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婚恋书写中的双重反差：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个冬天的童话》
内容提要：新时期伊始，女性写作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道主义和启蒙话语之中回归女性意识，以及如何定位与阐述性别身份的合法性。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个冬天的童话》，以“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为主题的两个文本受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规约，其爱情主题与所引起的道德论争形成第一重反差。其次，两个文本自身都烙印着刻骨铭心的道德焦虑感，与作者看似堂而皇之地对“爱的权力”的宣言形成了第二重反差。
关键词：新时期初期 婚恋书写 双重反差 《爱，是不能忘记的》 《一个冬天的童话》
一
在新时期初期的岁月里，尽管“人”已经从阶级斗争的压抑空间中被解放出来，但作为个体的、有性别的“人”仍面临着“不可见”的无言命运。从1979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到1980年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新时期初期女性写作中的婚恋书写在收获了“挣脱政治话语束缚”的赞誉之余，也都遭遇了文化乃至政治反动的非难。
在三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两个文本的主旨并不复杂，即通过简单的婚恋故事阐述了“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一主题。遇罗锦曾在文本中引用恩格斯的名言，“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张洁本人也曾在采访中明确表示，《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创作缘起就是“想用文艺形式写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1]
《爱，是不能忘记的》[2]通过母亲钟雨与老干部镂骨铭心却相望一生的悲剧阐述了爱情是“婚姻的实质”这一主题。文本对爱情的肯定与追求是如此的坚定与恳切，以至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没有你！于是什么都是有缺陷的，不完满的，而且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的。”故事的最后, 作者以无尽的惋惜高度评价了这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爱情：“我已经不能从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去谴责他们应该或是不应该相爱，我要谴责的却是，为什么当初，他们没有等待，那个呼唤自己的灵魂？”
《一个冬天的童话》[3]则通过一段痛苦的“三角关系”阐释了“心灵中要求的精神生活是抹不掉的”这一爱情主题。在文本中，丈夫赵志国于“我”“是好人, 不是爱人”，因为“我”有追求爱情的愿望。在与维盈相爱后，“我”为这段大胆的“婚外恋”做出了“爱情至上”的辩解, “我怎么舍得扔掉快乐，却自愿捡起尼姑式的生活呢？人所应当享受的我都想享受，这本来无可非议”。“我”虽然饱受身体的毒打与心灵的挣扎，但却始终把“爱情”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坛”位置，认为它能“把我那‘再也不会干净’的泥人完全冲洗干净了”。
1884年，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将现代婚恋的道德评价标准定义为两重，其一为双方是否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其二则在于两人是否存在爱情基础。婚姻外的恋情固然不容于道德，但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同样是可耻的。[4]然而，在新时期初期的时空里，女性写作对“爱的权力”的大声疾呼却受到了诸多质疑，其对婚外恋情的描写也不能因无产阶级导师的名言而免于责难。
《一个冬天的童话》以哥哥遇罗克的光辉指引为贯穿全文的主线，用7节的篇幅讲述了“我”和“我的家庭”在阶级斗争中所受到的非人迫害。相形之下，“我”与赵志国的无爱婚姻、与维盈无疾而终的恋爱经历只占到了后4节的较小篇幅。而这两条主次分明的叙事线索也引起了泾渭分明的褒贬评价，分别对应了文本的政治和婚恋书写。在当时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和文坛评论中，人们对文本的赞誉集中在其叙事主线——“法西斯统治”和“血统论”、极“左”政治路线给人带来的巨大创伤。相形之下，文本叙事副线的婚恋书写——遇罗锦“自我叫卖”的交易式婚姻，因无爱而欲离婚的自我剖析，与维盈的“婚外恋”经历等却遭到了一边倒的指责。评论认为，文本在婚恋叙事上的篇幅过长，是“思想不健康”的。其指责的方式也十分微妙。有的因其“遇罗克之妹”的身份加重了指责，“读者们对于烈士的妹妹做出这样的文章，这样的道德品质, 感到遗憾和害羞”。有的则从同情其遭遇而开脱, “这能怪他们吗？不能！让我们去诅咒那可恨的史无前例的年代吧”。[5]但总的来说, 文本的婚恋书写正如一篇评论的标题——“令人同情, 却不高尚”，因为“造成她爱情婚姻悲剧的，固然有种种外界原因，但她本身缺少更高尚的爱情观，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原因”。[6]
《爱, 是不能忘记的》所引起的争议则更为复杂，不仅是因为钟雨与老干部的爱情涉及道德敏感的“婚外恋”问题，更在于其触及了“老干部的妻子”所代表的、建立在革命情谊上的婚姻关系这一禁区，使得小说对两人爱情的渲染被定性为“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7]。尽管评论界赞誉了文本在爱情题材上的开拓，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肯定，和对人道主义书写潮流的顺应，但《爱, 是不能忘记的》的命运之所以不同于《伤痕》等作品，就在于其走到了“社会主义”对人道主义的圈地之外。如一篇评论所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最终奋斗目标决定了它的基本道德标准就是先利人后利己，在任何问题上不能干损人利己的事，这当然也包括爱情与婚姻在内。”[8]也正是在这“艺术性”低于、且服务于“思想性”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话语中，文本进一步受到了艺术上“不现实”、“理想化”的批评。有评论认为，作为患难夫妻的老干部夫妇之间理应存在着所谓的“爱情”，钟雨与老干部纯精神的爱情则离现实生活过于遥远。[9]
于是，看似由“婚外恋”引发的伦理道德争议实则是关于人性与阶级性如何摆正位置的问题。换言之，人道主义必须在“社会主义”的规约下展开，作为普遍伦理层面的人道主义是不存在的。1984年，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曾指出人道主义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他明确批判了前者。[10]所以, 文学艺术虽可以触及“四人帮”时期无人敢问津的爱情题材，但必须被纳入“人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话语之中，“如果要讲人道主义的话，我们讲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11]
二
同为挑战“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底线的争议之作，《爱，是不能忘记的》与《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命运也迥然不同。
对于《爱, 是不能忘记的》, 少数评论者通过强调文学创作的“幻想性”为文本做出反驳。然而, 这种以“想象而非现实”为立足点的辩驳恰恰否定了文本在逻辑和价值观上的合理性, 形成了自身的悖论。一些评论认为, 作者本人笃信爱可以超出时间和空间, 于是真诚就化为了真实[12]。所以, 文本的艺术美感即为两人在感情和道德的临界点上保持了平衡, 并由此产生了欲爱不能、痛苦徘徊的“悲剧感”。换言之, 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规约下, 即使是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 钟雨与老干部也决不能大胆地追求“人”的尊严与自由, 否则, 他们的动人爱情就会沦为一场彻头彻尾的“不道德”, 此间的痛苦与绝望也不再能为读者所同情与理解。
相形之下, 《一个冬天的童话》在婚恋叙事上的“错误思想”似乎毫无疑义, 而两年后发表的《春天的童话》则使这种错误更为确凿。《文艺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和《新观察》等报纸期刊纷纷发表相关评论, 指责其是一篇有严重错误、发泄个人不满情绪且趣味低劣的作品。新华社内参更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谴责遇罗锦在私生活上的“混乱”。刊发该作品的《花城》编辑部也立刻做出自我批评，并取消了准备颁给遇罗锦的奖项[13]。
从《爱, 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个冬天的童话》，这两部新时期初期女性写作中的大胆之作何以命运如此大相径庭？或许，《春天的童话》所引起的反响可为其作一注解。从文本上看, 除了篇幅大大增加、主人公从代表遇罗锦个人的“我”变成了“羽珊”之外, 内容仍是“换汤不换药”，是另一部图解遇罗锦生活遭遇的“自传式”作品。二者最大且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冬天的童话》是以“哥哥”和“我的家庭”的遭遇为主要叙事内容，“我”的婚恋故事仅作为其诠释而存在，而《春天的童话》则基本删去了对遇罗克的经历及他对“我”的影响的描写与渲染，大幅增加了“羽珊”、即“我”在婚恋上的坎坷经历。换言之，在《春天的童话》中，群体性概念的“人”被置换为个体意义上的“我”，一己的私人空间被无限放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公共空间则被大大挤压。
于是, 在对两个文本的定性上，就出现了从“实话文学”到“阴私文学”的悄然转换。《一个冬天的童话》在发表时即被定义为“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其后，由于《春天的童话》将文本的“隐私性”扩大、并进而压倒了公共话语的空间，其书写定性也随之从“把家庭的命运、个人的悲欢离合巧妙地融汇在历史潮流中”的“实话文学”转换为“揭露他人阴私、发泄个人不满情绪”的“阴私文学”。
由于文本中“私人空间”所占的比例大不相同，两个文本所产生的评价也从含混的“婚姻观不高尚”发展为性质严重的“极端的利己主义”。有读者致信《中国青年报》，质疑作者所宣扬的“实用主义恋爱观”，[14]一些评论也认为文本所表达的追求“脱俗爱情”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个人欲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突出反映[15]。由此，《春天的童话》所受到的批判已经远远超出了与婚恋相关的道德范畴，其对个体需求与生命自由的大声呼唤违背了无产阶级对集体主义的倡导，落入了被明令禁止的“利己主义”。从《一个冬天的童话》到《春天的童话》，“求自由”的呼声一旦脱离了预设的群体性概念的“人”，则被迅速指认为“为私欲”的个人主义。
尽管80年代初期的创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日常生活的感性书写，以此反抗公共话语无处不在的规约，但其触及的个人经验仍十分有限。“为自由”的人道主义尚且需要“社会主义”的规约，“为私欲”的个人主义则无疑是不可宥恕的思想“大毒草”。它被认为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人的社会性”，打着“不可压抑的人性力量”的旗号来满足自我肯定与个人追求, 与主流话语“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幸福，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发展”[16]的论调彻底相悖。显然，人道主义和启蒙话语所呼唤的“人”是集结了所有不满于极“左”路线、阶级话语的“大写的‘人’”，而个体的、“小写”的“人”被统摄其中。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Fredric Jameson) 认为，第三世界的本文 (text) 总是以政治寓言或民族寓言的形式出现，通过将问题提升到“人民”的高度而将个人的命运包容在大众文化之中。[17]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在女性写作的婚恋书写中出现并受到批判，也表现了女性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与个人话语的尴尬处境紧密相连。尽管90年代女性写作中“个人化”、“私语化”的发展倾向已经充分证明了女性话语从个人话语中寻求突破的可能性，但在新时期初期，这种尝试只能被视为“双料的反动”，个人的主体意识与个性要求被悄然掩盖，遑论性别身份的表达与彰显。如艾华所言，“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版的有关爱情与婚姻的文章在解释问题时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对集体和国家的道德和社会义务束缚了贯穿于主流的性话语的对人的概念化”。[18]在这样的话语预设下，即使女性写作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性别差异的痕迹，其中作为女性的苦难、挣扎、反抗与内省也会被大而化之为“人”的声音，促成其向主流书写价值取向的归队。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个冬天的童话》、再到《春天的童话》，它们的命运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集体主义”对文本的双重制约，女性和个人始终面临着“不可见”的命运。
三
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个冬天的童话》，其所引起的争议固然与话语环境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也并非遗世独立般高蹈与决绝，文本在婚恋书写中的道德焦虑感始终如阴影般挥之不去。
这种道德焦虑感首先表现在主人公对其爱情合法性的确立途径上。两个文本均采用了十分微妙的方式为其笔下的“婚外恋”找到了存在的合法性。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与老干部之间似乎是“情不知所起”，仅在“老干部之死”的片段中留下一截线索。在政治斗争如火如荼的岁月里，老干部因对一位“红极一世、权倾一时的人物”“提出了异议”而遭难，钟雨在追忆中深情地写道：“我从不相信你是什么反革命，你是被杀害的、最优秀中间的一个，假如不是这样，我怎么会爱上你？”寥寥数语勾勒出了钟雨爱情的起点——老干部的“优秀”，即人格上的刚正不阿、铮铮傲骨和政治意义上的忠于党、忠于革命。同时，作为文本男主人公的老干部始终无名无姓、仅以政治身份代替，文本对其政治性的强调可窥一斑。所以，钟雨对他的爱情是建立在“政治正确”的基础之上的，这也为他们越过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边界的爱情找到了绝妙的立足点。
同样的, 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我”对维盈的爱情起点也颇具深意。文本以“哥哥的灵魂”统领全文，“我”与维盈的相遇也没能跳出“哥哥”的影子。故事一开始，“我”就对维盈一见钟情，“我”对此解释道：“是否他那甲字形的脸和白框眼镜使我想起了哥哥?还是他白净的肤色和五官透出的宁静气质像哥哥？我说不清。”同时, 维盈也是由崇拜和同情“我”这个“遇罗克之妹”而萌发了爱意，在两人最初的交往中, 遇罗克的事迹几乎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话题。由此，文本将这段婚姻关系外的感情与以遇罗克为化身的“正义”、“真理”产生了勾连，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
尽管两个文本都通过将婚外恋情与政治话语相连获得了存在的支点，但作者的道德焦虑感并未因此烟消云散，女主人公的“罪恶感”依然根深蒂固。在《爱, 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在行将就木之时感到了深深的平静，因为在天国“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 而割舍我们自己”。在深夜回忆过去时，“我常会羞愧地用被单蒙上自己的脸，好像黑暗中也有许多人在盯着我瞧。不过，这种羞愧的感觉，倒也有一种赎罪的快乐”。文本默认了钟雨在道德上“有罪”，并展现了因“被看”而“羞愧”，进而感到“赎罪”的奇特心态。
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我”在追寻“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句无处不在的潜台词——“我不配”。当“我”遇见维盈后，虽幻想能摆脱婚姻关系的束缚，“但我从没认为能成为真的，因为我不配”。两人恋情告终时，“我”深深自责，“我结过婚，有过孩子，我不配你”。同样的，“我”的罪恶感也在“被看”中因感到“羞愧”而“赎罪”，“是的, 我曾以为自己的故事是见不得人的，总为自己的经历感到羞耻”。“如今, 我只想把它全部亮出来——让人了解我。我只想在人们无私的批评中受到洗礼，我只想在诚实和勇敢中得到安宁!”可见，这种“我有罪”的羞愧感在婚恋书写中几乎先天性地存在。
一方面，文本认为爱是人性的天然需求，在对人道主义话语的依傍中坚决捍卫爱情的位置；另一方面，文本对“婚外恋”不由自主地产生“罪恶感”，试图从政治话语中寻求其合法性并通过“被看”来宣泄羞愧心理。于是，文本策略即在于放弃了对价值观的探讨，转而大力渲染爱情本身的纯真与深沉，通过将“欲爱不能”描绘得无望而沉痛来增加文本的感染力。在外环境的道德指责声和内环境的道德焦虑感中，作者凭借着这种感染力及其背后通过“被看”而铭记的“赎罪”成为了弱势者，其文本也就注定落入了虚无的结局。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我”虽然谴责母亲和老干部“为什么当初，他们没有等待，那个呼唤自己的灵魂？”但也坦承自己不愿重复，因为“这要不是大悲剧，就是大笑话”。“我”避而不谈“爱情至上”的合理性，转而通过对契诃夫小说集的珍视、柏油小路上的散步、爱情日记中的片段反复渲染这段爱情之感人至深，以至于成为了“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力量”。换言之，它已经超越了爱情的苦痛，成为了创伤隐喻。文本通过对这个创伤的一再强调，引起了读者的“疼痛”感觉，却不谈其恋情是否可以或可能超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规约，成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戛然而止。
《一个冬天的童话》同样以虚无结局而告终。文本中的“我”虽然坚信自己所要求的“有感情的生活”并没有错，但最后也开始怀疑“那是否是爱”，怀疑维盈更爱的是“我”还是他自己。作者已隐隐感觉到，将一切罪责都推给极“左”政治与血统论显然已经不能充分解释“我”的悲剧，但这些疑问的答案也终究无处寻觅。在心灰意冷之际，她将一切无解化为大声哭泣，试图从遇罗克那里寻求人生存在的意义，“原谅我吧，哥哥。”“必须为哥哥、为那本书活下去。”而事实上，文本中无处不在、象征着最高真理与正义的“哥哥”是一个在云影中出现的、被“我”建构起来的近乎“神”的形象，而“‘我’只是匍匐在‘哥哥’道德神坛下的一个可怜虫而已”[19]。于是，文本的结局也只能是一声空洞的呼喊，而难以转入心灵的审视。
可见，两个文本自身都烙印着刻骨铭心的道德焦虑感，与作者看似堂而皇之地对“爱的权力”的宣言形成了尴尬的反差，也由此造成了上下求索而不得的虚无结局。
对于新时期初期的女性写作而言，它们对爱的宣言的奋力呐喊不但受制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话语束缚，形成第一重反差，更因其自身挥之不去的道德焦虑感造成第二重反差。这两重与内外话语空间的尴尬反差使得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失去了性别身份的指认，仍长时间地滞留在抗议阶级斗争、极“左”政治的时代潮流之中，其与启蒙话语的分离仍有待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入。
注释：
[1]孙五三：《一个普通人——记女作家张洁同志》，《青春》1980年第7期。
[2]张洁：《爱, 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学》1979年第11期。
[3]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0年第3期。
[4][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5]编辑部的读者来信《评〈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1年第1期。
[6]易水：《令人同情, 却不高尚——读〈一个冬天的童话〉》，《文艺报》1981年第4期。
[7]李希凡：《“倘若真有所谓天国”……——阅读琐记》，《文艺报》1980年第5期。
[8]李小微：《爱情题材的深层开掘——试论张洁〈爱, 是不能忘记的〉》，《语文学刊》1986年第4期。
[9]杨桂欣：《论张洁的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6期。
[10]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47页。
[11]黄药眠：《人性、爱情、人道主义与当前文学创作倾向》，《文艺研究》1981年第6期。
[12]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13]本刊记者：《关于〈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99年第3期。
[14]刘光等：《〈春天的童话〉给了人什么？》，《中国青年报》1982年5月2日。
[15]《一些报刊批评小说〈春天的童话〉》，《当代文坛》1982年第7期。
[16]白烨：《创作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漫谈》，《当代文坛》1984年第3期。
[17][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
[18][美]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向：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施施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19]杨庆祥：《论〈一个冬天的童话〉：“冲突”的转换和“自我”的重建》，《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