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你去想想《红楼梦》，再看看脂砚斋，这基本上就是小说虚构和原型真实的区别。虽然曹雪芹写的是自己的家史，自己的故事，但是已经抽离开，有很多抽象出来的东西。”随着严歌苓以红楼梦与脂砚斋的点评为例讲起，一场对其小说创作“原型与虚构”的探讨拉开序幕。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邀请《读库》主编张立宪与著名作家严歌苓进行对谈，严歌苓指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个尚未被发掘的面向，而小说创作则是把这一个面向放大为作品人物身上的某种主要特质。而对于多数公众了解她的作品是通过《金陵十三衩》《归来》《芳华》等影视化呈现的现状时，严歌苓直言很悲哀，想写一部“抗拍性”小说。

《芳华》 萧穗子其实非常狡猾

在严歌苓的小说改编剧中，《芳华》可谓是近期的大热门，严歌苓称：“《芳华》这个作品中，萧穗子的角色是非常狡猾的，你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了十七八岁时严歌苓真实的情况，但实际不是，我还是虚构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一旦把‘我’变成小说里的第一人称，我就有一种‘自我审查机构’开始工作，比如什么行为不可以加在‘我’的后面等。但如果不用‘我’这个第一人称又写不好，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人，所以我想把文中的‘我’写得可信，还是习惯在小说中用‘我’这个第一人称。”提到《芳华》不得不让人想起严歌苓十年前的一部作品《穗子物语》，严歌苓则把《芳华》叫做《穗子续集》，“穗子在这个故事里是一个叙事者，不像《灰舞鞋》里写穗子犯男女作风错误，在部队里被批判。实际上，穗子这个人物就是就亦真亦假。”严歌苓说。

迄今，严歌苓所著了多部女兵题材作品，但她表示，笔下的女兵并非自己。“虚构是最自由的，我在虚构作品里讲的都是真话。我认为小说家最大的趣味就在于，将自己梦想成为或者耻于成为的自我放在不同人物身上，这些人物实际上可能都是你心里很黑暗的或着迷的东西，只是把它放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她笑谈，虽然自己不打算再写女兵，但可能会写脱了军装后女兵的生活。

《小姨多鹤》 带有一种朦胧感

这类虚构的作品还有《小姨多鹅》，这个故事严歌苓只写了三个多月，但之前却酝酿了二十多年。严歌苓坦言《小姨多鹤》非常难写，“这个故事真实的原型我有，是关于日本遗孤。我在中国方面、日本方面也都与真实人物接触过，但是很久没有动笔。因为亚洲人和亚洲人的差别非常难写，直到有一天我到了日本一个小山村，看到日本老板娘铺床、擦地……发现她的背很有表现能力——传统的日本女人老是用背在跟你表现着什么，她的勤劳，她的那种含蓄，她的那种宁静，都好象是用背来表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我忽然抓到日本女人的那种‘气味’，于是才有了‘多鹤’这个形象。但是你怎样能够把她变成文学？这就需要一个从文学中抽象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它不叫《母亲小环》，为什么不叫《秘密家庭的秘密》，而是叫《小姨多鹤》，就是因为我找到日本人这样一个意象——小姨多鹤是日本人留下的、敌人的女儿，讲她怎么被接受并共存下来的故事。”

“艺术就是艺术家带着自己性情诠释出来的真实。”严歌苓借用左拉的名言说明包括小说创作在内的所谓“真正的艺术”，其实是一种属于创作者的性情化之物。“我每个作品都酝酿很长时间”，严歌苓解释道，“比如《小姨多鹤》，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它应该比真实的故事更有意义。但这个意义如果只是反对战争、女人是战争创伤的疗治者之类浅显直白的东西，这肯定完蛋了。”她认为一种好的写作情绪是没有太明确的导向或者判断，而故事的主题一定要丰富，有着多重意义，带有一种朦胧感，讲不明白的躁动。

《雌性的草地》 气息和神韵学校教不来

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严歌苓表示从写作方面来讲，《雌性的草地》是自己写得非常好的作品。“那个时候正是我最有激情、有才华、有诗意的时候，不是每个时期都能写出那样的作品，如果我现在再来写那一类作品，我肯定写不出来。”据她介绍，《雌性的草地》之后，她来到美国接受专业的写作训练，但谈及接受写作训练的优劣之处时，严歌苓称最恶劣的是自己再也写不出《雌性的草地》这样的作品。“作品的创作是无章程的，就是凭我的才华，收集大量的画面在脑海里，留白也特别多。后来学习了一个作品怎么长出好看的肌肉和皮肤，但不是皮肤和肌肉就能够决定气息、神韵，这些是学校不能教的。学校教的是让作品发声。”

说到具体的学习过程，严歌苓讲述道：“教授教的最有用的就是解析，用艺术的方法解析，比如读马尔克斯，然后去模仿。因为我们的教授认为画家都要临摹，按照《变形记》去写一部，像这样荒诞的、带一点微妙幽默的等，但是非常可悲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临摹。这些临摹带给我的收获是，至少全世界的小说形式我没有不认识的。”

《陆犯焉识》 “抗拍”的反击式创作

严歌苓的小说自一开始就带着鲜活的画面感。1995年，她的《扶桑》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首奖时，好几个评论家说，一看这就是可以拍成电影的书。严歌苓却倔强地说：“我很要强，你说我是这样的，我偏不。此后，她写了与《扶桑》截然相反的《人寰》，全书没有清晰的时间、空间线索，女主人公甚至没有名字，内心独白贯穿全书。而《扶桑》也即将要被拍成电影，在编剧过程中，严歌苓把自己小说里用的所有画面通通作废了，她说因为那是一个小说家的视觉，不是给导演直接拍出来搬上银幕的。“我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可视、可触、可闻，要有色彩、温度。一个好的小说应该有这样的功能，它唤起人在阅读中的全部感官。”

如今，严歌苓的作品大部分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她自己本身也经常担任编剧的角色，大多数人也是从这些作品中才熟知了严歌苓的名字。对此，严歌苓感叹“很悲哀。”她透露多年以来的愿望之一就是写一部具有“抗拍性”的作品。2011年出版的《陆犯焉识》为了推翻女性作家只能写女性的判断，严歌苓写了一个男性知识分子的一生，从一个上海大户人家的公子哥、留美博士到苍凉落魄的晚年，主人公的原型是她的祖父。“《陆犯焉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有的时候是属于一种反击式的写，难道它不是写男性的？还把我往女性作家归类吗？”严歌苓觉得《陆犯焉识》就是一部很“抗拍”的作品，“因为陆焉识的一生经历太多，里面又有很多敏感的运动、事件。”但没过几年，张艺谋就截取它的片断进行巧妙改编拍了《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