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部分缺席到集体失语

——试论马华本土文学批评贫弱的要因

表面上看来，本土的马华文学批评似乎从未间断它一贯的轰轰烈烈乃至不可开交，但实际上，如果在等待弥漫的硝烟尘埃落定后，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它实质上外强中干的尴尬。当然，这种尴尬程度可能（以）人为地减轻，如果有些人执意自欺欺人地坚持骂架式的论争也算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话。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对本土马华文学/批评进行并置式检视的话，后者的相对滞后可谓显而易见：无论是从出版的绝对数量对比考察（尽管这种比较有其不精确之处），还是从创作/研究的影响力/国际声誉（即质量）进行分析的话，我们都可以粗略看出本土马华文学批评的相对迟钝和凝滞。〔注：尽管目前缺乏对相关出版物的精确数字统计和分类，同时我们也难以用自然科学中影响因子等概念来精密考察各自的持续影响力，但马华文学的相对繁荣、丰富与鲜活大致仍可以感觉到。〕

毋庸讳言，对这种缺憾的认知往往也是“英雄所见略同”，诸多文学爱好者、作家、学者都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同时又恰恰反证了这种弊病的普遍性。如马夫之就认为：“在马华文学各样式里，收获最缺乏的应该算是评论这一环了……在各个阶段里，文学批评就是那么样儿的不争气，往往要落后在其他各种文学样式的后头，显得那么枯寂，那么贫弱，那么的可怜兮兮。”同时，他也指出了批评中的（发育）不良特征，“马华文学在这数十年来的飨风饮露，文学批评并不是没有人提过，而且也因为批评而发生多次的论战。但是，写作界却没有好好地正视它，有些甚至流于谩骂。当然，其间渗杂着捧煞棒杀而滑进朋友主义或是敌对体系”。〔注：马夫之：《马华文学理论批评的趋向》，陈雪风《走下去就是道路》附录一（马来西亚：野草出版社，1998），第178—179页。〕

黄锦树也深刻又不无偏激地指出，马华本土“只有一群在暗处搞到鸡毛鸭血乱飞、写不出像样的东西、喜欢出书、读书读到牛背上去的‘马华文学斗士’”〔注：黄锦树：《痛苦的道义——给方北方先生的公开信》，《南洋商报·南洋文艺》（马来西亚）1998年1月7日。〕，而在此之前黄甚至对马华文学也一视同仁地抨击，“平凡如我者，‘一些’马华‘文学作品’当然是读了，相关的论述也读过‘一些’。最大的感想是：不论评论还是创作，都‘自动化’得太严重了，引不起多少‘震惊’”〔注：黄锦树：《对文学的外行与对历史的无知？——就“马华文学”答夏梅》，《星洲日报·星云》（马来西亚）1992年8月11日。〕。显然，黄对马华文学/批评亦步亦趋、缺乏创造力以至死气沉沉的弊端不留情面。

考察马华新文学80余年〔注：我所指的马华新文学主要是指以现代白话文书写的马华文学作品，其时间当从1919年算起，此处的起点借自郭惠芬在《马华新文学史起点的新界定》（《亚洲文化》第24期，2000年6月，第166-179页）中的细致考察。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种划分有它的问题，因为“现代性”与实质内容的“新”并非突然迸发而是循序渐进蜕变的结果。从此意义上讲，黄锦树与高嘉谦等人对古体诗/文等（如邱菽园等）的强调有其可贵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如果力图以此否定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举足轻重的影响或甚至以此作为“断奶”的凭借则显得理由不足，甚至有些虚妄。在我看来，这些操持旧体诗的文人在其文本中甚至蕴含了更浓厚的“中国性”（Chineseness）。如果我们从书写工具（文字）上进行界定和划分，马华新文学自1919年迄今已有80余年仍算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说法。〕的发展历程，在地的马华文学批评似乎经历了一个从“部分缺席”到“集体失语”的复杂进程。相比较而言，新马独立前的马华文学批评因了文学的相对贫血与苍白，反倒只是吊诡地显示出其“部分缺席”表征，因为在此时段中，往往是激情洋溢、（追求）立竿见影的口号标语压抑了可能的丰硕富饶的创作实践，表面的意气之争遮蔽了沉静的理性之光，但无论如何，在文学与批评的重镇基本叠合的前提下，文学的生产、消费等同一场域中，文学/批评的对称关系仍然清晰可见。到了立国之后，数十年来，马华文学可谓突飞猛进：新人迭出、得奖频频，在在引起华文文学圈内外人士的侧目与青睐。相比之下，本土马华文学批评虽然也有不小进步，但还是相形见绌。某种意义上讲，马华文学批评/研究的中心似乎不在马华，而是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至少，多元研究中心互成掎角之势对有形/无形研究地盘的分割更映衬了贫弱的本土马华文学批评的面目无光，我称之为“集体失语”。〔注:这只是相对的说法，马华本土其实也有相对比较优秀的批评家，如张光达、张景云等。正在崛起的如温任平、许文荣、林春美等，只是相对于台湾朝气蓬勃、此起彼伏、辛辣犀利的论述而言，他们的锐气、创新性和理论架构从整体上看仍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同样，即使与实力平平，但擅长在丰富理论资源汲取中“集体大兵团”作战的中国大陆学者相比，他们的优势同样也不明显，而且大陆此领域的优秀学者也逐渐涌现，如刘小新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所以马华本土批评的地位的确堪虞。〕

当然，此发展进程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为何如此？如何纠正？换句话说，我们怎样解剖本土马华文学批评的贫弱从而加以改进？显然，限于论文篇幅和笔者能力，本文不可能也不想面面俱到地“英雄”排座次或者原因逐个捉。取而代之的是，笔者更想通过点明其要因、揭开其贫弱的症结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或者奢望它竟能自我疗伤至痊愈。毋庸讳言，由于着眼于其当代性/实用性，本文的论述重点也相应后移。

一、创作比批评更长久？

某种意义上讲，批评似乎只是文学作品的寄生，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没有文学文本、现象等，批评就难以有效的展开，尤其是那些鱼龙混杂、缺乏批评自身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评论文字似乎更加从反面确认了这一点。从此视角看，文学创作似乎总是牵着批评的鼻子走。而对书写主体来讲，讲求主动、趋利避害的思维模式往往使得创作成为首选：毕竟被人研究总比追逐他人更具成就感和主动性。

需要指出的是，大马独立前文学批评的相对兴盛（如果此处将批评的内涵扩大至文学论争乃至文学斗嘴的话）是有其特殊原因的。首先是报纸副刊提供了难得的表述空间，王润华认为，“新马从战前至今，人文环境恶劣，却能发展出在中国以外的独立国家中，历史最悠久、作家作品都很众多的两种华文文学，其中最重要因素，就是华文报纸提供了很好的生存空间……这种发展，除了文化思想因素，报纸副刊提供创作园地发生很大的刺激与培养的效果”〔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第135页。〕。 比较而言，在此特殊环境下，批评比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在副刊操作中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更大的灵活性。

其次，批评的工具性和实效性在特定时期的强烈需求下发挥了巨大功用，因而它的发展与繁荣在蒙上了一层功利性的色彩的同时却也合情合理。无论是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主题的发挥、表达与延伸，还是指向在地的激情诉求，批评往往化为一种有力的建构工具。比如我们如果以1939年初关于“几个问题的论证”为例来考察个中奥妙，便不难发现槟城青年在问询郁达夫背后的潜藏：他们其实对问题的答案已经具备，甚至称得上“胸有成竹”。类似设问式的提问，其实希望引发郁充当自答的那个角色，能对在地文艺青年对文学作为一种集体文化产业（a collective culture industry）的热情与苦心经营予以总结陈词式的鼓励或肯定。但当初来乍到的郁对此类问题进行旁观式的冷静解答后，诘难随之而来。〔注：参见朱崇科：《丈量旁观与融入的距离——郁达夫放逐南洋心态转变探因》，《香港文学》2002年11月。〕但从此过程不难看出，批评在此中扮演了及时、高效的承载角色：对话与冲突、旁观与融入等都侧身其中。

毋庸讳言，此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其实因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的影响与制约而表现出其别致的繁盛，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此时的批评其实更多在马华文学创作的缓慢发育中扮演了清道夫角色，它一方面有力地廓清了文学路途上的障碍并指出了其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它的功利性繁荣又无奈的压制了文学创作自身发展的诸多可能性。

大马独立后的马华文学因为在逐步步入竭力丰盈“独特性”的正轨后渐入佳境，尤其是最近20年来，更是新人辈出、佳作连连，其强劲势头在在令读者/行家侧目，而本土的文学批评却明显凸现出不该有的力不从心和贫弱不堪。黄锦树在对马华写作人阅读资源（或习惯）匮乏、在好的“批评体制”缺席的情况下对将来可能的穷途末路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予以抨击时，却也顺带部分从反面说明了创作者可能不无偏颇的主体选择，“可是在这个地方（指马来西亚，朱按），似乎写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无需阅读，也不必思考，并且拒绝批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名”，“很容易变大师”。〔注:详可参见林春美：《当文学碰上道德——夜访林建国、黄锦树》，《蕉风》（马来西亚）1998年1、2月号。〕

需要提及的是，如果在过分强调文学创作的情况下，而使批评成为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所言的创作的副产品（by-product），那么，这种只是由诗人批评自己有兴趣又努力创作的诗歌的操作被称为“创作室批评”（workshop criticism）。据艾略特所言，它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凡是与诗人自己无关的东西或是他憎恶的（antipathetic）东西，都超出了他的（批评）权能（competence）；此种批评的另一个缺陷是批评家的判断力在他自己的艺术之外就显得不健全（unsound）了。〔注：T.S.Eliot，“The.Frontiers.of.Criticism”，see.On Poetry and Poets （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Cudahy，1957），pp.117-118.〕形象一点，简而言之，“诗人批评家，因此不是主持公道的法官，而是替自己作品寻求辩护证据与理由的好律师”〔注：王润华：《沈从文小说理论与作品新论》（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第51页。〕。

不言而喻，当代马华文学批评的贫弱与上述论断不无关系，而作家型的批评者往往也难免坐井观天之弊：批评者往往都是各抒己见，或重陷“对过去的对象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正是为了开展我辈当下的历史性”〔注：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国台北：远流，1998），第180页。〕悖论式的二元对立，更有甚者成为所谓“全能型”作家，“著作等身（平均十本左右）是他们的特征，举凡诗、散文、小说、评论、杂文诸文类都在他们书写的范围内。产量丰富，质量却堪虞。数十年如一日，见解、创意都缺如，面貌模糊，不断的自我重复。看一篇就等于看遍他一生的著作（当然，包括还没有写出来的）”。〔注：黄锦树：《对文学的外行与对历史的无知？——就“马华文学”答夏梅》，《星洲日报·星云》（马来西亚）1992年8月11日。〕上述论述虽有过分愤激之处，但对作为创作的附属的马华本土文学批评的败落地位和原因的指斥却一针见血。

同时，还需指出的是，马华文坛作者趋利避害选择创作而兼事批评乃至离弃批评的原因，还在于批评自身特点的限囿及巨大挑战性。正规的优秀的文学批评往往需要高深和贴切的五花八门的文学理论的支撑、严格的学术范式的规范和异常敏锐的鉴赏能力，这显然比可以天马行空的创作束缚多多，艰涩几许。鉴于下节会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简而言之，对文学创作的青睐（包含了一种功利性原因）、对批评的忽视和恐惧与避让等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创作比批评更长久”也就成为创作主体的主动认知，也成为解释本土马华文学贫弱的要因之一。

二、话语霸权压制：从外来到自我

美国著名文学史家韦勒克（René Wellek）认为“无论在立场上他们（此处应指批评家）是多么彼此不同，却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注：韦勒克著，杨岂深、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4页。〕。然而不难理解的是，如何更好地“理解”与“评价”文学往往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即，批评和理论的关系如何？

批评和理论其实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严格的学术批评尤其如此。如人所论，“每个批评家，不管他的工作程序多么有条不紊，还是多么漫不经心，其评介都是以理论原理为基础的……尽管直到最近几年阅读批评文章时，我们还总是以纯文学的直觉、情感，而不是以理性领域的名义，出于曾一度作为我们防御态势的考虑，对理论采取不去求索，或者视而不见的态度，然而理论却一直存在，并竭力引起我们的注意”〔注：克里格著，李自修等译：《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27页。〕。即使是表面上看来学术术语淡出、理论运用渐入化境的批评，其实背后同样掩藏了深厚的理论积淀。〔注：如果我们以当代华文文学研究界的顶尖学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系主任王德威教授（David.Der-wei.Wang.1954-）为例来说明的话，无疑颇具说服力。表面上，王德威激情四射、摇曳多姿的文字似乎与枯燥晦涩的理论不搭边儿，其实如果仔细考察他的理论造诣与根基，诸多学术大家的影子隐隐可见，随手拈来，如福柯、巴赫金等对其影响就不小。肤浅模仿者往往误以为王没有理论，可以肆意书写、自由自我、天马行空，实际上，这正是王巧妙化用理论之后的圆润（评析与解读浑然一体）与自信（引领潮流风范，自成一派）的表现。〕

显然，类似的理路同样适合马华文学批评，不过，当我们以此标准来检视本土批评时，便不难发现恰恰是因了本土理论资源的匮乏导致论述深度的脆弱以及创造力的苍白。一般说来，马华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主要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西方。比较而言，以当代西方文论来处理马华文学在具有可能的先锋性（avant-garde）时，往往又可能隐含了必须小心处理的隔膜（适用性考量），而且西文原著价格不菲，值得斟酌。反观中国大陆与台湾方面的物美价廉和同文同祖的亲近使得它们成为本土批评加以借重的理论资源。吊诡的是，它们往往也成为一种莫名的话语霸权压制，如具有“台湾经验”的黄锦树就在不无醋意地反驳他人时透露了一丝不同话语霸权对马华文学批评严重荫蔽的真相，“从老去的现实主义到诞生中的大马先锋派，舶来品的影子都十分深重，嘲笑受台湾影响的人要不是受过去的中国、就是受现在的中国影响，就‘影响’而言谁也没资格笑谁。真正的问题在于彼此的作品是否能各自成立”〔注：黄锦树：《马华文学的悲哀》，《南洋商报·南洋文艺》（马来西亚）1996年12月18日。〕。

但毋庸讳言，某种程度上，大部分马华本土批评更多是长期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杂文传统，由于对应有的学术规范和批评范式不甚了然，而使得本土文学批评的逻辑及其严密论证都相对比较缺乏，所以往往给人以诟病的把柄。

以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对马华文学的影响为例，某种程度上，在中国曾经风靡一时、甚至成为文学主流之一的左翼文学近乎同步共振式的传染了马华文学，当然也影响了当时的马华评论界。1930年滔滔提倡的“穿普罗衣裳的地方色彩”〔注：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一）（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32页。〕文学的理论呼吁其实就是以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为理论前提，将南洋文学定义为具有地方色彩的普罗文学。尽管此后的相关论争绵延不绝（新兴文学、中国文学的地方文学等等），但大致上都未能突破这一框架。如人所论，文学本土化与革命文学思潮“合流前文学本地化的提倡者们追求地方性、创造性和艺术性，合流后则强调地方性、真实性和功利性。后者随新兴文学思潮主流地位的确立，成为马华文学独立思潮的理论基础，也就是题材决定论。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一种马来亚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认为马华文学史马来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马华文学独立思潮虽说在理论主张上要求摆脱中国文学，其理论思路或方法却深受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注：李丽：《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对马华文学的影响》，《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2期。〕。

类似的，中国现实主义思潮在经过改造后顽强地在马华本土上生存下来，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盘踞了文学思潮/流派/批评的主流位置。它来自中国的霸权话语源泉，最后却也吊诡地成长为本土的理论霸权和背负。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话语霸权也同样可能来自马华本土批评内部：或是官方人为的对本为天下公器的学术（含资源）的专有（如垄断学术资源以及对中文书籍等的限量与扫除），或是恶性循环之下对外来资源的过度依赖等等都压制了本土批评以及可能的创新与深化。如林建国所言，“这种结构性的贫弱因为有其政治大环境的理由（当然还不是唯一的理由），譬如学院的学术资源被官方垄断，马华文学界本身就不见得能负完其间贫弱的责任”〔注：林春美：《当文学碰上道德——夜访林建国、黄锦树》，《蕉风》（马来西亚）1998年1、2月号。〕。

文学理论的提炼是一个异常艰辛复杂的过程，它迫切需要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丰富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想象力创新与严密的内在逻辑建构。在此过程中，对原本已有的艰深晦涩的理论的吸纳、汲取同样也是一种枯燥又严肃的实践操作。其间活力十足的对话、思想交流、碰撞十分必要，往往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人受不了个中的形单影只、孤掌难鸣的寂寞而不得不放弃。

马华本土文坛似乎恰恰缺乏民间学术化的文化语境，除了官方压制等的客观原因以外，往往由于创作者的野心太大（一窝蜂不甘示弱地力求全能全才）而无暇进行必要的理论修炼（或是因困难望而却步），所以现有的文学评论大多过于朴素，虽不至于隔靴搔痒，但论述视角的单薄，理论功底的浅薄在情绪化的介入情况下更是令人摇头叹息，所以严格说来，这些评论大多流于闲云野鹤式的散漫感悟，缺乏锐气与攻击力。有论者敏锐地指出，“陈雪风无疑是当代马华文坛上有数的富于才情的批评家之一，他的真淳朴实的文笔使文学批评成为一门富有创造性的艺术。不过，他的描述性的、抒情性的评论，同他尊奉的印象、鉴赏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评的理论的明晰度，浓重的经验氛围又使陈雪风的批评呈现出博而不深和过于细致琐碎的毛病……真诚是陈雪风的批评风度，但某些时候用语的极端同样是他的不足称道的地方”〔注：萧成：《陈雪风文学批评之管见》，《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陈雪风个案无疑很好地从正反两面论证了马华文学本土批评的流弊和其惨淡的优点。

同样，马华文坛并不发达的出版也部分羁绊了本土批评的发展，从现有的出版物来看，由于更多注重“轻”批评（一种轻松恬适的鉴赏式批评，商业化色彩浓厚）和市场销路，有分量的学术批评往往青黄不接，甚至成为一种令人尴尬的阙如（有时是依靠研讨会的形式进行，最后交上论文集了事或作遮掩）。在此情况下，极富个性的批评家更是难于培养；同时，马华出版比较狭小的发行市场空间（往往只能在新、马两地非常有限的读者群中销售）也限制了话语的传播范围与分量：许多在本土出了几本书就不免扬扬得意的作家他可能不知道，在更大的华文文学圈内，他只是小字辈甚至是无名小卒。某种意义上讲，马来西亚唯一一份有些思想深度的刊物《人文杂志》在本土的尴尬遭遇〔注：笔者曾向该刊前执行编辑许德发先生请教过，得知有些人抱怨行文晦涩艰深，所以销路不佳。但马华本土批评所缺乏的意味深长、驳杂精深的理论书写如果成为八卦报纸式的流行文字堆积，往往也就失去了它的理论特色和补偿价值。无独有偶，该刊主编张景云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面对重重困难，仍然会尽力办好刊物，为提升马华文学、文化努力不懈。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坚持令人钦佩。详文可参《人间》（马来西亚）总第3期专题访谈。〕就凝结了马华本土批评的种种症结。

应当指出的是，文学批评是非常有益于创作的，可以说如创作之于批评一样不可或缺，如果“有人相信文学艺术具有价值，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可以为之辩护的立场。唯有能够显示文学艺术在完整的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的总体理论才能提供这样一个堡垒。同时我们需要的是可以用于抵制和推翻错误观念的武器”〔注：瑞恰慈著，杨自伍译：《文学批评原理》（中国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第30页。〕。在我看来，马华本土更应该在有机借鉴西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论的基础上兼容并蓄、锐意创新，建构出深刻细致、犀利鲜活的本土批评话语，而非过分依赖他人导致恶性循环，反过来又加剧自身成为他人所轻视的荫蔽于大树之下的荏弱小树。当然，倘如此，也不至于在面对来自他域的善意/恶意的攻击时再次木讷不堪、捉襟见肘，乃至漏洞百出。一如林建国所着力攻击的靶子，“马华文学界这两难态度目的只有一个：不肯思考，永远在回避真正的问题……他们只是藉着交换情绪来转移他们没有能力交换意见的事实”〔注：林春美：《当文学碰上道德——夜访林建国、黄锦树》，《蕉风》（马来西亚）1998年1、2月号。〕，何其悲哉！

三、文人相轻与避重就轻

平心而论，马华本土批评的内耗与无谓纠缠拖慢了批评原本可能逐步推进的步伐，比如小圈子意识、文人相轻、帮派林立等不良习气往往牵涉了论者太多的精力从而客观上使原本粗疏的批评界更显荒芜（质量上而非数量上）。具体而言：

1．文人相轻

由于更多是齐头并进，缺乏经典、规范或大作家的领衔，加上固有的文人相轻传统，马华文坛大多洋溢着互不买账、各行其是的氛围，尤其是对于同行，如果不是恶意吹捧，就是一剑封喉，“于是冷嘲热讽，挖墙脚放暗箭，巴不得你立刻倒下来，最好是跌得粉身碎骨。仿佛，一旦你的声名扫地，他就霍然名声大噪了”。〔注：英培安：《潇洒集》（新加坡：草根书室，1985），第108页。〕

而如果我们回到文学论争上来，纵览80余年的马华新文学史，文学论争似乎显得格外的热闹、坚韧与善始善终。以独立前马华文学为例，1920年代“南洋色彩”的提倡就日趋热烈，对于其具体操作大家也各持己见。1930年代马来亚地方文学提倡时期，这种论争则逐步升级，甚至于严厉批评机械挪用中国口号为“搬尸”，尽管他们身份上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而且随着抗日战事的推进，“战时文学”与“华侨救亡文学”的口号之争也是同样热火朝天。1940年代 ，“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在侨民文学作者与坚持前见的作者之间又展开猛烈的对抗与互相抨击，正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火如荼。

即使到了不久前的20世纪90年代的马华文坛，也仍然呛味十足。如林春美所言，“这十年的论争，对于刺激马华文学整体性思考的意义很大，然而对于个别牵涉其中者的杀伤力也不小。被牵涉的双方/多方的被伤害的感觉本来无其必要，然而，马华文坛不善讨论问题，偏爱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凑热闹、看大戏的陋习，让这种伤害变成无可避免”〔注：林春美：《90年代最呛的文学话题》，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主编《辣味马华文学》（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2002），第k页。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看来，尽管该书在编选时已被编者人为遗漏了许多骂架的卖点，但该书实际上仍然还可算得上马华本土批评激情泛滥、贫弱与无奈的最好证明与记载。〕。

综上所述，尽管文学批评的历史时空可以时进事移、沧海桑田，但文人相轻的习气似乎代代相传，愈演愈烈，这样一来，难免让马华文坛长期处于拓荒阶段中，缺乏培养大作家的“息壤”。与此相反，书写（包括批评）恰恰堕落到平庸、重复、无味的陷阱中，如人所论，“如此平凡的书写，只要一拿起笔，大家就‘平等’了；这一来‘作家’、‘作品’反而是最不神秘、最平常的存在。阅读本地的作品就变成是咀嚼共同记忆罢了”〔注：黄锦树：《对文学的外行与对历史的无知？——就“马华文学”答夏梅》，《星洲日报·星云》（马来西亚）1992年8月11日。〕。

2. 帮派林立

依据林孝胜的界定，“帮是一个方言社群，它带着浓厚的地缘性和业缘性，偶尔附有血缘性”〔注：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协会丛书10，1995），第29页。〕。一般说来，帮派是联合起来的方言族群或志同道合者为更好的发展而组合成的有机团体。它无论是对内的个体权益保障、运转，还是对外的集体利益都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时也难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侵犯他人，至少不容（也可能不见容于）他人。回到文学上来，帮派的关联纽带可能会更加复杂多变，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籍贯、对文学理论（流派）或某一文学立场的坚守等等。

林立的帮派往往具有排他性，至少也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就往往难免导致不同意见、派别之间的摩擦，乃至意气之争，而对于某一帮派的效忠又难免造成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恶果：偏激片面、裹足不前。如人所言，“星马文坛最近确有几次论战，战事乍看来倒像是轰轰烈烈的。但以我所见，恐怕是战多论少。窃以为，若称之谓‘骂战’，亦无不可……他们是怎样儿扭打起来的呢？不外是为了一两句译笔，一两个不同的观念，于是居然剑拔弩张，动用了大批自认为最漂亮的刻薄话，互相刺戮”〔注：英培安：《敝帚集》（新加坡：草根书室，1987），第51页。〕。

同样的帮派纷争似乎也可推而广之，套用到马华本土批评与留台生的马华文学批评对抗上。某种程度上讲，马华文坛的确有一股“强烈的‘排外’意识”（陈大为语），这表现在他们对发展了几十年的文学流派（更多是现实主义）的固执坚守，有时也固执到顽固不化。某种意义上讲，旅/留台创作群的批评有他们的洞见和良苦用心，如人所言，“它的目的不是在打击马华文学，而是志在‘棒喝’——将那许多不求长进的作家喝醒，将那许多被不入流的作品涂炭了眼睛的读者喝醒……旅台创作群对马华文学作品的不满，源自于阅读经验的积累”〔注:陈大为：《“马华文学视角”VS“台湾口味”》，《南洋商报·南洋文艺》（马来西亚）1997年1月17日。〕。吊诡的是，凭借背后台湾理论资源支撑的“盗火者”们采取的决绝的二元对立姿态在表达他们的不满与洞察时，也宣泄了过分愤懑的情绪。至少，在这种帮派林立、杀气腾腾的论争架构中，他们不是足够理性的克制者，相反，他们同他们的对手们一起重复（演）了这种恶性循环。

毋庸讳言，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力图以此类论争哗众取宠外，多数的文学爱好者、书写者往往会避重就轻，而逃离自寻烦恼的批评他人。即使批评时，要么就是一团和气、蜻蜓点水，你好我好大家好，喜气洋洋；要么就是满口昏话，意气横飞、杀声震天，但无论怎样，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对核心话语（话题）的更多遮蔽以及善良意愿的不了了之。所谓深入洞察、真知灼见与理论推进的锐气往往因此并不出人意料地缺席。而本土的马华文学批评也就因此一如既往地积贫积弱，令人扼腕，甚至有时令人无奈乃至气馁。

四、叩问对策及其可能

如前所述，本文并非意在对本土马华文学批评的贫弱原因追根究底，所以尽管笔者的上述总结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而实际上，如果真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那极可能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永不完结的过程。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推动乃至提升本土文学批评的发展的可能性？如何可能？

在我看来，马华本土文学批评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腾飞空间，而当下的关键在于扬长避短，合理整合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华文学批评的重视程度，为马华文学批评发挥更有效的威力营造良好的生长氛围。

如果我们在为厘清论述理路考察文学批评的具体功能时，仔细一想，不难想见它的具体功能可作如下分层，如鉴赏（“阐释”）、定位（“评价”）和预设等等。换言之，“理论家批评家面临各种各样的文学实践，无非是要回答这样三方面的问题：1. 它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2. 它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其价值何在；3. 现在和将来的文学应该是怎样的”〔注：陈晋：《文学的批评世界》（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第41页。〕。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文学理论的快速转换和更新换代，文学批评自身也可能发生相应的蜕变。如让-伊夫·塔迪埃（Jean Yves Tadié）就指出，“自巴特（罗兰·巴特Barthes Roland，1915-1980，法国著名思想家，朱按）以来的文学批评既是读析又是著作，并非因其风格的优美，而是艺术作品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当作品解体失去昔日的神圣和含义的单一性时，她需要注释者以期传达她的意义和形式：阐释成为文本的构成部分”〔注：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第1页。〕。应当解释的是，巴特所力行和操作的批评实践和他有名的“作者死了”的宣言互相吻合，批评同时也成为读者人人都可参与的文本（text）解读尝试。但吊诡的是，读者有无数，巴特却只有一个，他所代表的批评实践其实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多重境界后的深刻感悟与理性糅合，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朴素的“杂文”式批评。

但无论如何，马华本土批评必须探寻更广阔的出路与可能性。窃以为，可行的对策如下：

第一，发挥本土优势。相比较而言，马华本土其实拥有不可替代的文学批评优势。首先，就是可以轻易拥有最丰富的文本资料。对中国大陆及台湾学者而言，尽管他们拥有较强的理论优势，但令他们的论述往往为人所诟病的要因恰恰在于：他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实践者。于内地学者而言，有时也难免蹈入分猪肉式的派发高帽的夸大其实廉价赞誉的怪圈；于台湾学者，哪怕是大马旅台学者，他们对大马脉搏跳动的深切感受与准确拿捏可能仍然无法与在地的学者相媲美。

其次，身居大马，多种研究手法可以更容易地展开，如口述历史、访谈、田野考察（field work）等自然可使观照的视角更丰富多元、立体可感。恰恰在对在地知识、体验、书写烂熟于心的基础上，马华本土批评更可能实现对现在及未来的美好/合理预设，实现批评的终极关怀，即“昭示一种（乃至多种，朱按）艺术理想，并成为文学创作实现其艺术理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调节机制”〔注：陈晋：《文学的批评世界》（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第47页。〕。

第二，有效分工。建议马华本土作者在进行多种书写尝试后，要选定自己最擅长的一种角色，或以此为中心兼及其他，而不应刻意追求所谓“全能作家”。否则，极可能如英谚所言，“贪多必失（Grasp all, lose all）”。与此相反，我们应当赋予文学批评以更多的关注与更合理的定位，而不应该一股脑儿追求文学书写而大多数人难逃命定：沦为平庸的文字写手。如果有足够的文字鉴赏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穿透力，经过艰苦磨炼后，从事文学批评对马华文学的更大腾飞将功不可没，甚至有时可能是居功至伟。不要忽略了，“批评家，真正出色的批评家，就是在自由与必然的双重参照中来把握作家，使作家从自由走向必然，又在必然的基础上获得更充分的自由……批评家没有偏见的反思往往能为作家进一步的修改、升华提供审美照明”〔注：陈晋：《文学的批评世界》（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第115—116页。〕。

第三，“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乔治·布莱认为，“批评来源于严格的放弃自我”，“阅读或批评就意味着牺牲（我们）所有的习惯、欲望、信仰”。美国批评家米勒（Miller, Joseph Hillis, 1928- ）在点评布莱的“认同批评”时指出，“批评家对作家的再创造不是为了要对批评家有什么好处，而是为了被批评的作家的缘故”。〔注：J.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剑等译：《重申解构主义》，（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页。〕上述引言在在指向一个显而易见的关怀：批评必须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和科学性（scientificity） ，批评必须坚持自己的神圣原则。

对于马华本土文学批评来讲，这个原则同样适用。马华文学的批评者在展开文学批评时，必须发扬“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决绝与客观精神，坚持道德伦理层面的关涉暂时与批评脱钩（当然论及文学中的类似主题时则自动除外）的操作方式。唯其如此，才会逐渐遏制无处不在的帮派主义、小圈子主义和友（亲）情的种种干扰与渗透，更加贴近所追求的批评精神内核。需要指出的是，本土马华文学批评的崛起会是一个长期艰苦卓绝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希望在急功近利、重利轻“义”（这里指人文与终极关怀）的今天，大家能给予足够的耐心、支持、激情和理性灌注。

［本文大纲曾发表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马来西亚）2003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