磨折人心。
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到长篇。对一个作家而言，没有写过长篇总归是种缺憾。没有试过，你又怎么知道鞋合不合脚呢？唯长篇才有的那种正面强攻，那种泥沙俱下的包容性，那种全须全尾的人生，那种网状的人物关系，那种人与时代的同生共进，确实都挺诱人的。其实这样的题材和构思也不是没有，至于最终能不能写出来，就只能看缘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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