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张学东的创作一直紧盯现实生活，以文学虚构的形式表达对当下社会种种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同时，带有自我生命经验的历史与记忆，亦是其丰厚的写作资源，在近年出版的长篇《西北往事三部曲》中，张学东以深邃的历史视角、生动的叙事笔触，展现了西北边地的风土人情、社会变迁与人情冷暖。新近发表的小说《一幕光影》亦是这一脉络上的写作，在这篇一万余字的短篇中，作者并没有苦心经营于谋篇布局，抑或叙事技法上的花样实验，而是将真诚情感灌入朴素文字，形成一篇清新隽永的时代短章，在寒冬未尽的新年伊始，这幕光影温暖人心。

《一幕光影》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小镇上。同为70年代生人，我对作者在小说中所营造的时代氛围感到熟悉而亲切。这种时代氛围是由诸多细节来表现的，诸如“裤腿又长又宽，裤脚边像宽大的扫帚头”的喇叭裤和“颜色很深”“镜片子都有扑克牌大小”的蛤蟆镜，成为彼时年轻人的时尚穿搭；头发卷蓬蓬的年轻小伙子拎着的录音机里播放的流行音乐，从邓丽君的《甜蜜蜜》，突然换成了苍凉沙哑的男声《一无所有》……这是“我”随师傅到县城“跑片子”时所见，县城里的时髦令来自小镇上的“我”眼花缭乱，而崔健震撼了一代人的歌声，也令处于青春迷惘中的“我”震惊且共鸣。

所谓“跑片子”就是去取电影的胶片拷贝，在我成长、亦即小说中所写的那个年代，电影胶片拷贝数量是不够的，所以一部热门电影的拷贝往往需要在不同的影院之间流转。有的时候，过了时间电影还没开场，工作人员会出来解释说是因为拷贝还在过来的路上，我便想象着，它是坐着火车还是小汽车？从哪个城市过来？观众等得心焦，工作人员有时会放一个加片，那就是等于看了两部片子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电影的热情，对好影片的渴望。这是一个物质并不富足，而精神文化生活却相当富足的时期，又或者说，在物质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对物质的追求还没有全面压倒对精神享受的追求，而精神享受却比较容易满足，且同样带给人十足的幸福感。

这是在镇上，相对县城和城市边缘落后，然而，改革开放的春风“虽迟但到”，终于还是吹到了镇上，反映到影片上，“早些年大伙净看革命片了，搞得满脸都是苦大仇深的阶级斗争相，如今总算有了《咱们的牛百岁》这样的轻喜剧，跟群众生活贴得近，叫人开怀大笑”。在“后革命”年代，社会氛围和人们的精神状态松弛了不少。在这样的精神文化需求旺盛的背景下，电影放映员这样平凡的岗位，却也显出了它的重要性，还是回到“跑片子”这个词，用师傅的话说，“就拿跑片子的活来说，不管放啥电影，都得咱们亲自去上面拿，来回县城跑几十里路，有时片子紧张得很，当天演完还得当天给人家还回去。谁叫咱们是小地方，得认这个命”。而一个“跑”字，跟当时的跑这个、跑那个一样，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余绪下，有赖办事者和管事者之间的很有弹性空间的谈判与拉扯。小说中就写到师傅带着“我”上县城一次跑片子的经历。师傅看中了一部优秀的外国影片《虎口脱险》，而管事的科长却说拷贝紧张，县城里的影院都轮不过来，更别说镇上了。可师傅就是认准了这部影片，各种软磨硬泡之下终于把拷贝拿到了手，并且立马就在镇上临时加映，让群众乐开了怀。

在这篇小说中，张学东塑造了师傅这样一个普通人形象，他从乡村流动的放映员到镇上小电影院的放映员，人生的经历也映照了时代的发展，他的人生本本分分，看起来没有志存高远的目标，而是安于一个平凡的岗位，兢兢业业、钻研业务、为了令观众快乐而默默吃苦，用他对徒弟“我”说的话就是：“放电影这活啊，就是个熬时间的营生，说风光也风光，不管啥好片子，都紧着你自己看。过去，我们走村串乡，为给老乡送一部片子，可以说是风吹雨淋，冬天受冷夏天挨热，还有成群结队的蚊子，天黑了能活活吃了你，那罪可真是没少受啊！虽说如今有了新影院，可该吃的苦还得吃啊。”最终他也累倒在“跑片子”的路上。他的人生远非伟大，甚至有些潦倒，却也如他所从事了一生的职业那般，在世间留下了一幕光影，闪耀着朴素的人性之光。

他的这道光影也照拂了“我”。一次“我”偶然帮师傅解救了一场因放映机着火而导致的火情，两人因此萍水相逢；而后来师傅又偶然将我解救于街头混混的追赶斗殴，并且让“我”跟他学放电影，“他是觉得我这人比较机灵，本质也不算坏，当时社会上确实很乱，混混又多，他怕我跟着那些家伙学坏了”。就是这样的缘分让两人成为师徒关系，直至最后情同父子，其中也有着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朴素的真诚与信任。而正是由于师傅的相助，使游手好闲的“我”没有走上人生歧途，而是被稳固在社会这艘大船上，打下了一生的根基。而也正是师傅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我找到了平凡岗位的价值，也清晰了人生的航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幕光影》也是一篇成长小说。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