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38)

　　优红工作是广大的群众工作，是与巩固红军有很大的关系，是革命战争中战斗任务之一，为要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每个苏维埃公民必须彻底的执行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及人民委员会的优红条例的每一条文，使红属不发生一点困难，红色战士没有一点家庭顾虑，一心一意地去杀敌人，迅速的彻底地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梁柏台：《优红工作的检阅与内务部的工作》，《红星报》第57期第5版，1934年8月5日。)

　　在梁柏台的直接组织下，1934年6—7月间，中央苏区内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筹粮筹款活动，苏区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出的“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和“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的号召，开展征收土地税运动和节省运动。同时，中革军委也发布命令，大量收集子弹壳、铜锡、土硝、废铁等兵工材料以供给红军用。苏区人民积极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粮食收集和借谷任务，用一组数据表明：仅于都县1934年5—8月在粮食突击运动中完成7939担粮食，5—10月份筹款筹物运动中筹钱62500元，草鞋8400双，菜干150担提供给红军用，确保了红军的物资供应。

　　优红工作，达到了“人民即红军，红军即人民”的水乳交融！

　　优红工作，体现了人民与红军唇齿相依、心心相连的鱼水深情！

　　在赣西南苏区，“敌军所到，居民逃避一空；但是红军到处，万人或几万人开着欢迎大会。交通、侦察、运输、向导以至一切军事工作，群众都热烈的参与；尤其是作战的时候，群众这一支生力军，确使敌人未战先败”。(《赤光普照的赣西南》，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中国苏维埃》，1957年内部版，第87页。)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三十二师官兵感动于群众的倾力支援，坚定地表示：“为这样的群众，打死也是情愿的。”(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史》，1986年内部版，第160页。)

　　优红工作，为解除红军的后顾之忧，为五次反“围剿”的开展，以及军民鱼水关系的确立，人民军队的自身建设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

苏区红色“大管家”

　　梁柏台，不仅是红军家属的贴心人，更是中华苏维埃的“大管家”。

　　1931年9月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赣南苏区与闽西苏区已连成一片，正式合组中央苏区，范围扩展到30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至1934年春，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先后共辖66个行政县。

　　粤闽赣三角地区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叠山丛障，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里北与鄱阳湖流域分开，东与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关山阻隔，河道淤塞，落后的交通远不能适应苏维埃事业的蓬勃发展，成立交通管理部门已成当务之急。梁柏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中提出：“建立交通管理局，以指导道路、桥之修理，河道之疏通，邮政的管理。”在中央苏区交通图前一次次的讨论，在河道路口一次次地考察，梁柏台和相关部门反复调查，认真研究，最后拟定建设省道、县道、河道等交通事业的工作安排：

　　(甲) 省道——在十二月底须完成几条主要干路。

　　(乙) 县道——在十二月底完成的几条主要干路。

　　(丙) 河道——与苦力运输工会共同修理，须在十月间将沿河的道路修理完成，河中的障碍物清除了。

　　(丁) 省道和县道所通过地方的损坏的桥梁在十二月间修理完成。

　　(戊) 邮政局的发展以便利于战争为主要目的，加强邮局的领导及本身的组织，充实邮局的工作人员，修理(订)邮局章程，以适合实际的需要。

　　(己) 指导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在九月间各自召集区以上交通科长联席会议一次，以讨论水陆交通事业的具体计划。

　　(庚) 在九月底召集邮政局县分局以上的联席会议，讨论发展邮政的工作。

　　中央苏区虽然交通落后，但多数县域还可水路相连，大宗物资得靠水运。所以畅通水路，发展水运，是中央苏区交通工作的重中之重。梁柏台担任代理内务部长仅3天，就于1933年7月14日以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名义发布第四号训令——《关于修理河道及沿河两岸的道路问题》。

　　王贤选深情地回忆起了与梁柏台一起度过的那段岁月：“我与梁柏台原来是不认识的，1933年，我们中华苦力运输总工会下面成立了修理河道委员会，我是苦力运输总工会委员长，兼修理河道委员会的主任。刘少奇同志(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指示，要在两个月内把从瑞金到兴国、宁都、会昌、于都、上杭、长汀的河道浚通，以搞好水上运输。这样，要把河道两岸的树砍掉，在叉河道上搭桥，修造沿河纤道，还要把河中的石头挖掉。这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行，我们苦力运输工会还解决不了问题。刘少奇同志写了介绍信，让我去中央政府内务部找梁柏台同志。那时梁柏台同志刚代理内务部部长，这样，我就开始认识了梁柏台同志，他给我出了介绍信指示各地政府协助我们做好河道浚通工作。”(王贤选：《我所知道的梁柏台》(1983年10月9日)，《梁柏台》。)这也是梁柏台以内务部代部长名义发布第四号训令的原因。

　　为了建好陆路交通，梁柏台又拟订了《关于修筑二十二条干路及各县区乡支路的修路计划》。提请中央人民委员会，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内务部长梁柏台以人民委员会第十号训令发布，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利用冬闲之际，组织群众大举修路，争取在五个月内完成修筑22条干路及县区乡支路的计划，准备把中央苏区各县区主要墟镇用干道支线联结起来。

　　《修理河道》训令和《修路计划》下达后，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修理河道委员会和修理桥路委员会，掀起了修桥铺路的热潮。如瑞金县对绵江中武阳河段阻碍水运的“三穴石”进行了爆破，并清理了从赣县江口至瑞金沿河两岸妨碍船只通行的杂树等障碍物，使航道变得更加通畅，保证了军需民用物资货畅其流。(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原载《瑞金人民革命史》110页。)瑞金从区到乡都建起修路修桥委员会，都制订了具体的修路架桥计划和目标。博生县修筑了100公里的县道、省道，修建了80多座大小桥梁，还新造了41艘渡船。兴国修好了260公里道路和98座桥梁。于都也修好80多座桥梁。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苏区阻塞的河道畅通了，崎岖的山路变平了，弯弯的土路裁直了。平整宽敞的大道，四通八达的路网，老百姓走在路上舒坦了，从原来的肩扛手提变成车拉牛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红军们的活动快捷了，一条条干路支路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

　　苏区不仅要打通看得见的路，还要打通看不见的路，这就是邮路。梁柏台修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当时邮局经办业务有平信、挂号(单、双挂号)快信(普通和特别快信两种)、红军信柜、报纸书刊、包裹等。梁柏台调查研究后提出“邮政局的发展以便利于战争为主要目的”，对军事邮件快递实行随收随寄，其最快速度步行一昼夜不少于90公里，这样的特别快递邮路在中央苏区有15条。苏区邮政也实行优红政策，凡红军家属邮寄信函或包裹，经验审后加盖“红军信件，免贴邮票”戳记，即可免费投寄。

　　1934年5月1日，梁柏台又制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新章程使中央苏区邮局系统进一步统一和完善，大大方便了苏区军民的信息传递和交通。苏区人民总能看到，一个个邮局工作人员脚穿草鞋，肩背斗笠，挑着一担担邮件，跋山涉水，昼夜兼程，风雨无阻地把一个个邮件送到目的地。边区和战区的投递人员，有时为了保护邮件，还要与敌搏斗，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极度缺乏。加上根据地群山绵延、气候潮湿、群众缺乏卫生知识等，致使疟疾、痢疾、天花等疾病流行，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1934年6月12日，《红色中华》载文指出：“在中央苏区，各地方的痢疾(赤痢及他种痢疾)非常流行，去年瑞京城市区之黄岗乡，于两个月内，因赤痢死亡四十人，壬田区之一乡，在三个月内，因赤痢死亡五十人……据报告，各省各县都有赤痢散布流行，在红军中赤痢更多，据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统计，在去年(1933年——引者注)十月份，病员死亡数中，赤痢竟占全病人数百分之六十五。”(陈义厚：《紧急动员预防赤痢》，《红色中华》，1934年6月12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