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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时刻的远征——杨庆祥诗歌论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李晓晴 黄平  2022年05月24日15:15

内容提要:杨庆祥近年的诗歌创作依托于伦理确定性,展开为“停顿”“建筑”等美学构型。“停顿”指向具有无限可能的“零”,使现实瞬间展露其实质构造。“一”则指向伦理化的世界,“停顿”既是“零”对“一”的持续拆解、重组,也是自我不断被卷入、重塑的过程。延续前作的“新伤痕”之余,《世界等于零》中的“爱”在当代人的内部危机下,变为需要“我”反复确证的信仰;另一方面,诗歌将“爱”与感知关联,借助“停顿”来构筑有关伦理现实的感官确定性。“反讽-劝谏”等意象结构呈现为一个恒定的诗意系统,以寻求当代诗与社会现实新的对话格局。

关键词:杨庆祥 诗歌 停顿 伦理化 感官

如果说,在“世界等于零”的命题下,要为诗人寻找一个安身的位置,那么应当是这个“等于号”。诗人静止在这里,看着、听着“春风”如何穿过“世界”、平行的通道以及虚空的圆环。读杨庆祥的诗歌,即可以感受到这样“停顿”和“展开”的往复。它们写于某个特定时刻,在疫情的车厢、在地铁的尾部。在这些时刻,诗人经由诗意的“停顿”,踏入“零”的深渊。诗歌因此成为“零”在“一”之上的短暂现身。“人不仅仅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不仅仅是世俗者,也是超上者。”1这些瞬间被视作“神灵附体”般的珍贵启示。对于从前的诗人,他们会伏案将之记录在纸张上;而杨庆祥就“在飞机上、高铁上”“写在手机备忘录里”2,像是某种“自我揭露”,提示着写作从连续性肉身经验的解离。

针对2020年以来的疫情状况,《疫的七次方》这组诗记录了从现实到精神层面的“停顿”状态。在《疫1》,“吻”“牵手”“眉目传情”受到禁止,爱情场景的开端成了“我用一阵剧烈的咳嗽惹你注目”。声音承载着浪漫信息,穿过耳膜这道“细菌最后的屏障”被短暂地传导和接收,最终得到的回应却是“Don’t touch me”。爱的诱惑被恐惧战胜,剩下空虚与分裂:“你有你的一颗红肺/我有我的两手准备”3,“你”和“我”被截然分开,各不相让。《疫3》这一首同样展现了这一特殊时刻爱的不可能。

——此刻如果我敢摘下口罩

她就一定敢和我热吻

我们各自打包了一份外卖走远

我点的是尖椒盖饭

她点的是麻辣米线4

“我”和“她”在“万达三楼成都小吃”遇见的瞬间相互钟情,“狠狠地盯着对方”。“我”在“此刻”作出爱的假设,“一定”“敢”的语气将潜在的激情推向顶峰,结果一脚踏空。即将展开的爱情故事玩笑般落入空行,戛然掐灭了“我们”的火花。在最后的场景中,诗歌的情绪迅速冷却:“我”和“她”拿到了外卖,不停留片刻就走远,走进了各自的诗行。在这里,两个诗节之间的剧烈转折完成得平静利落。过分不言自明而造成的突兀感,有力地传达了人们对眼前困境惯性的麻木与默契,雾霾时期杨庆祥的写作呈现了类似的情形,“雾霾选择北京/受难者选择口罩和沉默”5。再仔细体会,这些场景均被一种“停顿”的氛围包裹着。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在人与人的隔绝中似乎失灵了,“我”只好“超然物外”,在个人的沉思中进入充满假定性的精神生活。

这种假定性既源于对“完整之爱”的怀旧,也包含对“隔离化”语言形式的怀疑。《疫2》将这种语言形式明确指为禁令。以“肺必须是红的”为目标,“严防”“指示”为代表的禁令语言直接侵扰了现实的事物,从猫狗、蔬菜、水果到WiFi。在历史暂停的“例外状态”下,语言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它清楚地将人和世界(包括“无人区”)隔绝开来,并且限定什么“是真正的恩典”。面对内外压力,这种“停顿”终于呈现为紧张、窒息的精神状态。“肺是空的/挣扎了很久”“不知道在担心什么/一直在担心”“一直在等一个停止/然后安静了”。6“停顿”提供了一种社会想象的方式,通过切断运转和进步的“电源”,真实状况在静止的时空中现形。比如《与山河书》要求城市“停下来”正视它满目疮痍的环境。

现在。停下来

地铁停下来。看看城市的黑洞

下水道停下来。吞咽过剩的食物

路旁的孤儿,也停下来

想得到本属于他的一口7

如此构造一个富有透视性的全景,诱使包含读者在内“行色匆匆的人群”停下,重新觉知自身命运与祖国山河的“破碎”。在此被损害者的“哭泣”成了某种策略,比“让河山放声大哭”更重要的是将哭声聚集起来,让无声的现实被听到,再用“爱”去修复它。这也应合于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新伤痕”的主题。在新诗集《世界等于零》,“哭泣”和“爱”仍然占据最高位置,但作者开始面临“风尘磨损了深情”的内部危机,“爱”变成需要反复确证的信仰。这一危机构成了杨庆祥新作的问题意识,并且迫使后者提供更确切的精神来源。

除了通过“停顿”的场景将现实经验“收紧”呈现,杨庆祥的诗歌将当代人碎片化、瞬间化的生活体验和形而上的精神生活联动起来。这是他在诗中力图实现的美学构型——接近“零”的生活时刻。“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间隙写下自己的诗,每一首诗都非常珍贵。”8在《自画像》中,诗人描绘自己及至所有同代人的面貌,“就像人生中的很多时候一样/我没有醒也没有死”。⑨活着,并在日常中沉沦。与此同时,存在一种关于“重逢”的超越性时刻,在这些时刻写作者想起“君父”,或听见“班玛斯德”(菩萨的现世化身)的召唤,“我在我们的血里纯净如处子”⑩。这些充满暗示性的“重逢”是精神短暂的“远征”。在间隙中追索这些超越性瞬间,使诗人的形象近似游击队员——既潜伏于生活内部,又时刻保持信仰和对危险的警觉。他在“怕”的自觉中确证“存在的大旗”仍“在人间远途”,在“怕”中获得安全感。

谁比谁速朽?

被卷走的烟花、地图和幕后的马

我怕再也找不到存在的大旗

当时的月光还在

我的怕不是怕

它是旗手在人间远途

——《旗手在远途》

皎洁如初的月光抚慰了历经变故的战士,使他保持精神洁净。从“我怕”到“我的怕不是怕”,略显焦灼的自觉,在回环中变为对自觉的自省、对自觉性的肯定。这种怕也不是为了怕,而是使自己坚定地落座在“人间”。步步逼近自我意识的核心,对堕落的可能进行深度清理。它展现了信仰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在这些时刻,自我内部的分离、弥合同时发生。“当我不能爱/我就坐在菩萨的法眼里/我问自己/是不妩媚了吗/还是风尘磨损了深情?”11

这并非无来由的拷问,与日常缠斗的无望感始终威胁着主体意志,就像《她说活着就是让人后悔》描绘陷落和被淹没的感受,“星辰飞旋,停留在地铁的尾部”,“如此多”的人、尘埃和规则六边形,“污染着我少年的脸”12。改变现状的希冀一遍遍点燃,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终于“又将是一次无望”。诗人没有否认主体的虚弱,但不等于向现实臣服,而是以“清洁”的方式重新整饬内心。“请允许我清洁/不用水,用泪/请允许我在这落日的忘川之中后悔。”13眼泪是沦陷者为拨开迷雾力所能及的行动,也是最低限度的尊严。《还是给她发条晚安的微信吧》以一个男子表现自我脆弱瞬间的日常自述,隐喻了挣扎和选择的较量。“多年洁净让他痛恨自己,甚至哭泣/都做不到鲁莽和冲动”,只是不论如何,“还是给她发条晚安的微信吧”14。

此外,“后悔”同样需要放在更广阔的伦理范畴中考量。一般而言,当人们作出错误选择,无法挽回时才会表达他的“后悔”。但在这里不可挽回和救赎的事物是文明颓败的命运。“忘川之中后悔”与其说是“后悔”,更像来自幽冥深处的忏悔,是诗人共情力、理解力的完全灌注。《镜中》写道:“这是一生中后悔的时刻/造不了一面镜子/也不敢破镜重圆/梅花被PS得美轮美奂。”15大众审美及其背后的技术体制已经成为难以撼动的“庞然大物”,被PS的“梅花”不能呈现哪怕一朵梅花的生灵。人们活在镜中,无法得到一面镜子真正地反观自身。在深切的无力感中,诗人选择“后悔”。这是一个为众人而背对众人的站姿:“一个声音说/已经没有位置了 。”16

自1990年代的“历史个人化”以来,当代汉语先锋诗歌尝试以“个人”姿态与自由想象处理芜杂的历史经验,介入公共性议题。但这种介入往往以疏远的姿态为前提,独自在现实上空游弋。姜涛认为,“‘个人’不一定是想象力的前提,如何具有一种历史的、乃至社会学的想象力,反倒是重塑‘个人’的一种方式”17。如此把个人后置于历史,看似退后一步,实则打开了一个更具生命力的个人维度。纵观杨庆祥诗歌整体,从上一部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到《世界等于零》,最明显的变化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恒定的诗意系统,诗歌承载的信息开始超出“个人化”的体量。诗与社会现实之间新的对话格局正在形成。无论从细节还是整体来评估,社会生活的膨胀速率已经超出个人能够想象的现实框架,一成不变的个人视野很容易变成盲视化的自我圈囿。“好好活着好好爱你”18的存在命题,被杨庆祥放置于一个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框架中考量。在书写以眼泪“清洁”内心的《她说活着就是让人后悔》背后一页,便是重申“建筑”之决心的《黄昏的起义》,不能不说有特殊的用意。

甬道远远

虫蛾的飞舞是一次方程式的证明

爱要在虚无中建筑起立体19

虫蛾钻过漫长的甬道,留下生命的轨迹。由诞生到死去,是从“零”到“一”再归于“零”的历程。王弼注《老子》言,“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20,微小似虫蛾,生命虚无至极仍有情迹可循。就像虫蛾的飞舞演示了最高者的方程式,存在之“爱”同样应被赋予立体的形式。诗人的“爱”需要将笼统的、漫无边际的抒情关怀整合起来,建立一个与现实对话的表象系统,在语词的反复激活中更加有力地向世界表态。在这个意义上,杨庆祥的诗歌正是在个人与世界之间铺设了一条“活的甬道”。或许可以将《世界等于零》理解为这样一个基本的表意结构。

不断将“个人”抛入“落日的忘川”,把“世界”放进“忘川的罂粟”,诗歌以“停顿”指向具有无限可能的、不断敞开的“零”:“世界等于零,也就是说世界重新敞开,并获得了零一样的无穷的生命原力。”21这个过程包含了两层动态:一是现实在“超生活”瞬间中展露其实质构造,再是一个有内在结构性和穿透力的自我持续地被卷入、重塑。

“我”在这里的位置近似海德格尔的“存在者”,但杨庆祥诗的“一”无疑指向一个伦理化的世界,而非自在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社会政治空间。站在此时此地,站在他者的歧途之上,自我必然“受到从零开始的一切人类经验的塑造”22。因而杨庆祥诗中不乏对话者:“君父”“母亲”“菩萨”以及变幻无穷的“你”。诗歌的语体、遣词也常有模拟文言、与古典对话的倾向,这不止是在艾略特的意义上言说传统。《望梵净山不登有感》从古典情境引入,开篇猝然发问:“为何双脚滞重如灌铅?”正处于“登山的好时节”,且“骤雨初歇”,望而不登的人却滞留于山脚,仰望着高山思绪跳跃。自王粲《登楼赋》始,中国文学逐渐形成登高赋诗的特殊传统。若以传统为参照,这首诗中登高者的脚步似乎停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现在起兴显然为时过早。关键在于,这一停顿开启了登高者的精神远游,他联想起古代君王登高封禅的筹备仪式,“沐浴否?焚香否?/午夜梦回晓风残月,紫禁城里的君父/尿频是否好了一点?”23“君父”的形象已显出衰老,疑问和关切的语气几度暗示历史的颓败。诗人有意造成传统仪式的中断失落,以此和“君父”展开一场想象性的对话。这无疑激活了民族历史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一座被堵塞了言路的宫殿、一位有口难言的臣子。诗中的文言典故以及复沓的节奏也时刻撬动着读者经验的常识感,促使一种“非个人”的历史感生成。

走一步退了五十步。祥云四合如渡赤水长江。

翻过那座山就看到伟大的信仰落地生根

长成了刺梨、丑橘和五块人民币。24

至此,讽喻诗的意味便显露出来了。从登高场景进入历史情境,悠长的文言意蕴借势向当下的反讽转化。这首诗广阔的时空跨度,令本该婉转的卒章显志也有了磅礴气魄。信仰结成的果实成为遍地的网红水果,筑坛封禅的泰山也印成了五块人民币。写作者以臣子的口吻向“君父”劝谏,提醒文明大厦倾覆的危险。“可要把握好平衡啊,君父。”建构一种积极的对话还不足称“立体”,诗的最后两行重又匍匐佛门下,“你荒废日久的功业未遂,/善哉善哉,让老衲超度你吧”25。这番用意不只是作者的佛学修养使然,也源于登高者眼前得名“梵天净土”的贵州梵净山。诗人以游客视点因地起兴,黔猴、卧佛、清泉、茅台、僧人,耳闻目见接连化形入诗,世间自在构造了反讽的形体,由“零”而“一”。然而杨庆祥诗反讽的内核始终是“慈悲”,它指出“善”在现实中的价值,而不是教人超凡脱俗。

在这个意义上,“停顿”也是禅定般专注的心境。它突破了生理、心理的障碍,从不定感中找到定感,在诗的建筑中与历史现实对话。这份厚重而凝定的伦理感,正是杨庆祥诗歌不断“清洁”自我,“建筑起立体”的收获。相较而言,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中的作品(主要是2015年以前的)大多夹杂一种峻急、昂扬的情绪,它们是“趁这个世界还没有彻底变形”向世界发出的诘问:“爱人,我不辜负我还能做什么呢?”26“请问,那与鹤相爱的/少年去了哪里?”27在《我曾拥有错误的童年》,“父亲”的构造接近于抽象化理论的“大他者”。在《中国长城建造时》,卡夫卡描绘了作为抽象权力自行运转的中国皇帝和他的统治集团。如何获取进入结构中唤醒自我、取得对话的勇气和路径?如何锤炼一种成熟、健全的诗格,“在‘秩序’和‘责任’中恢复‘先锋诗歌’与中国当下现实的隐形联系?”28无论基于理论还是现实上的“在地”,这些是杨庆祥提笔便会触碰到的显性问题。

《哀歌》展现了对总体性存在的这种敏感。这组诗共八首,仍然采用君臣对话的架构,以此展开“凿言路”式的历史想象,“我只写我的信,我只爱我的爱”,但“如果GDP继续居高不下,我只好把我的信/藏于暗室”29。君父“把哭泣视为洪水”,历史虚化的进程还在加快。书写困境之余,“爱”被诗人认定为盛世迷雾里唯一可把捉的确定性,而这种伦理确定性似乎长期被当作传统的专利,也是当代诗人耻于坦露的内心地带。《望梵净山不登有感》《哀歌》这样的写作以有限的建筑寻求参与,将对话的可能寄托于“爱”,显示出必要的深情与担当。尽管与无法对话者对话的企图显得虚妄,也不像“飞升的个人”那样精致,杨庆祥更在意培育一种严峻的伦理感和批判力。《哀歌》组诗将当代人的消费经验逐个嵌入宫廷生活,用“古风”的能指加以重新造型。

开心果、松子和意大利冰酒。朝贡的体系一直没有中断,

食物偏安,君父,你终究是一个农民,虽然你深谙辩证法,

又用新媒体传播主义。30

事实上,诗人经常从日常生活中调来一系列小资化的食物意象,用以呈现都市饮食男女的消费盛宴。马卡龙、好利来蛋糕、牛油果、西班牙火腿……这些食物在诗行间堆砌起来,如同在货架上,总是不怀好意地整齐陈列。“偏安”本质是对矛盾、对立的视而不见,“食物偏安”隐喻了当代精神格局的萎缩。在消费占据主导的领域,人们用以统摄感官的精神机能日益退化,取而代之的是被动的眼睛与味蕾,以及“渐蜕了听觉”31。食物为此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瓷娃娃”(脆弱的中国瓷器)仍是盛宴的主人,只是这“最后的晚餐”没有了最初的神圣,余下孤独的食物。“缓缓上升了:奴隶、国王/和无名的游戏”,但“与此相反的不是下降,是展开/是片段”32。新的总体性切割旧的,就此铺开一个荒芜的世界。

值得玩味的是,在杨庆祥诗中感官的展开有两种写法。一种以摹仿为本,展现当代生活的感官化及其囚禁性。这仍然可以用“反讽-劝谏”的框架来理解,比如这句:“一个商业和网红结盟的国度是没有希望的。/君父,请自瞎双目。”33另一种写法引入“停顿”的修辞,向自身之外敞开:“但还是看到了故乡的原貌/炎热熟悉如羚羊的臀部。”34借助这种通感的想象力,视觉官能获得了质的延展,能够超越内外的屏障自由穿行。“个人”似乎长出一对全新的触角,开始恢复对伦理现实、对“零”的感知,恢复主体独立掌控感官的权利。当然,这不意味着人的价值在于他对器官的绝对自由,否则很可能落入另一个齐美尔早已指出的陷阱,即“感官的精致化”,它“造成了都市个体的相互隔绝”35。

因而在杨庆祥诗中,感官确定性的再造、上升必然以伦理确定性(“爱”)为前提,感官的展开需要配以合理的议论。“失去了眼睛的时刻就是失去了敌人和爱人的时刻啊。”36对于本就置身迷幻的生活中人,雾霾天气“什么也看不见”的状况更像是天降的哑谜。“爱”的肉身是感知,问题在于,人们越来越冷淡了。诗人意识到他必须马上行动,恢复感官的认知能力,由此召唤“健康”的精神。

不是我不热爱温暖,当早茶的雾气

覆盖双唇,一道碧绿的青菜唤醒方言

我知道我必须少说多行

我在蔬果的献祭里年华不再37

不是以味蕾相隔绝的“食物偏安”,而是开诚布公的献祭。在青菜唤醒方言的瞬间,“爱”也被唤起了,于是从故乡回到北京。“我要去寒冷的北方。”感官的伦理化必然导向禁欲,心和胃融为一体,相互映照,“我的心和胃在这里。这是我唯一确定的。”38清明节在北京,“一整天我喝了一碗粥”,这是一颗从属于心的胃。又如《我唯一确定的》这首诗,“我”有两种表白心迹、抚慰信仰的办法,一个是痛哭,另一个就是如数家珍般穿过北京城的湖泊和建筑去吃热干面,“我吃了两碗。一碗因为君父。一碗因为好吃”39。

如此来看,杨庆祥的诗句大多比较短促,不能完全归结于“游击”的日常写作,也由于这种挤压感官的写法。在目前探讨的例子里,诗的对话结构、认知感觉都追求外放,只因有伦理的克制,才显现出边界。但如果只把“零”当作诗歌“建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比如诗集同名诗作《世界等于零》,从中可以看到伦理框架之外,一些完全展现“零”自身的时刻。这首诗写于2017年,作者当时住在地铁线附近,“有一天他梦到了一个陌生的女生,她戴着假发坐于门前,于是就有了这首诗。”40地铁属于现实的空间,与非实存的事物相区别。这位陌生女子在梦中来到诗人门前,诗人醒来,她便消失。从“来过”到“走了”,诗中的“我”极力地确认自身的存在。诗的写作自身也显示出与这一“执念”相匹配的氛围。

对微微颤抖的尘埃说:我来过

对尘埃上颤抖的光影说:我来过

对光影里那稀薄的看不见的气息说:我来过

每一件衣服都穿过你,来自中原的女郎

你坐在门外等一个黑色的梦把你做完

你手握石榴提醒我戴假发的人来自故乡

与此同时

对比深井还深的眼睛说:我走了

对眼睛里比细雪还细的寒冷说:我走了

对比寒冷的晶体更多一分的冰棱说:我走了41

通过层层压缩视觉的空间,全诗的形式强度被调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走了”的三行诗写出了虚空的“深”,如“比寒冷的晶体更多一分的冰棱”,“寒冷的晶体”是何种形态?多出的“一分”应比于哪套刻度?“我”越是用力确认自身,越是接近空无。也因此一切生活都有它被动的形态,“你”被衣服穿过、被梦做完。用诗人自己的话说,“除以零乘以零,其后果都是坍缩为‘虚空’(sunya)……在‘sunya’里是自我归于‘一’以后的无限可能性”42。来走只在一瞬间,这首诗以自身的形式巧妙地说明,“一”的存在本质在“零”之中。当然,雁过留痕,诗人吹去浮屑,似乎也觉出精雕细琢的诗歌束缚了“零”的表现力:“如果这首诗放在现在,我不会写得那么长,三句就可以了:是的,/世界等于零。/世界等于零。”43这并不是说诗越短,瑕疵越少,而是在语词作为“肉身”被规划和安置的意义上,这三行诗句以更简洁的形式撑开了这个无限的对象——伪装不在场的“空无”自身。

杨庆祥的诗歌并非一味追求这样的瞬间表现,或许可以说,“停顿”也是“零”对“一”命名、拆解、重组的时刻。猎者和兔子这组意象最早出现在2001年的《古意或现代少年成长记》。“我”在雪山遇到一位等候白兔十年的猎人,在“我”为他点亮火柴的瞬间,他发现这只兔子早在十年前就死在了他的枪下,猎人因此后悔郁郁而死。“兔子”的意象随后在诗人密集创作的几年里再度出现于《秋日传奇》(2007年)、《阴柔的兔子最爱说话》(2008年)和《楠楠隐喻》(2010年),诗人不吝把一切美好的词语赋予它。抓住兔子就抓住“善良”“爱与死”“甜蜜”。应合于杨庆祥近年对“新南方写作”的推重,南方意味着远离中心的异质性自我的扩张。“政治(主权)无法抵达的地方,汉语的主权却可以预先书写和确认。”44同样,这群“爱说话的多情种”也生活在“南方的山沟”。

阴柔的兔子其实并不害怕猎枪和捕获

它们最害怕守在三个洞穴里孤独一生45

结合上文的论述,隐喻上兔子同谏言的忠臣呼应,“猎人”也逐渐被明确为“父亲”。兔子拼命从父亲的枪下逃离,其主体性在“性感宠物”的边缘来回拉扯。和以上几首对照,《我想拥有一杆长筒猎枪》明显不同。这首诗收录于2021年的《世界等于零》,仍旧是兔子和父亲对立的隐喻,内容和写法上均有所不同。

后来兔子越来越少了

后来坏人越来越多了

有一段时间父亲整夜不睡

他一边擦枪一边喝酒一边打呵欠

他向那些消失了的兔子打了一枪

他向那些汹涌而来的恶霸们打了一枪

他最后一枪穿过我们美丽的村庄和田野

——不知去向

那些随风散去的火药和子弹啊

我真想拥有一杆父亲那样的长筒猎枪46

“兔子越来越少了”,更关键的是,那位被点破自己已杀过兔子,而陷入存在性困境的猎人也不见了。写法的转变也是显见的,2001到2010年间的四首咏兔诗,诗歌形式着重转述性和抒怀气质,转述猎人的话、转述记忆的“想起那年秋天”,转述朋友的看法,“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一直以狩猎为生”47,以及这处歌咏,“抓住兔子!啊,宝宝/兔子是多么性感的宠物”48。但是,在这首诗里,对现实的反讽呈现完全受“停顿”视角支配——猎者向“无”的兔子打枪。如同那位被衣服穿的中原女郎,当我们以为要用生活填充虚无,诗人却偏要写生活被虚无填充了。诗人有着“零”的感官,将这个空无的世界借用来披露猎者的真相,它时刻表现着自己的虚无,也时刻播报和嘲笑。最后一枪穿过“村庄和田野”,残忍在于这子弹来自猎者枪中,“美丽”是因为视角着眼点在子弹穿越的过程中由呼啸的子弹,渐渐转向深情者眼中的村庄和田野。这呼应了2001年咏兔诗的结尾,“一切很美:/我历经风雨而趋健壮的身躯,/山岩背后碧绿如磷火的狼眼,/山下万家灯火,如故乡之流萤”49。

那只不知去向而变得空无的子弹,从揭露性的黑色气息中渐蜕出来。仿佛因为“万物都忠于自己的灵魂”,子弹回到了空无的世界。最后两句歌咏以忠贞者的抒情,反讽性地将猎枪消解掉了:随风散去的火药、子弹仿佛变成了云朵,这几乎是向“零”的宇宙祈祷或许愿。在这样的视角里诞生了一种“感动”的形式,双向合于写作和伦理,展现着信念的“热胀冷缩”。历史和记忆自然不可能就此散去,但是,从诗歌到现实,“选择”仍然把握在人的手里。就像他的“建筑”,诗人已经作出他的选择:“我所能消耗的/不过是菩萨的好怜悯/我所能寄望的/不过是君心似我心。”50在这个结构中,系统的平衡不构成目的,目的在于寻求“零”的破局,从中获得当代精神的“活水”。从“零”到“一”,再归于“零”,如此往复。杨庆祥的诗歌清扫了傲慢“个人”的浮尘,就像“怕”的自觉不止于同现实保持距离,反过来,它仍构成“我”参与现实的力量。

注释:

① 21 22 42杨庆祥:《从零到零的诗歌曲线》,《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73、182、173、182页。

② ⑧ 40 43罗昕:《杨庆祥:一个用手机备忘录写诗的人》,澎湃新闻2022年1月11日。

③ ④ ⑥杨庆祥:《疫的七次方》,《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6页。

⑤杨庆祥:《我选择哭泣和爱你》,《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⑦杨庆祥:《与山河书》,《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⑨杨庆祥:《自画像》,《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29页。

⑩杨庆祥:《我在我们的血里》,《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28页。

11杨庆祥:《当我不能爱的时候》,《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页。

12 13杨庆祥:《她说活着就是让人后悔》,《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页。

14杨庆祥:《还是给她发条晚安的微信吧》,《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7-48页。

15 16杨庆祥:《镜中》,《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17姜涛:《个人历史化想象力:在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新诗评论》2016年第1期。

18杨庆祥:《我在所有事情中都找不到存在感》,《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19杨庆祥:《黄昏的起义》,《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页。

20蔡科、张树胜、杨春友主编《王弼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23 24 25杨庆祥:《望梵净山不登有感》,《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95、96、96页。

26杨庆祥:《辜负灵魂很久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27杨庆祥:《雨雪天登黄鹤楼》,《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28杨庆祥:《“先锋诗歌”的历史和问题》,《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

29 30杨庆祥:《哀歌》,《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6-17页。

31杨庆祥:《不如爱她》,《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0页。

32 34杨庆祥:《阿斯维加斯一夜》,《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33杨庆祥:《哀歌(组诗)》,《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

35[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感觉社会学》,《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36杨庆祥:《一代人》,《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页。

37杨庆祥:《我特意改签机票回北京等下雪》,《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5页。

38杨庆祥:《我唯一确定的》,《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

39杨庆祥:《戊戌年遇小雪有感》,《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84页。

41杨庆祥:《世界等于零》,《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5页。

44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45 47杨庆祥:《阴柔的兔子最爱说话》,《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46杨庆祥:《我想拥有一杆长筒猎枪》,《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48杨庆祥:《楠楠隐喻》,《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49杨庆祥:《古意或现代少年成长记》,《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50杨庆祥:《我所能寄望的》,《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