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出生并度过青少年生活的老家，位于湖南省城长沙北面的丘陵地区。那里既有遍布在一道道山梁上的苍翠树木，又有铺展在山梁之间的一片片随季节而变换着色调的农田，还有纵横穿插于山脚和田野间的清清溪流。这青山绿水滋养的父老乡亲中，当年劳作着不少被人称作“某某匠”的能工巧匠，闻名十里八乡，特别受人敬重。

记得在离我家大约四里路外的小火车站北侧小街上，有间十余平方米的一爿小理发门面，理发匠姓周，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六，人们背地里称其为“周六剃头”，当面喊他周师傅。周师傅理发的价钱便宜，手艺又高。剃平头、剃光头、理中分、理寸头，花样繁多，几乎应有尽有。在他手里理发，被附近的乡亲们当做一种惬意的享受。对于须眉顾客，周师傅用推剪理过发后，又从热水中拿出一条白色的毛巾，拧干后敷在其脸上，随后挑出一把刮脸刀，小心翼翼地刮去其面部和下巴上的胡须；再拿出一把剪刀，把鼻毛修剪得整整齐齐。经由这一番工夫，顾客脸上被刮得一干二净，人也变得更精神了。周师傅还有一项绝技：掏耳朵。从靠墙边的小台面上拿起一个圆形竹筒，从里面倒出一大把长长细细的掏耳工具，有夹子、挖耳瓢、云扫等等，每件大概十至二十厘米；周师傅让顾客把准备掏的耳朵朝着光线充裕的方向，然后将不同的掏耳工具伸进顾客的耳朵，不一会，便将耳内的污秽之物掏弄得无影无踪，顾客却从中尽情地享受着掏耳的惬意与舒服。前来理发的人，都是理完发才掏耳，几乎没有只掏耳不理发的。我也到周师傅的门面理过无数次发，大概因为年纪小，从来没有掏过耳朵。一次，时年十来岁的我给三、四岁的侄儿表演“魔术”：把一粒小绿豆大的红圆珠放在右手掌心展示给侄儿看，然后趁其不注意把红圆珠塞进右耳朵里，边喊：“红珠子不见啰！”再迅速把头向右一偏，让红圆珠滚落到接在右耳下的右手掌上，同时喊：“红珠子出来啰！”逗得侄儿开心大笑。见效果不错，又把“魔术”一遍遍重玩，没想到红圆珠有次塞进右耳朵后滚不出来了，手指伸进耳孔去挖，红圆珠反倒越挖往里面钻得越深。只好将情况如实告知妈妈。妈妈慌忙带我赶往小火车站打算坐车去城里医院看医生。路过理发门面时，妈妈忽又有了新主意，拉我进去请周师傅掏耳朵试试。我心想这下更糟了：自己平日和几个调皮的男同学路过理发门面时，多次一边跑，一边故意把音乐课上学来的“哆——来——咪——发—— 唆——拉——西——哆”唱成“哆——来——咪——发——周——六——剃——头”，如果周师傅这次乘机报复我一下，不就惨啦！结果呢，周师傅先用牙签在油瓶里蘸了点油滴进我右耳孔，片刻后，再拿起一根挖耳瓢伸进我右耳孔轻轻掏，三、五下就把那粒红圆珠掏了出来。妈妈感激地从口袋里掏出六元钞票塞进周师傅手里，却被他当即退回，说：乡里乡亲的，举手之劳，哪好意思收钱！妈妈只好悄悄在他小台面上留下两元钱，拉着我一溜烟地走了。

我老家后山脚下住着一位砌匠师傅，人称胡五叔。他的绝活，是砌墙垛子。当时乡村砌房子，都用土砖作材料。无论墙要砌多高，在他手里都砌得笔直笔直的。这得力于他“扯墨线”的基本功夫过硬：只需从一堵墙的中轴顶端垂下一根沾了墨水的棉线，站在墙根，用眼睛乜斜着朝上一看，右手将墨线一弹，然后按照墨线留的印记，把砖头一块一块地往上垒，一堵又一堵墙壁便又快又好地砌了出来。对此，请他的主人打心眼里满意，观看的旁人也啧啧称赞。可他对工钱要价不高，别人干一天活要两元，他只收一元八角钱。大家看上他的好手艺，更中意他的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因此请他砌墙的人很多。每日清早，人家还没开门，身体壮实的胡五叔就手拿一把不足一尺长的砌刀出门了。一年到头，忙完这家忙那家，忙得不亦乐乎。我最初见识胡五叔的真功夫，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乡村公共食堂刚刚解散，由于农家的灶台在开办公共食堂前都已被拆掉，各家各户需要另起炉灶。妈妈为此将胡五叔请上门来。他忙了大半天工夫，砌成一个能安上一大一小两口生铁锅的灶台，既中看，又好用，特别省柴火，为我这个肩负家里打柴重任的小男子汉节约了许多“砍柴功”。

住在我家东面山梁南端山角的阉猪匠李六爹，年纪不轻，个子不高，力气却不小。阉猪时，手脚十分麻利：左脚压住小猪的前脚，右脚半跪压在小猪的后脚上，拿起锋利的阉猪刀，从自己随身带来的酒壶里含一大口烧酒，往阉猪刀上一喷，左手按住公猪裆下的一对睾丸，右手就那么飞快地用刀一划，一挑，一对睾丸就给挑了出来，丢在早就摊在旁边的麻纸上。然后，往小猪的伤口撒上柴草灰，自己双脚一松，小猪立马站起来边飞跑边哀嚎着逃命去了。经李六爹阉过的猪，一般都长得膘肥体壮；上半年阉，到年底那猪便能长到三、四百斤。方圆十几里，李六爹手艺出名，另外还有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名声。据乡亲们说，在文革中的1967年9 月，有位在城里一家化工厂当“一把手”、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干部，因难以忍受工厂“造反派”的残酷批斗，跑到与李六爹为邻的亲戚家避祸，却被当地一伙歹徒抓起来，五花大绑地送到大队办公室锁起来。李六爹知道后，于当晚带上阉猪刀，悄悄来到大队办公室外一棵大树下，等到夜深人静时，趁着戴红袖章的值勤人员打瞌睡的机会，溜进办公室，用阉猪刀割断绑在老干部身上的绳子，护着他冲出屋外，借着微弱的星光，跌跌撞撞逃走了……这位老干部平反复职后，坐着小车来到李六爹家，当得知李六爹已不幸在半年前病逝，当即赶到他的坟头，抱头痛哭。

我家北面三里多外的天人山畔，有一位人称董松伯的木匠师傅。他做木匠十分讲究，那副担子里面放着不少工具，刀、凿、锯、锉，件件闪闪发光，谁也不能碰它们一下。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条大剁凳，有一丈多长,是用一抱围的大树锯成两半做成的，装上四只凳脚，面上摆放着刨子、斧头、老虎钳、墨斗、铅笔等物件，井井有条。做木匠活，最难的是下木料，那时不像现在，没现成的刨花板、三合板、方木料。主人找来的全是从山上砍下来的杉木、松树、枣树，长短大小不一，堆在那里像堆乱柴。董松伯只需定气默神，用眼睛扫视一下，便“知木善用”，那棵笔直的树，可用来做床柱子；那根质硬的树，可用来做凳脚；那根有结疤和弯的树，只能做农具，了然在心。然后，他手执斧头，大刀阔斧,去掉树的粗皮和结疤。将木料劈成粗坯,再拿来墨斗,拉紧墨绳,手一松,“啪”的一声,一道笔直的墨线便印在木料上。随后,他眯着一只眼,顺着墨线朝木料几斧头剁下去,劈出来的木料线条笔直。接着,他将木料一头牵制在剁凳上,猫着腰,拉开架势,用刨子对着木料一下一下“嚓嚓嚓嚓”颇有节奏地用力往下推, 推出一卷又一卷像花朵一样散发出清香的翻卷了的木片,少顷,那圆圆的粗木则变成了光滑细腻的方木料,放在一边,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堆成了一座小山。董松伯再不慌不忙地在木料上画上线,凿上眼,与另外的木料榫接,做成一个个大木架,再配上大小不一的抽屉、前后装上饰板,在相应位置装上锁、合页与拉手，于是，写字台、大衣柜、床等各类家具便一一做成了。评价木工的技术，一般主要看他的“对作”功夫。也就是说，看制作的柜、床、桌、椅等用具的各部件对接处是否严丝合缝，而这正是董松伯最拿手的，被乡亲们称赞为“天衣无缝”！董松伯不光敬业精神好，还博闻强记，脑子反应快。据说有一次，他穿了条绸裤子去主人家做工夫，路上遇到一位教过私塾的先生，吟出诗句嘲笑他：“三‘山’同学‘官富家’，三‘系’同边‘绸缎纱’，不是官富家，莫穿绸缎纱！”董松伯也不生气，沉吟片刻，微笑回应：“三撇同头‘先生牛’，三木同边‘松柏楼’，不是先生牛，怎住松柏楼？”这位先生听了，张口结舌，红着脸快步离去。

如今我的老家，由于乡亲生火做饭都烧液化气或煤球，不再上山砍柴，那遍布道道山梁上的树木柴草更加苍翠繁茂了。良田和清溪，却因为征地开发而渐渐瘦身了。当年的能工巧匠们呢，已经先后离开人世，继承其高超手艺的则难觅踪影，这大概缘于今天的手艺人都用上了现代的更加先进工具和设备吧！然而，当年的老工匠们那种敬业、钻研、专心的精神，尤其是善良、诚信、正直的艺德，多么亟需后来人的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