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晴代表作
毕飞宇在文坛的出现始于众声喧哗的九十年代，新世纪后进入创作的高峰阶段，但他似乎始终难以被典型地归入到某一个群体中去。对于先锋小说，他从不回避自己的写作起步于此，但也有过余生也晚、没赶上趟的喟叹；对于“晚生代”的称呼，他自认为与这批想要通过重回现实潮流而越过先锋高地的新生力量“一点关系也没有”。有评论曾将这个阶段概括为“前风格时期”：“这样的前风格阶段是以毕飞宇的‘多风格’为前提的”，但“多风格”恰恰意味着“无个人风格”，此时的毕飞宇更多的是以先锋浪潮的余晖出现，还谈不上有什么独门秘笈。然而，搭车虽然迟了，下车的步子却踩得很准。【详细】
（原载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新世纪以后的苏童一直在尝试与过去的自己告别。他自述“许多作家在完成他的大作品之后，都有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割断与过去自己的联系，破坏自己，而不会是延续自己，对我来说，这种念头更强烈，因为过去的我太商标化了，一看就知道是苏童。”[1]这也许就是每一个成熟作家都会悬挂在自己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写作者在成名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个人标签的形成，这也许是一个金字招牌，但长此以往，也就变成了一个金灿灿的牢笼。书写若不能在深度上进一步挖掘，那至少也要把眼光放得更宽一些，这是出于不愿被定型的自我更新与创造，也是每一个自省的写作者都会有的自我要求与期待。【详细】
（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近年来，路遥的尴尬位置逐渐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曾经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路遥极早地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作为曾经以《平凡的世界》鼓舞了一个时代青年的作家，路遥至今仍在大众读者中有着持续的生命力。然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大多将路遥剔除在“经典”的行列之外。这三方对于路遥认识上的错位逐渐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并随着路遥逝世十周年、二十周年的契机愈演愈烈，终使“重评路遥现象”成为了文坛一景。【详细】
（原载于《名作欣赏》2013年第8期（上旬刊） ）
女性婚恋书写中的双重反差：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个冬天的童话》
新时期伊始，女性写作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道主义和启蒙话语之中回归女性意识，以及如何定位与阐述性别身份的合法性。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个冬天的童话》，以“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为主题的两个文本受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规约，其爱情主题与所引起的道德论争形成第一重反差。其次，两个文本自身都烙印着刻骨铭心的道德焦虑感，与作者看似堂而皇之地对“爱的权力”的宣言形成了第二重反差。【详细】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