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透支预设：计划草纲

前言

第一章 理论综述

1. 界定

本土性（建议英译为Local Identity/Nativeness），就是指本土特质、本土视角、本土精神与意识。具体到马华文学，则是指马来西亚华人的立场、精神、视角与意识。应当指出，本土性的彰显并非自然而然的，它只有在当马华的本土认同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界定这一点困难很大，但基本可以理解为当马华和马来人等在承认并携手，近乎亲密无间共建他们共同的马来西亚共和国与文化等各项建设时，才算成熟。而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本土认同则还要相应推后）时才有可能在作品中得以体现，而在马国独立之前，本土性则是以另外的姿态出现，所以我们有必要梳理它们的历史流变。

2. 历史流变：副刊与口述历史文本解读

表现形式：南洋色彩－马来亚文学的提倡－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论争。

尽管能凸显上述流变的精彩文本并不多，而更多是流于口号标语式的情绪宣泄，但我们从南洋色彩（“南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南洋）—马来亚文学（本土意识的腾涨）的提倡—马华文学独特性（在思考创作中，本土性、独特性已经开始被朦胧地强调）的演变中仍然可以看出本土性在马华文学的历史流动中逐步清晰与突出。

3. 展望：可能的层次与努力方向

本土性可以包含如下层面：

（1）本土色彩：本土自然风情与人文景观的再现。

（2）本土话语：马华历史情境中对中文的再造与发展，也是马华文化凝结的载体。

（3）本土视维：文学书写（无论是就本土事件、人物、风俗和历史等进行描写，还是以第三只眼睛眺望异国、异域的写作）中本土精神或意识的自然又显著的流露。

第二章 经典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本土性层面、程度与不足

1. 本土意象的情况。这主要是指本土文化或情结在文学作品中借物或纯粹抽象的高度凝结。如王润华诗歌中的橡胶林、热带雨林等意象，吴岸诗歌中的榴梿，李永平《吉陵春秋》中的“吉陵”以及张贵兴小说中被幻化的热带雨林与“南洋”等。

2. 本土话语。对诗歌与小说的语言维度分析，主要是对马华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代表性文学手法在本土融入的语言表现及本土作家对华文的有意开拓以及它们与后殖民话语的依附与剥离情况。

3. 本土视维。文学书写中本土精神或意识的自然又显著的流露，它主要包含了文学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马华关怀、视野与思维。

第三章 本土批评中的本土性

1. 本土立场。即从马华的立场反思马华文学本身并对外来文学资源，如中国文学、马来文学等予以有针对性的批评与考察。

2. 走向世界的本土思考，如后学等相关思考。对马华文化的进一步整合、催化与成熟的举措仍需以马华情境为中心，既要立足本土，勇于拿来，批判借鉴，同时又要敞开胸怀，使本土化与国际化逐步接轨。

3. 本土批评家的整体论述。如杨松年对战前新马文学中本土意识与侨民意识的消长关系的精辟论述，王润华从后殖民视角重新研读中国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中流露出的本土关怀，黄锦树对与马华文学密切相关的马华文化特征的精彩梳理，还有林建国对于马华文学地位及性质的宏观构想等等都发人省思。

第四章 与其他维度的纠葛与有机融合

1. 中国性：Chineseness，中国特质、特色与特性。它强调的是它在文化想象上的“纯粹性”。因为中国性本身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能动客体，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其大部分特质得以保存。然而，在马华的想象中中国性更显出了其纯粹性。

2. 马来性：Malayness，马来特质、特色与特性。 应当指出的是，马华文学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时空情境下的独特产物（理论上马来人创作的华文文学也应算做马华文学，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极为少见），其自身的主要文学资源就是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世华文学和马来文学等。但是，从其本土性和独特性的角度切入，它又必须很好地与上述文学资源保持相当的距离，即，要“入乎其中”，又要“出乎其外”。马华文学与这两者的纠葛（既密不可分，又必须保持自身特色），成为探究马华文学发展与展望的重要主线。

怎样的陷阱？

本土性的使用之所以成为一个令许多人不敢、不愿、不屑蹈足的陷阱而非契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它的误读及误用。

1. 肆意预支本土性。当本土性成为许多人自以为可以理所当然的拥有时，他（她）所得意的其实往往是本土性的比较素朴的物质层面。而且关键的是，这种让某种区域文学得以安身立命的重要特性能够精妙地与文学性（literariness）结合，本身并非不证自明的唾手可得，而是一个可能比较漫长又艰辛的历程。

2. 作为抵挡工具。原本作为某些人抵抗全球化或者外来攻击的有效工具，后来慢慢演变为一种褊狭的封闭套路、自我论证合法性的概念和册封“崇洋媚外”称号的底线。当泛泛而论的本土性一次次沦为论争抑或谩骂的工具聊以自卫时，可想而知，它的臭名昭著往往成为诸多学者避而远之的合理借口。

3. 过分和唯一迷恋。令人担心的是，原本开放和不断发展的本土性概念在许多人手中因了过分迷恋而往往成为纯粹的不可侵犯的死水一潭。比如，他们往往难以看到本土性的八面玲珑的姿彩和与他度思维粘连以及参差的丰富性，而往往采取故步自封的保留等拙劣应对方式。

毋庸讳言，种种对本土性的误用（读）还可以乐此不疲地开列下去，只是对本土性的纠葛的深入认识似乎应该势在必行，否则，本土性的“古”为今用就仍然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展望。我的期望是，通过我的绵薄之力，立足边缘，可以找到谈论“南洋”（新马）文学本土性的另外一种方式。

回头看我走过的非常短暂的马华/新华文学批评之路，颇有不胜唏嘘之感。无论如何，选择备受冷落的马华/新华文学作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驿站，似乎纯属偶然，但又夹杂着必然。或者是出于对“三流学者做海外”的义愤，或者是因了对本地华人（尤其是大马华人）一次次为保留学华文、用华文的权利而作的一次又一次的抗辩、捍卫，乃至百折不挠的气势而莫名感动，或许是作为一种企图承担“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实质的责任感……〔注：具体心态流露可参见笔者思想随笔：《那些热带的边缘的激情与焦虑》，潘永强、魏月萍编《华人政治思潮》（马来西亚：大将，2003），第180—185页。〕

热带沃土上涌动着的激情与自我、奔放与深沉使得我自己逐渐考问我们曾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比如从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腾涨的本土意识，到尔后的马来亚文艺的论战，再到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从貌似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支流中已经逐步彰显自我。同样，作为本土性纠葛的另度精神空间——中国性，其实也纠缠了前辈们独特的思考与警惕，当然也有热烈拥抱。问题在于，他们对此所呈现的本土姿态与立场也往往令我这个外人倍加关注自己的身份、清醒意识到自己的发言位置，甚至最后愿意以同情的了解介入其中，力图爬梳其中更深层次的挣扎、吊诡与另类观照。

我感觉自己在这种思考中逐步超越前人与自我。至少，我没有以廉价的同情与悲悯大肆褒扬多数其实水平平平的文本，更不想纠缠到其中无谓的人事纷争中去。当然，我也没有只是站在河边唯恐湿了自己的鞋子而过于置身度外，从而在解读文本时明显无法掩盖自己对边缘的隔膜。面对许多二元对立思维的围堵，我选择了以狂欢化解。

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放逐了自我，以边缘立场反思自我、学术之路和诸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不想堕入以边缘解构中心的吊诡中去，我只是想通过给他们的激情呐喊助威，同时注入一些相对深沉的学院式的理性思考，从而既可能使这种激情转化为佳作，又可以使我们所谓处于“中心”的人们更好地以立体多元视维观照世界与自我。

当然，我的目的不只是马华和新华文学。我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解读边缘更好地实现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互动与勾勒个体的本土立场，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完整地把握自身，以更好的姿态与精神创造世界文学的经典。所以，我自然没有放弃我对香港文学和大陆文学的思考，它们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另一重点。

如果借用巴赫金（M. M. Bakhtin ）的外视性（outsideness）原则进行考量，自然我的思考仍然不可避免有褊狭和疏漏之处，我更希望听到本土的声音和众声喧哗之下对边缘的关注。其实，他们不是边缘，他们可能是另外的被压抑的中心。 当然，这迫切需要你我携起手来，热爱它、灌溉它、发展它。

表面上看来，本书中诸多论文的写作有其各自为政的一面，但恰恰是由于对本土性的共同指向与探寻，冥冥之中它们自然又存在着一种莫名的严整的内在逻辑。

辑一中无论是重新考量马华新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贯穿，还是剖析本土文学批评的局限以及可能的弥补策略都在在围绕了本土性。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文学书写，就连区域文学评论都内含了灵活立足本土、凸现本土立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辑二无论是解读锐意十足、勇于创新的英培安，还是点评吴耀宗的特立独行；无论是解析著名中国作家郁达夫下南洋入乡随俗的嬗变中的吊诡，还是考察一份戏剧周刊发展过程中艰难的本土化，甚至是马来西亚、香港的《大话西游》重写中不同的本土试验（无论是其意义书写，还是叙事策略），显然，在此过程中，本土成为一种独特的焦点与中心。

辑三对中国性（或曰中华性）的分类考察则体现了对与本土性纠葛的相关操作。无论是梳理黄锦树的吊诡乃至千回百转的中国性，还是考察王润华与黄锦树“去中国性”的洞见与迷思都显示了这方面的努力。而从中-新互动网络平台上观照《乌鸦》等的新加坡镜像形塑显然也是对某种片面对抗中国性的某种意义上的超越，同时，吊诡的是，这种考察本身也是一种互动本土视角的试验。

辑四则是对诸多马华、新华文学论著的本土批评，也力图从对他山之石的解读中发现一种本土视角和其他可能性。

辑五里面节选的小文其实是对我当时的新马文化生存状态的一点补充和还原。其实，在新加坡接近四年的时光里，我同时也是在报纸撰文的活跃者，当时的《联合早报》等报刊不时可以看到拙文刊载，当然在量方面完全可以另外组成一本小册子。在内容方面，主要围绕华文教育、文化提升、狮城脉搏、大学教育等领域，偶尔也写点文学性文字，保持自己笔墨的多元化和温润性。

必须保持非常清醒的是，无论我们是如何强调并实践开放或兼容，本土都应该既是起始点又是建构/解构中心。如果一味沉浸于外在的吸纳中而不能做到自由出入其中，那么本土自然沦为其他强势中心的他者。但过于狭隘的本土却无非又是坐井观天、自我欺骗的映射。同时，反过来讲，在开放的视域中，利用自我丰厚、贴近的本土知识和前人/今人的研究累积建构本土恰恰又是确立自我、傲立于世界文化（学）巅峰的必经之路。

不难看出，本书中所实践和提倡的本土性不是所谓“臭名昭著”的本土老现们用以自卫和顽抗的盾牌，它是一个包容性极强，但又拥有自己模糊边界的概念：它不故步自封，但又不包纳一切；它讲求积极对话，但又不卑不亢；它有其本土观照，但又不画地为牢。本土性，实在是一个可以发现诸多可能性的涵盖。

如果我们简单考察“世界华文文学”名称（也可简称“世华”）的由来，不难发现其命名的演变中其实包含了复杂的话语/权力纠葛。从海外华文文学，到继起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再到今天的“世华”概念的流变，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了去中心化（De-center）操作和主体性的增强。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自然体现了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凡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皆以海外包容之。继而到了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细分，这种划分一方面固然主要是因为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考量——台港澳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与海外的华文文学亲疏远近当有不同与区隔；另一方面，这也同时说明了港台文学的崛起与逐步得到承认。

但不管怎样，在这样的定义中，海外华文文学往往是被顺便提及的他者——在中华文化无远弗届的伟大光环底下被照耀和泽被的对象。到了“世华”这个概念以后，自然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样的称谓里面，表面的中国中心意识被部分弱化或者隐藏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独特的命名其实也有它自身的尴尬，其中有名的吊诡之一就是：“世华”居然往往不包括中国大陆文学！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实现所谓的“世华”。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当我们越是企图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它们却越是如影相随。为此，这已经部分决定了区域华文文学发展的独特性或者某种封闭性；如果进一步深入到文学的传播和认识层面，我们发现，多元中心仍然更多是企图掩盖中国大中心的遮羞布，其中的权力关系与结构不会因为名称的改换而得到实质性变更：多元中心并不意味着各个中心的平等。

举例而言，中国大陆炒得沸沸扬扬的莫言，无论如何，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区域的同类优秀作家。今天人在台湾的张贵兴，香港的西西，马来西亚的黎紫书以及新加坡的英培安等，其实际影响力远不能和莫言相提并论，尽管我们也可以承认，区域华文文学的这几个优秀作家与莫言的书写可能有些差距，但种种遭遇落差却不应如此！相反，我们（和大多数受众们）似乎更加了解的是琼瑶、金庸以及尤今等等。我想要质疑的是：是谁以此重新塑造和加强了区域华文文学的类似不堪文学形象与特征？长此以往，“世华”的多元中心主义与文学性是否有些自欺欺人？

不容忽略的是，传播渠道的限制更让“世华”的包容力大打折扣，往往大陆、台湾、香港的图书可以轻易进入新马，而后者的书如果想进入前者的市场，简直难于登天。即使侥幸流入了，往往鱼龙混杂。如果以此也算平等和反映了区域华文文学的风采的话，这种不平等的流通方式似乎宣告了多个中心的虚妄。更加严重的是：心态的中心主义。中国大陆至今犹存的自身的中国中心意识 〔注：这种中国中心意识多数是因为无知造成的，还有就是封闭心态等使然。然而比较可怕的是，有些人一知半解后却同样如此，甚至自以为通过比较，比较“客观”和更加“清醒”地坚守了这一点。比如，在文学奖的评审上，我们往往着眼的只是本土，甚至是本省作家。殊不知渐渐走向没落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原本可以变成华文界的诺贝尔奖的？真正的中心不应该只是坐而等待他人前来“朝圣”，它必须有更开阔的心胸，包容或者“收编”世界华文文学圈的更多甚至是全部优秀作家。〕、台湾逐步变形的本土化运动以及某些区域的朝拜中国大陆或者台湾中心的举措和心态，都令这种打着共同与平等旗号的世界华文文学的真正整合举步维艰。在我看来，此时过分强调“世华”反倒可能掩盖了原本各个区域华文文学已经不平等的事实，甚至加剧并恶化了这一点。

1939年来到“南洋”的郁达夫回答槟城青年的有关文学问题的提问尽管当时不令时人满意，甚至郁达夫本人也作了入乡随俗式的调整， 〔注：参见拙文：《丈量旁观与融入的距离——郁达夫放逐南洋心态转变探因》，《香港文学》2002年11月号。〕但今天看来，马华文学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郁达夫本人后期等创作的滑坡和低落都在在说明，强调文学书写的本土性才是真正有可能实现区域文学地位提升的妙策和根本方式之一。

所以我更强调的是“异”路歧途，这不是对“世华”建设的解构，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加强。从此意义上说，如果（可能也只有）区域华文文学得到良好的发展，我们才有机会谈及多元中心和平等概念等实践操作。这样整合和融会贯通的大的“世华”概念才能真正行之有效地展现其强大丰富、深沉活泼的实质内涵。惟其如此，我们不仅对内提供一种生存方式和源泉，实在又有涵养，而且对外时，也可八面玲珑，拥有与他者（无论强弱）对话/输出的丰厚资本和内在的荣光。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必须首先实现“世华”的操作。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本身就应当具备外来者的客观（Outsider）和本地人的内行（insider）等多样优点。否则，所谓研究也不过是谋取生活的工具，在地人一眼可以看穿我们的虚弱和隔靴搔痒。文学的存在与生长是一种状态，学者的话语论述却往往可能误导或引导今人与后人对此的深刻体认：中国中心主义的纠偏以及博大胸怀的具备，区域华文文学主体性的提升与确立，对被压抑的文学良材的挖掘与扶持等等。换言之，“世华”概念的形成同样也要得益于高水平学者的博大眼光、开阔胸怀和缜密细致的考证所形成的“原”生态论述。

悖论的是，谈论文学地缘学或是“世华”的空间诗学却往往让原本喜好宏大叙事的多数研究者（大陆学者似乎更严重）更加好大喜功，动辄一落笔就是东南亚华文文学，闭口海外华文文学如何如何，在他们那里，似乎所有的区域个案近乎透明，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内在关联不证自明，而且，仿佛他们已经洞悉了所有区域华文文学的不同特质。而实际上，我们知道，区域文学书写远比被我们低估了的异域想象复杂，单纯是血脉相连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1965年前合称马来亚华文文学或马华文学，今天的马华文学一般是指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在1965年新马分家后的40年左右就逐渐彰显出不同的文学侧重和叙事更新，更何况是差别更大的泰国、印尼、菲律宾华文文学？我们可以质疑的是：东南亚特质何在？被人为赋予的海外华文文学整体主体性何在？

然而，我们稍微留意就不难发现，在恶俗的学术潮流影响和权力利益吸引之外，回到研究对象本身上来，更多的却是对文学空间诗学的一知半解抑或置若罔闻，加上对资料掌握的严重匮乏，更可悲的是，对于区域华文文学现实、场域往往缺乏起码的切身触摸（更不要说是淬炼），所以，研究者往往只能够依靠友人的慷慨赠送在有限的范围内翻跟斗，而且，致命的是，他翻的跟斗往往还是中国中心主义的特色，或者是美言修辞学，稍微留意一下，在其表面的无所不知和肆意预支溢美之词的背景底下遮盖了内在的慌张和偏见。

在我看来，空间诗学强调的是在不同区域华文文学本土特质保留的基础上的一种求同存异，在许多课题上，它们自然息息相关，比如文化中国性、对全球化的处理策略等；但同时，更饶有趣味的是，它们如何开拓和丰富华文书写？所以，和众多宏大叙事取径不同的是，我首先选择了区域的文学本土性。换言之，只有真正熟知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特色和历史现场，我们或许才能真正实现所谓的“世华”和“文学中华”（周宁语），也才能从区域华文文学那里探得华文书写的更多可能，丰富与提升自我。

怎样本土：离心与向心的辩证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本土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它有它的限制和局限。然而如果有效使用，便可能因此扬长避短。很多时候，我们对本土充满了太多人为的误读，有时候这个词也被因此而附加了太多负面的标签：封闭、自足、肤浅等。在我看来，本土是一个相对开放又流动的概念，其中充斥了离心和向心的辩证。

（一）复数中国性：迎与拒的游移

很多时候，我们在强调某一事物的时候往往会堕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极端。其实，本土也是一个发展的流动概念。在它与移民性等外来因素之间，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纠缠。

同样，在强调力图确立区域华文文学本土性的诉求中，中国性往往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对象。有的必欲杀之而后快，有的则顶礼膜拜还来不及，有的则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力图断奶除根，等等各种姿态，不一而足。但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中国性对于区域华文文学来讲，绝对是挥之不去的幽灵，它会永远地徘徊在区域华文文学的上空。文字也罢，文化也罢，中国性赫然/隐身其中。

其次，我想说明的是，中国性其实是一个复数的概念（Chinesenesses）。不同地区可以拥有不同的中国性。即使在中国，中国性也是一个被逐步建构/整合的概念，从来就没有什么人或者机构拥有全部的中国性，它更多是被想象和整体操作组成的松散共同体（slack communities）。这就说明：一方面，中国性并非铁板一块，它同样可以被不断建构和发展；另一方面，区域华文文学可以建构自己的中国性，从而发展和丰富大中国中国性（China Chineseness）的面貌。

在我看来，区域华文文学对中国性的处理同样也是一个辩证过程：一方面，要回归和汲取最可能丰富的中国性，毕竟，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博大精深的文明镌刻是所有区域华文文学的根和最重要的借鉴资源。精神原乡也罢，中华化或者再中华化也罢，我们只有掌握了相当丰富的中国性，才有可能再造。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去中国性（De-Chineseness）的问题。对其中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操作和文化沙文主义要勇于批判或继承，否则，吸纳中国性就很可能成了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Cultural self-colonialization）。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移民性和本土性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互动的可能性。比如马华文学在新马立国之前其实更大程度上都是移民文学，但是它们可以慢慢演变成一种本土文学，所以说，本土本身应当是开放的，也是离心的和向心的辩证过程。

（二）混杂本土性

本土的概念同样也是混杂的过程，这当然不只是说从不同学科来看，本土有着不同的定义和范畴。比如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学角度看，本土的侧重点和被强调的东西也可能不同。我想说明的是，即使在文学本土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区域、时空、层次等的复杂差异。

如果我们以马华文学为例，我们应当知道，仅仅书写南洋色彩，本土的字汇和自然环境并不能真正建构有特色和意义的本土，那更多只是利用异域色彩博取眼球扫描和注意力的低级操作。我们不要忘记，首先也要能够将这些本土事务/事物意象化、话语化，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和凝结。

其次，更加关键的是，我们还要看到书写本土意识和认同（local Identities）的重要性。只有在文学书写中将本土的视维经典地呈现出来，我们的本土性才有真正确立的资本，也才有可能和他者/强者对话的底蕴。

当然，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自然有着不同的本土景观，东马（马来西亚东部）和西马的本土性可能就有比较大的差异，关键是我们如何挖掘和呈现。当然，我们必须有条件地吸纳本土的异族文化，或者呈现文化的冲突，或者整合，或者抒发心态等等。否则，我们的异言华文就失去了另外的支持而显得贫血和脆弱。

如果对应着区域华文文学的问题或限制，我想强调的是，“南洋”似乎往往缺乏了“世华”的开阔眼光和气度，而过分关注了区域本土。为此哪怕鸡毛蒜皮的事件往往也可以成为争论不休的无聊游戏/主题，从而既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又延宕了我们走向更高处的可能性。对于中国文学来讲，它似乎应该更加关注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丰富流变，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建设更加丰富的华文文学图像、中国性，也才可能利用整合的优势创设真正伟大而优秀的世界华文文学经典。

考古文学“南洋”

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积极关注和认真反思始于我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2001年下半年，一开始，和许多人一样，我以为马华文学不过是偏居一隅的区域华文文学而已，然而随着对问题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我们可以慢慢了解到马华文学（包含新华文学）其实是大中国区域以外最复杂的华文文学个案，即使它的文学成就不像今天这样蓬勃兴盛、曲折迷离，其文化意义也足可以让人流连其中、反复咀嚼。

我在拙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已经铺陈了自己有关新马华文文学的一些思考，尤其对于中国性和本土性等课题特别关注。但正如王德威教授在序中所言：“而他对新马本土文学的文本研究，仍有待开展。我期望朱能藉理论更上层楼，在未来有系统地重新解读文学史料。毕竟作品、作家与文学环境间所体现的问题，不能尽由一二论式所涵盖；我们需要更多的实例。”

某种意义上说，《本土性的纠葛》更多的在于提出一些可以切入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比如将文学意义上的本土性划分为本土色彩、本土话语和本土视维三个互相关联、区别，又有递进的三个层面），同时也为这种范式扫除一些认知上的障碍，而只做了一些文本分析。近年来，对于类似的问题自以为有了相对更深一层的思考，于是沿着之前的路披荆斩棘，力图锐意创新。

如前所述，我对宏大叙事的文学史和论文撰写方式相当不感冒，那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书写往往大而无当、空洞无物。在考察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的关系上，我毋宁更采取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注：参见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8）。〕 的态度，所谓考古文学“南洋”。 〔注：这里的“南洋”概念更多是指新马，这比早期地理意义上的“南洋”狭义一些。当然，此处对“南洋”的强调和借用并非为了呈现笔者的中国心态，而是从文化的角度上可以引起华人圈更多读者的共鸣与兴趣。〕简单说来，我更加关注文学的历史现场、文化意义和一些被压抑的可能性，无论是在理论切入视角还是在文本个案选择上都力求独辟蹊径；我也重现和挖掘此段历史中的某些断裂处，并且关注本土话语、意象和可能的本土视维实践。同样，我也跳出了目前一些著述的文学史风格——力求面面俱到，或单纯作家作品罗列，但同时又因为某些原则而不得不人为地故步自封，比如现代文学史对旧体诗处理的尴尬。

回到《考古文学“南洋”》上来，我也尽量跳出前人论述新马华文文学的窠臼，比如，在新马华文文学的大框架下对旧体诗处理的一筹莫展。而当我以本土（性）来观照它时，早在晚清-民国的“南洋第一诗人”邱菽园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具有强烈中国性的他对本土的朴素却有趣的种种关怀，这其实也可以视为本土的“起源”〔注：这里的“起源”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当然，我们可以找到比邱菽园创作更早的文字，但作为个案分析上，多远比不上邱那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语境；同时，我在该书也重新审视了马来亚20世纪20、30、40年代本土文学发展的三个基点：南洋色彩文艺的提倡、马来亚地方作家论争、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并从中探勘本土在不同层面的蜿蜒递进。

同时，我也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视角重读了1950年代被史家视为黄色文化的一批通俗小说，发现它们却拥有对本土传递的无心插柳中的参与与形塑功能；然后我也讨论了新马现代文学转型中的巨匠之一——陈瑞献的本土嬗变；而到了1990年代至今，我则择取马来西亚的文坛新秀黎紫书和新加坡的诗人蔡深江来考察本土性的逐步发展，乃至某种程度的成熟。这也就是本书的第一大部分：本土的嬗变：从概念纠缠到意识形态集结与文本呈现。

而在第二部分“本土的流动与辩证”中，一方面，我主要考察了马华文化/文学建构的策略和限度，当然，也从更多的层面考虑如何带着镣铐跳舞，真正复活被滥用和弃置的本土性；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另一方面，我同样选择两位非常通俗作家的作品（《乌鸦》《我这滥男人》）来扩大本土性的边缘和界限，发现本土其实也是在不断流动的。

《考古文学“南洋”》的大部分篇幅意在解读更多的个案和文本，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也发现，这些文本其实也出人意料地扩大/深化了本土性

的涵盖和特质。在第三部分本土意象/话语中，我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考察：（1）南洋植物：王润华的后殖民水果和丛林以及马华著名诗人吴岸的本土植物；（2）文化意象：我以新加坡华文文学中的鱼尾狮意象进行考察，不仅探讨了文本内部的认同点染与强化，也兼顾了与文学对应的现实/历史重现和吊诡揭示；（3）独特溢出中，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本土不仅可以有流动的边界，在李永平那里，本土同样可以旅行；而张贵兴对热带雨林的书写几乎成为马华文学在台湾的最吸引眼球和重要的标志/异域想象。

在该书第四部分“本土视维”中，我选择了新加坡的郭宝崑、英培安、希尼尔等优秀作家的作品进行考察，耐人寻味的是，在各自优秀的本土书写以外，他们其实也在冥冥之中以不同的方式部分秉承和发扬了新加坡原本“沉默的知识分子传统”阴霾下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道义，尽管多数时候这些表现是委婉和隐讳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也仔细考察了马华文学研究专家杨松年教授研究视野中的本土视维，同时也起到纠偏他人误解的作用。

当然，我治理新马华文文学绝对不只是就事论事，单纯着眼于本区域文学，在背后，是我所关注的“文学空间诗学”；但也不是好高骛远，而忽略了踏踏实实立足本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此意义上讲，无论是对于马华文学，还是世华文学，《考古文学“南洋”》的关注和建设更是开始，不是结束；是开放，不是封闭；是本土，也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