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路遥的尴尬位置逐渐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曾经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路遥极早地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作为曾经以《平凡的世界》鼓舞了一个时代青年的作家，路遥至今仍在大众读者中有着持续的生命力。然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大多将路遥剔除在“经典”的行列之外。这三方对于路遥认识上的错位逐渐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并随着路遥逝世十周年、二十周年的契机愈演愈烈，终使“重评路遥现象”成为了文坛一景。

“重评路遥现象”中有着两股主流。其一是重新认识路遥的价值，通过对作品中牺牲、人道、史诗性等内涵的挖掘来肯定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通过大量作家、读者的怀念文章来重塑其人格上的高尚，并进而为路遥在文学史上的缺席“鸣不平”。一些论者以极为痛心的口吻指责了文学史书写中的疏漏错误与傲慢态度。另一种倾向则更为理性地通过对文学场、文学生态的挖掘来探讨三者错位的深层原因。有的论者以《平凡的世界》这一“现实主义常销书”为切口，指出了1985年前后“审美领导权”的变更这一历史原因[1]；有的论者则通过分析“重写文学史”中的新的审美原则的确立，指出了“知识精英集团”“反政治的政治倾向”这一现实原因[2]。

如果说，后者重现文学生态的努力能够为路遥的重新定位提供理性的思考与客观的参照，那么，前者不遗余力的歌颂则因主观情绪的过多介入以及作品挖掘的老调重弹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事实上，在这些大量的重评文章中，路遥创作的价值观始终未得厘清，这也造成了对官方评判、文学史书写和大众读者接受中三方错位现象仍存在着认识上的盲区。

路遥为什么在大众读者中受到了经久不衰的欢迎？关键原因是在于高加林、孙少平们的个人奋斗，即以自我实现为表征的个人话语。在路遥逝世十五周年时出版的纪念文章集中，许多普通读者都谈到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中个人在命运面前的不懈抗争给予了他们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了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进而改变了人生轨迹[3]。对于在“潘晓问题”大讨论背景下有着同样人生选择难题的读者们而言，高加林、孙少平们在户籍问题、教育问题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面前的困惑正是他们的困惑，而对于那些已经选择了“向命运进军”姿态、作为个人奋斗者的读者们而言，高加林、孙少平们在残酷现实中永不低头的倔强姿态和持之以恒的苦苦挣扎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换言之，正是作品的个人话语、以及在对其的书写中所触及的社会现实问题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而非广大批评者所挖掘出的牺牲、人道、史诗性等作品内涵。对于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众读者而言，当路遥以他独有的真诚来描绘出自我实现道路上的种种苦难、现实社会问题的残酷严峻时，作品就呈现出了强烈的感染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灵。

然而，路遥本身对这种个人话语是心存犹疑的，并且最终走向了消解。1982年，中篇小说《人生》在《收获》第3期上发表，小说的最后，被城市拒绝了的高加林在无奈中回到了乡村，受到了德顺老汉的训导，“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尽管路遥通过高加林匍匐在土地上的结局暗示了对乡土、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但这种回归在高加林抓着黄土的沉痛呻吟声中显得哀伤而迟疑。显然，路遥通过高加林的形象认同了现代生活方式和个人奋斗选择，但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中，他又对自我选择的正当性、即个人话语的合法性产生了犹疑，而这也恰恰是整个时代的青年所共有的犹疑。高加林的形象也正是由于路遥投射在其上的这一矛盾性而显得丰满感人。然而，评论界对此并不满意，对于高加林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新人”提出了怀疑与讨论[4]，有的文章认为高加林在自尊受挫后，“屈辱从反面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并且煽起了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5]，这些文章否定了高加林孤独奋斗的“个人主义”因素，呼唤他心悦诚服地从土地来，就回到土地去。

路遥最终在《平凡的世界》中取消了对个人价值实现形式的探讨，将高加林拆分为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通过他们分别坚定地选择农村和城市，来回避了高加林式的个人奋斗是否合法的疑问，也直接宣告了路遥对个人话语的自行消解。

这种个人话语的不彻底、进而无声消泯的创作不但与当时的批评引导有关，更直接源于路遥本人对延安文艺精神自觉继承的创作价值观。路遥视读者为上帝，“只有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6]而在这些上帝读者中，他又尤其看重农民，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陈词中，他说道：“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7]这种被路遥引以为豪的创作观实际上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大众服务”的当代延伸。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路遥以农民、农村问题为目的的创作却自发地排除了批判立场，因为“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垢痂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8]。归根到底，书写农民是为了向他们“致敬”而非“批判”，而这恰恰与自鲁迅《阿Q正传》确立起来的乡土文学对国民劣根性的现代批判立场背道而驰，至此，文学对农民的书写彻底实现了《讲话》所提出的要求，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不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而是“感情起了变化”、“与群众打成一片”。

不少文章在谈论路遥的创作时往往强调其书写中的人道、牺牲、底层、苦难等因素，认为其创作继承了俄苏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典型的“人民性”、“为小人物写作”、“为了教育‘人’而写小说”[9]。事实上，路遥虽然通过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但其书写所践行的，是将个人融入集体的社会主义文学规范，与俄苏文学自黄金、白银时代以来的肯定个人存在与自由的知识分子传统相去甚远，其在国家意志中实现“大我”的创作初衷在本质上与俄苏文学在民族精神探讨中实现“小我”的书写传统截然不同。换言之，路遥的“社会责任感”是在延安文艺思维下、被党政意识形态裹挟的“国家责任感”，而不是俄苏文学建立在个人价值与精神自由之上的“民族责任感”。所以，与其说路遥与俄苏文学传统有着血脉相承的联系，不如说他更为接近其“精神导师”柳青所代表的自《讲话》确立以来在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中被逐步强化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

于是，从路遥以延安文艺思想为基础的价值观来看，其创作中所显现出的一些特质也就不难理解，比如对深入体验生活的执着，对农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描写，对史诗性“巨著”的迷恋等等。而近年来一些研究所指出的路遥创作中“多情女子负心郎”的叙事模式，对女性牺牲、包容等传统美德的推崇等弊病[10]则是相应地对“民间形式”这一革命通俗文学创作方向的发扬，并进而获得了以十七年文学为文学素养和审美趣味的大众读者的喜爱。

进而，路遥获得官方认可的原因也得以进一步彰显。现有的一些研究已经指出了《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非文学因素，比如小说还未完成，就已通过广播剧、电视剧等方式进入千家万户[11]；又比如评奖时正值“89风波”，“讲政治”的评委与“讲艺术”的评委在此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达成了偶然的一致[12]。然而，在这些非文学因素的助推之外，本质上是由于《平凡的世界》自觉且优秀地承袭并发扬了以《讲话》精神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其政治正确性和审美传统性无疑是罕见而“珍贵”的，其对个人话语的消解在经历了1985年转型后的文坛显得尤为“鹤立鸡群”。

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愈发热烈的“重评路遥现象”中鲜有对路遥创作价值观的判断，大量的评论文章与硕、博士论文都没有超过前人的努力，仍停留在十多年前就已被学界挖掘出的内涵，如安本·实对“交叉地带”的阐释[13]，如李显对现实主义新发展的评述[14]，又如李继凯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剖析[15]等等。甚至，如杨庆祥所指出的，迄今为止的研究都还没有超过路遥自我设计的范围，“具体来说，始终没有超出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塑造的文学‘圣徒’和文学‘烈士’的形象。”[16]

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根本上，“重评路遥”并不是、抑或不仅仅是言说路遥本身，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一些人是为了痛陈当今文坛的堕落，通过褒扬路遥的崇高、深沉与真诚来斥责“精神放逐、颓败绝望”的当下文学状貌，甚至出现了“崇高的路遥及‘路遥族群’与浪漫的琼瑶及‘琼瑶族群’无疑为我们思考世纪末中国大陆文学及其走向，提供了两个非常有价值的观察视点”[17]的论断。另一些人则是为了质疑“重写文学史”所建立的新的判断标准，认为“它所塑造的知识分子的审美意识、个人化意识不过是在确立一种属于自己的政治意识……在塑造所谓‘人文精神’的同时，继续塑造并传播着启蒙的暴力”，而路遥在文学史上缺席的这一个案恰恰有力地说明了“在这个制造文学事件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所谓的‘知识精英集团’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18]。

时至今日，“现实主义”作为考察路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学界研究仍不断重复着路遥“现实主义斗士”的形象，肯定其在80年代中期各类新潮文学迭起、文坛集体“向内转”的时刻仍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赞誉其为反抗文坛盲目追新、为现实主义审美理想孤身奋斗的“堂吉诃德”。事实上，正如不少研究所指出的，路遥是欣赏现代派的，他不但肯定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本人还颇为尊重马尔克斯[19]，绝不是简单守着故纸堆的“土老帽”。但是，路遥是不懂现代派的，他看到了文坛对西方新潮的“顺风而跑”，看到了实验技巧频出的盲从浮躁，也看到了西方资源在嫁接本土时的水土不服，但他没有看到这些眼花缭乱的实验、浪潮背后是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反抗和对大写的“人”的呼唤。归根到底，作为一个典型的工农兵作家，路遥对现代派文学的欣赏也只能到叙事技巧为止，而作为其内核的彰显人性、追求自由和建立个人话语是他所不愿、也不能理解的。

1969年冬，曾在“文革”初期因贫农出身而春风得意的路遥被罢免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在短短几个月后又回到了家乡种地务农，这一场人生的“戏弄”本可以让他走得更远，但他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作为一个真诚而严肃的书写者，路遥确实是优秀的。他笔下的那些努力摆脱命运束缚、倔强向着人生发起挑战的奋斗者们给了一代代青年以慰藉、勇气和希望，他对崇高、深沉、理想的执着追求也不失为文学书写的一种类型，为文坛提供了一个参照。然而，各种“重评”对路遥的过分拔高是危险的，因为其背后是对延安文艺思维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回归，以及从个人话语到集体话语的倒退。

注释：

[1]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石天强：《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李建军主编：《路遥十五周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在第五章中收入了一些读者文章，如林夕：《被路遥改变的人生——纪念路遥逝世12周年》，sdlywrh：《路遥的<人生>与我的路》，杨殊：《<平凡的世界>和我》等等。

[4]《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1、2期。

[5]蔡翔：《高家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上海文学》1983年第1期。

[6]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7]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雷达主编：《路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8]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雷达主编：《路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9]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10]惠雁冰：《地域抒写的困境——从<人生>看路遥创作的精神资源》，《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丁红梅，王圣：《男权思想统照下的女性世界——浅谈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几个女性形象》，《淄博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1]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12]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该书作者在探讨路遥获奖的原因时采访了《平凡的世界》“华夏版”的责编、路遥的好友陈泽顺，并引用了对其的访谈录。

[13] [日]安本•实：《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刘静译，《小说评论》1991年1期。

[14]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15]李继凯：《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

[16]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17]王金城：《世纪末大陆文学的两个观察视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18]石天强：《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66页。

[19]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原载于《名作欣赏》2013年第8期（上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