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绪论

“本土性”的缘起、艰难与化用

在许多人看来，“本土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词汇：它的被人随意滥用以及空泛的包容性，甚至是本土霸权等恰恰预示了化用它的艰难与危机四伏。但同时，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克服因噎废食式的自暴自弃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式的过于谨小慎微，对本土性进行小心翼翼的重新界定与预设，它恰恰又蕴含了迷人的丰富可能性。某种意义上看来，今天这本小书的长成，许多是源于我对本土性一种近乎迷恋式的陷入和挖掘：它实际上只是我的研究计划的一个残缺的注解。作为我自我放逐边缘后的一种有意尝试，我希望它可以充当那个可以熟视无睹之余又令人大吃一惊的向度，尽管它的威力在我手中还刚刚开始。

复述本土性：一个研究计划

对马华文学略有研究的人，自然会感受到黄锦树著述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远流，1998）对该学科研究产生的巨大震撼：无论是他从语言演变的层面（汉语－中文－华文）对马华文学书写者对文学“中华性”的强调，还是他对马华文化的中国性（Chineseness，指中国特性、中国特质、中国本色）更多具有“表演性”和“情绪功能”的深刻分析；无论是他对亦步亦趋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曾雄霸马华文坛数十年的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如他以方北方为例对整个马华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化观念与创作指导思想的猛烈攻击），还是他对现代主义实践操作（如李永平、张贵兴等人在语言再造层面等的努力）的不吝提升。当然，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它的令人扼腕之处，如该书中中国性主线论述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薄弱，对马华现实主义缺乏了解之同情、矫枉过正的“废功”等等。其著述的得失无疑会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在探究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如何梳理与分析直逼马华文学内核的本土性的流变、得失和假设它自身及提升的诸种可能性？

应当指出，目前关于马华文学本土性的研究尚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相关著述更多只是以“本土”作为点缀字眼儿的零星论述。尽管有几个优秀学者，如杨松年、王润华等人不遗余力地推动，但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兴趣的圈限等），对马华文学本土性的精深理论阐发、整体性的贯穿等研究仍近乎空白，而我的期望，则是想改变和提升这种状况。当然，这是一个具有极大潜能的研究领域，不断推进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适合于同样属于区域文学研究的台湾、香港文学。在这个计划中，我所力图涉及层面主要包括：（1）对本土性的界定与分层，考察其不同历史时段的发展形式并预设其可能性；（2）有关经典文本中本土话语、意象和视角的分析；（3）本土性在本土批评中的体现；（4）与其他维度的纠缠等等。

与多姿多彩的本土性层面探研相对应，在研究资料的使用上也是五彩缤纷：在梳理本土性不同历史时段的表现方式的流变中（尤其是二战以前），具有新马特色的报纸副刊则显得至关重要；而在对经典文本的细读中，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则包含其中；在顾及马华文学批评中的本土性时，批评论著则又灵活地转化为我们直接面对的第一手文本。

应当指出，本土性作为区域文学逐步走向世界并获得承认的根本凭借之一，无疑也作为研究区域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切入到马华文学情境中来，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松散而薄弱。原因大致如下：第一，不屑研究。一些研究者将马华文学置于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的范围内比量后，认为其文学成就不高，而情愿倾注精力转向影响更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含台港文学等），对整个学科尚且不屑，因此更谈不上他们对其本土性的关怀。第二，不敢研究。作为区域文学研究的一个根本切入维度，对本土性的梳理和分析必然建立在大量的文本解读（含副刊）及相关理论熟谙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对此往往是望而却步、知难而退。第三，不易研究。在新马本土以外（如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者）由于资料的极度匮乏，马华文学的本土性研究不容易有效地进行，当然其深刻性与准确性也因而不可以赋予太高的期望值。第四，部分层面的研究。由于本土性自身尚处于发展阶段，比较难以定位，所以论者往往或关注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姿态与样式，或只是语焉不详地论及一些视点，因而往往缺乏全局性及系统性。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多数属于上述第四种类型，即更多是对本土性某一层面的涉猎，深度和宽度往往因匮乏有意识（全局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研而有所欠缺。

马华社会与文化都因了历史时空的迁移而表现出与母体中华文化相当的差异性，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文学自然而然、或多或少会打上马华情境的烙印和实现部分本土性的彰显（尽管这种彰显是困难的，而非生来就有的。因为马华文学在国家独立之前其本土性的姿态往往是闪烁不定因时而异的，母国—中国情结仍然似时钟的钟摆与中国时局的变更同步摆动）。我的目的就是要在文学文本、文学批评文本与马华情境的互动关系中分析其中本土性凸显与建构的步步呈现与可能。

我期望可以达到如下效果：一方面，为后续的马华文学研究的基本维度（含中国性、马来性、本土性等等）创设了一个全面又深入的鉴照与基石，同时也为其他区域文学研究（台港文学）提供了开拓性的借镜与指导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它可能为当代马华时空下艰难的的文化整合与认同（华人文化自大的心理和因马来化的逼迫而将自我边缘化同时也是某种程度的闭关自守的现状）及其对文学创作（如何更好地彰显本土性或将之有机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去）都有较好的建设与指导作用。简而言之，希望它既有填补学术空白的创新性，又可能引发良好的社会效益。

本计划所用理论比较驳杂。在面对本土性不同的论述层面时，会应用相关的不同理论，如在进行本土性流变姿态的梳理与预设时，将会采用跨学科理论（如文学分析、历史研究和针对当时文学总体成就薄弱而采取的更多偏向文化层面的考察），而在进行经典文本解读和考察批评中的本土性表现时，将会使用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ism)。但念兹在兹的前提是，必须以马华文学情境为中心，注意实现所用理论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这里仅以剖析马华文学批评中的本土性表现的后殖民主义 〔注：本文有关后殖民主义的某些观点演自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视角为例予以说明。

后殖民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界定、众说纷纭的名词。多数人认为，其中的“后”，既表示了对殖民主义之后的世界状态（尤其是被殖民过的本地状态）的诠释，又表征了已独立的殖民地却持续使用某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既存的概念和立场来建构被殖民过的“他者”（The other）。当然，这种看法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质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毋宁将后殖民主义当作一种和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纠缠在一起就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和处境进行重新反思的意识和思考模式。其中，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文化霸权和文化身分、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最引人注目。具体说来，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其一，反思东方主义。后殖民中的Orientalism（东方主义）含义复杂，它不仅包括了西方对东方在学术上带有倾向的研究，而且包括了西方在客观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文学作品中对东方所持的诸多成见与偏执。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专门研究了作为一种观念的东方主义，即东方主义是基于对东方和西方区别之上的一种“本体论和认知论的思维模式，它也是一种西方统治、重新建构和支配东方的话语”（张京媛语）。东方主义的话语往往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等联系密切，其形成也是建立在几代人思想不断累积的基础上。当然，其中的问题是，东西方两极对立的过于假想化（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两个对立又清晰的实体）；而批评东方主义的同时不能走极端，以“西方主义”的方式重复东方主义的吊诡逻辑。

其二，寻找文化身份与认同。后殖民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从文化身份与认同的自身来看，要注意考察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等对“身份”的影响，同时具体的历史演变，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也对“认同”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自身与“他者”的关系来确认自己的认同与身份也是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常用的手法。即通过梳理后殖民主体与依旧起着殖民作用的文化、观念等殖民符号象征之间的悖论式关系来探询后殖民主义主体的位置。

其三，对殖民者和后殖民话语的批评。殖民者的离去并不意味着殖民地自然而然摆脱了被殖民状态。殖民主义的权利（力）、文化与话语结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并得以延续。由于之前被殖民者自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识在被殖民的过程中受压抑，其文化发展的原本素质与面貌（可能性）就遭到了扭曲，当地居民（含精英知识分子等）则认同了殖民者的文化。当他们在看待本土的情况时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套用了殖民者的文化、理论、话语等标准和原则，这就产生了本土认同与话语阐释焦虑的问题。清醒的被殖民主义者就是在这种使用过程中逐渐使原本的殖民话语异质化，就是使其慢慢丧失权威性，从而逐步建立自己的本土话语。

其四，探研民族主义。后殖民理论中同样也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同样提醒我们要避免重蹈所批判对象结构的覆辙。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指出，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民族主义的叙事又是帝国主义文化的产物。这表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吊诡关系：民族主义唤起同一民族的人民反抗压迫他们的殖民者，但是这种对抗却又是和殖民者本身的隐喻相依附的。所以后殖民理论又是提醒我们不要以民族主义形式取代旧殖民主义成了另外一种新殖民势力。

当然在使用后殖民理论时，有如下的原则需要注意：（1）后殖民主义有其历史和时空语境的限定性，在切入到马华文学中时，要注意其特殊性，如东方主义的理论就不能机械地套用，马华情境始终必须是遵守的首要原则。（2）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后殖民状况（post-coloniality）概念中包含了与历史的线性推进观相同的概念（从前殖民到殖民再到后殖民），这其中都过度强调了人我对立而忽略了他们的互动关系。如黄锦树在讨论中华文化与马来化的关系时就曾较好地剖析了二者之间的吊诡关系。（3）后殖民主义只是一种理论观照，要从全局出发，采用多种理论进行相对客观的立体辨析后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避免偏差。

毋庸讳言，我们在运用中要对症下药。如我们运用后殖民理论在处理中国性与本土性在20世纪30—40年代马华文学中的纠葛时，既要意识到恰是因了中国性的汹涌澎湃而导致某种程度上战前新马文坛更多成为中国现代名家的文艺殖民阵地，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本土性的正常的健康的成长，但同时也要注意本土性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自身发展历程中恰恰处于薄弱阶段，而且，作为强势文学的中国文学同时又吊诡地成为马华文学发展的资源与借鉴之一（同属华文文学），也是对本土性逐步彰显的一种推动，所以不能固守单一视角而一叶障目立论偏颇。

同样在梳理本土性的历史流变姿态时，我们要运用文化身份与认同的寻找这一条目。其中中国性在其中的起伏也是引人注目。中国性作为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所言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其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轨迹，而在马华的想象中却表现出更多的纯粹性而更衍化为一种意指的符号。反思民族主义这一理论思考的运用，无疑在为我们省思马华文学的借鉴资源提供理论支撑。既要吸纳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华文文学，又要虚心融合马来文学中的精华而不可以一味强调大汉族中心主义。

还有，在分析本土话语与后殖民话语的复杂关系时，也要注意灵活运用后殖民话语中合乎本土性的有利因素，不可以一棍子打死。当然，同时更要分析本土作家如何在本土话语营造过程中有意识地逐步剥离与后殖民话语的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