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读者的想象力与同理心
程皎旸，1993年生于湖北武汉，18岁移居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著有小说集《打风》《飞往无重岛》《危险动物》《乌鸦在港岛线起飞》。《香港文学》特邀专栏主持人。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展”新人奖等
《打风》，程皎旸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4月
《危险动物》，程皎旸著，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
沉浸式地书写这座城市
韩松落：你曾在武汉、北京等地长期生活过，又在18岁去了香港，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并以香港作为小说写作的背景和资源。有评论说，“几乎没有哪位青年作家像程皎旸这样，执迷于将香港当作她的舞台”。我想知道的是，你在去香港之前，是否产生过这种预感，这个地方将会在你的写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又是在多久之后，敢于，或者说能够，让这个地方成为自己的写作资源？
程皎旸：我感觉自己是一个都市游牧者。父母因为做生意的关系，不断在迁徙，从武汉到北京，再到香港，以及广东省内不同的城市。15岁的时候，我在北京生活的第五个夏天，写了人生中第一个中篇小说《绿色蝴蝶》，一个充满京片子对话的残酷青春故事。这篇小说的头号粉丝是我爸，他非常喜欢，并鼓励我有空就多写写。还有一年暑假，因为我父母在广东工厂做生意，我就跟着他们住在工厂区，无聊时就写了个工厂青年的故事。我是一个懂得就地取材的人，这大概也是游牧者的生存之道。后来我去了香港，自然而然就开始书写发生在这个城市的故事。大学毕业后，同学鼓励我，应该将这些故事整理出来，找个地方发表，我就照做了，发布了电子书《破茧》，很惊喜得到不少读者喜爱，获得了首届豆瓣阅读小雅奖。网友不断与我交流，希望我可以写更多有关香港的故事，于是我就这样写了下去。
韩松落：你怎么看待“香港书写”？你觉得你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香港书写者”，刘以鬯、张爱玲、西西、黄碧云等，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差异？
程皎旸：让我拿自己的作品与前辈比较，的确不太好意思。不过，我14岁看了张爱玲的小说，就爱上了，也的确因为对她小说里的香港产生想象，才选择去这个城市读书。另外我在香港读大学时，蛮喜欢看李碧华的短篇小说。那种通俗的阅读快感，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带给大众读者的。
韩松落：西西把香港当做“我城”，对现阶段的你来说，香港是“我城”还是“她城”？有没有可能在未来某天成为“我城”？
程皎旸：我并不打算将任何一个城市占为己有，但我尊重每一个城市的文化，并希望用最快的方式入乡随俗。例如在北京，我就学习说京片子，在香港，我就讲粤语。我喜欢记录我所观察到的人间烟火。我如今在香港生活，那我就沉浸式地书写这座城市。
自我与现实的映照
韩松落：在你的写作图景中，可以看到多种艺术的滋养。你喜欢电影，小说里提到过很多电影和导演，参加过首届“青鸟”作家导演起飞计划；也喜欢绘画，在《打风》的有关采访和创作谈里，都提到过自己喜欢绘画，作品中也有你用油画棒画的插画。《狂游夏夜》在我看来就很像动画，具有今敏的狂想气质，我几乎是直接转化成动画去“阅读”的；动物化人、人化动物的场景，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的异化方式，都很有动画作品的表现感，比如《纸皮龟宅》和《海胆刺孩》。在我的观感里，这些小说如果直接转化为动画，似乎也一点不违和。而你另一本书《危险动物》的出品方后浪，也曾经出版过大量漫画作品。我难免猜测，他们在你的作品中，嗅出了某种和漫画、动画共振的特质。你喜欢动画吗？在创作中会有动画、漫画的表达自觉吗？
程皎旸：我的写作启蒙的确来自漫画。小时候，我爸很喜欢带我一起看《父与子》，一部由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创作的无字漫画。我爸带着我，对着一格格画面，根据父子的神情、动作配上对白，就能演绎一段完整的故事。根据不同的对白，同样的画面又拼凑出不同的感觉。爸爸和我玩的这种看图说话小游戏，大概为我写作时对画面感有意无意的追求奠定了基础。大学时我喜欢追看韩国网络漫画，有一个叫作《整容液》的故事让我难忘。它开启了我的同理心，想象身体被溶化但意识仍存在的极度疼痛。此后我又爱上伊藤润二的作品，他所营造的惊悚感很像香港春天的湿气，是隐形的，却又黏附在世间万物上，怎么甩都甩不掉。似乎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尝试在小说中加入惊悚和人体变形的元素。从《危险动物》里的《另一个空间》，到《飞往无重岛》里的《黑色风筝》，再到《打风》里的《纸皮龟宅》，其中夸张的人体变形，往往是角色欲望的映照。但与漫画不同，我除了构建一个个戏剧化的变形过程，还着重描绘人体的疼痛，我企图通过文字细微逼真的描写，打通读者的想象力与同理心。
韩松落：你在小说中对场景和物件的色彩、形状、结构的强调，以及它们在文字里亮相和组合的方式，颇有当代艺术的气质。《逃出棕榈寨》的开篇就是母亲画的一幅画。你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自觉，在写作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按照当代艺术的逻辑，来形成一种独属于自己的感官刺激，并把这种感受和文字表达交织，形成一种韵律感。
程皎旸：很开心，您留意到了我小说里的艺术。除了《逃出棕榈寨》，我在《条形码迷宫》里也设计了一幅画：“背景是旋涡般的深蓝，画面中央呈现一只扭曲且苍白的嘴唇，它微张着，看似无力又苍老，却不断放射着蝴蝶；千姿百态的蝴蝶，每一个翅膀上都驮着一颗子弹，毫无方向地在蓝色的旋涡里慌忙飞窜”；也在《金丝虫》里设计了一个雕塑：“这个柱子雕刻细节颇多：底层是一双双狰狞的拳头，逐渐向上，拳头转变为一张张只有微笑但没有五官的脸，而在脸的上方，便只剩一颗涂满金粉的心脏……”有段时间，我在一家媒体做文化记者，不断参加画展开幕、为艺术家做访问，逐渐我发现，在当代艺术作品里，很多界限都不断被打破，无论是材料的使用，还是各种符号的无厘头拼贴。有时我穿梭在一幅幅色彩碰撞的作品里，仿佛踏入一段段隐喻的旋涡。我开始尝试画点什么，可惜画功有限，只懂得用油画棒涂涂抹抹，于是我选择用文字将我脑海里的画写出来，供读者想象。
韩松落：现在很多小说都有不同程度的高概念设定，你的小说也有某种高概念特质，如果改编成动漫或影视作品，一定会有非常突出的视觉形象。你觉得这种高概念特质对小说写作有什么影响？
程皎旸：我是一个业余写作者，在广告及市场营销行业有差不多十年工作经验。作为一个策划人，无论做什么项目的创意，都强调要有一个big idea（超级创意）。例如，我要为一款养老保险设计一套营销策略，那么我需要根据这个产品的特质和消费者需求，不断抛出相关的创意，再不断筛选，直到提炼出一个最合适、最吸睛的big idea，以它作为核心，完成一系列的营销活动。我想，这就类似于您所说的高概念设定吧。这样的设定会令整个故事的书写更集中、更有力。不过，当我在写小说时，并不像工作时那样强迫自己理性思考，相反，我往往会因为生活中的某个事件而触发一种情绪，它如同乌云般氤氲在我脑子里，直到刺激我的小说灵感如大雨般瓢泼而下。很多时候，灵感首先显化为一个具有超现实感的角色，例如，浑身长满刺的男孩（《海胆刺孩》），手背上长出条形码的新媒体小编（《条形码迷宫》），一只会说话的狗（《狗人》）。后续的情节便随着这些角色自然而然展开了。
韩松落：在你的小说里，我很少感觉到那种约定俗成的女性特质和女性色彩。你在小说里大量引入科技议题，建立在科技异想基础上的情节，也导致性别色彩并不很强烈。你怎么看你写作中的性别观念？
程皎旸：我是一个体验型写作者，我的很多故事灵感来自我在香港的生活，或与其他人的相处。我希望通过小说创作反映生活本身和社会现象。作为一个资深白领，我小说里的角色，大多都和我一样是打工人。而我刚好是女性，且身处的市场部男女比例为1∶10，我想，这或多或少也影响了我的思维，令我大多数的故事都以女性为主角。这也是自我与现实的一种映照吧。
捕捉生活中的人
韩松落：《打风》中的《逃出棕榈寨》，对母亲身世来历的追溯，有点像神游，又有点像溢出现实生活的奇幻冒险，最终在现实中渐渐平息，整个故事神秘又迷人。可否谈一下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
程皎旸：棕榈寨的原型是柬埔寨的暹粒。2016年，我第一次去那里旅行，除了令我震撼的吴哥古迹外，我对当地人的生活状态难以忘怀。在马路边，一群赤裸上身的小男孩，接二连三跳入泥塘玩耍，炽热阳光洒在他们黝黑且瘦小的身板上。在景点出入口，一群还不及我膝盖高的女童围绕着我，说着不成熟的中文，央求我从她们的篮子里买纪念品。在市集，老人推着小木板车，挥舞斧头似的大刀，将完整的一大段冰石切割分块，卖给路人消暑。有次经过一个村落，家家户户都不关门，家徒四壁的房间里没有空调，主人在吊床上打瞌睡。夜晚的公路没有路灯，我坐在车上却觉得路途明亮，是月光，还有田野里的紫光在照耀——那是驱走蜥蜴的灯。这是我所观察到的暹粒人的真实生活。但另一面，是接二连三如宫殿般的华丽度假酒店，和在酒吧街狂欢的人们。在餐厅，一个少女服务员羞涩地跟我打招呼，笑着对我说，姐姐，你的皮肤很白，很漂亮。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跟她说，你本来也很美，自信一点。离开柬埔寨，我很想为它写点什么。首先我写了图文游记，《在柬埔寨，比我们慢一小时的人》。非虚构书写帮我将有关柬埔寨的记忆凝固住。我还想以它为原型创作小说，虚构一个地方。不久，我陆续去了泰国、越南。那是比柬埔寨更发达的旅游胜地，我感觉无论是服务员还是地陪，都更加训练有素。我有一种预感，柬埔寨如果持续被旅游业开发，那么它淳朴的民风也许会被娱乐产业取代。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写了“棕榈寨”这个地方，并将故事设置在近未来。那时有一个新兴产业出现——火烈鸟女团，棕榈寨的女孩，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送去参与集训，并接受科技整形，在身上安装电子翅膀，肤色从棕黄变成橘粉，翩翩起舞时，宛如人形火烈鸟。这是一种残酷的想象，但其实很多东南亚原居民，正在接受着这样被消费的残酷日常。
韩松落：“异常”是《打风》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种“异常”感，是你在去香港之前就有的，还是去香港之后产生的？
程皎旸：这种“异常”感，大概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吧。10岁那年，我随父母从武汉迁居至北京，成了学校里的“借读生”，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与其他同学的不同。借读期间的一系列遭遇，令我性格变得叛逆，到了初中，时常被教育处主任传唤。或许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令我善于捕捉生活中异于常规的人。他们所散发出的气场，是神秘的，也是具有戏剧性的。
韩松落：在别人的小说里，如果看到这样直接的对资本和金钱至上的描写，大概率会让人觉得过于直白，但在你的小说里，特别是整本小说集读下来，又觉得这样直白是对的，只有用书写时的直白，才能面对现实中对金钱和人性的直白。你在写到这些段落时的感受如何，是困惑，还是觉得这种直白本身也具有某种当代性？
程皎旸：我想自然而然地还原我在香港观察到的现实。《打风》里的小说，大多都是我成为香港打工人以后书写的。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我所观察到的香港同事社交的话题，几乎都与消费相关，例如去哪里抢最便宜的机票，最近哪个名牌在打折，诸如此类。而我所工作的部门是市场部，经常会被客户或其他部门同事讨价还价。当同事谈及费用，就会用粤语直接问：“钱钱呢？”这样的叠字有一种黑色幽默般的宠溺，但语境又是严肃的。这种质感，大概就是我小说带给您的感觉吧。
（韩松落系作家、影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