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26)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派往苏联学习或苏联学成回国的人，大都经过伯力、海参崴中转，凡来往人员的膳宿交通都由梁柏台精心安排，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刘伯坚、萧劲光、萧三等，都得到了梁柏台的亲切接待，有的还建起了深厚的友谊。

　　1928年春，刘伯坚前往列宁格勒马乔夫军政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途经伯力时，曾受到梁柏台和周月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1930年8月，刘伯坚学成回国途经海参崴时，梁柏台让周月林在家里准备了一桌川味十足的酒菜，为刘伯坚接风和饯行。身为四川人的刘伯坚胃口大开，连呼“过瘾、过瘾”，感叹多年“没有吃到这样的好菜”。

　　即使远在苏联，总有一根祖国的红丝线，牵动着游子们的心。国内工农革命的消息，常常传到苏联的远东。梁柏台和周月林谈的最多的是尽早回国，参加革命。也就愈发珍惜机会，抓紧学习，以待回国后更好地报效祖国。

　　多姿多彩的革命生涯，深感自己知识的缺乏，周月林常为未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憾，梁柏台非常支持妻子深造学习并作出诸多努力，直到1929年底，周月林才自费来到莫斯科，带着党证去找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终于得到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的批准，和邓中夏的妻子李惠馨一起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预备班学习。预备班也称特别班，都是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主要是补习文化，学习俄语和政治常识。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班，是一些文化程度高年龄较大的干部，如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还有杨之华。按规定，周月林还给自己起了个俄文名字：诺云丝卡娅。

　　1923年6月，中共确立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由于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革命干部力量不足，1925年，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再创办一所“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这所学校也叫做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秋，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中山大学。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声明“取缔”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改由共产党组织秘密选派，1928年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还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改成礼堂，整座宅院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此时的苏联，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各项经济建设还没有走向正轨，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用，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中国学生享有优于苏联教师的待遇，学校给学生发西服、大衣、皮鞋、冬装，寒暑假还组织学生夏令营或参观旅游。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二年。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4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

　　在那里，周月林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瘦长的身材穿一件得体的西服，鼻梁上架一幅玳瑁边眼镜，面目清秀，头发乌黑，好一个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他把手表褪下来放到讲台上，然后微笑地看着大家说：“你们要我讲多少时间呀？你们有多少时间听我讲课呢？你们有多少时间，我就可以讲多少内容……”瞿秋白三言两语的开场白，一下子抓住了大家的心。(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使她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后半生的命运竟与这个名字紧紧相连，那已经是后话。

　　周月林刚到莫斯科学习期间，一些老朋友赶来看望。正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的刘伯承推开教室，探进半个身子，向教室扫视了一下，看到周月林，轻轻地招招手，周月林赶紧走了出来。刘伯承热情地对周月林说：“梁柏台让我来看看你，你都安排好了没有？还有什么困难？”周月林赶紧表示感谢：“都安排好了，没有什么困难。”刘伯承笑笑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然后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周月林。(周月林：《回忆梁柏台》。)

　　周月林赴莫斯科学习期间，梁柏台被调往伯力省法院当审判员。因为当地许多案子涉及到中国人和苏联人。而苏联审判员不懂中文，梁柏台中文俄文都精通，审判起来自然就方便。调任前，梁柏台猛补了一阵红色法律知识；调任后，梁柏台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对原告被告两方面都调查，特别注意被调查者与当事者的关系，防止提供伪证，避免冤案的发生。这为他后来回国参加革命从事司法工作打下了基础。

　　梁柏台给女儿(周月林和张佐臣所生)起了个俄文名字：伊斯克拉(中文名叫忆霞)，意即“火星”，希望女儿这颗革命的火种，长大以后继承父亲遗志，去燃起神州大地的燎原之火。他在1930年8月寄给老家的一张女儿的照片，照片的背面上写着：“这是我的女儿忆霞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两周岁时摄于伯力城。现在他已三岁多了，每天从早晨八时到下午三时在幼稚园受教育，说得一口纯粹的俄语，但中国语却懂得不多。”(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央党史出版社。)

　　1928年5月5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梁柏台和周月林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当时远东华工中普遍信奉耶稣，崇拜上帝，孩子出生后都要到教堂举行洗礼。梁柏台和周月林为改变这种陋习，就在伯力中国戏院为儿子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洗礼。由当地党代表主持仪式，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中取出“弗”和“列”两个音作为孩子的名字，梁柏台把它译成中文名就叫“伟列”。还给孩子佩戴了列宁胸章。梁柏台兴奋地吻着孩子的脸蛋说：“儿子呀，你真好福气，从小就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做了革命战士，不像爸爸，经历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革命道路。”

　　两个新生命的诞生，收获着父亲的欢乐，梁柏台要让家人分享。他给老家寄去了女儿和儿子的相片，并答应照好了新的相片，再寄回家中，还提出姐姐可否来远东照看孩子，因为他和周月林实在太忙。收到来信，看到照片，胡玉兰和梁小芬、陈莲珠都非常高兴。

　　三位女人的生活，因为照片的出现而掀起了波澜。胡玉兰净手焚香，站在丈夫的神位前，含泪祝告：“开钱，梁家有后了，你可以放心地走了！当时你为什么阖不上嘴巴和双眼，我知道你心中还有最大的遗愿。现在，我们梁家先开花后结果。你看，孙子孙女多么可爱。”胡玉兰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孙子孙女的照片。

　　梁小芬自然更加高兴，逢人告诉着柏台生子的喜讯。有人打趣地说，柏台是柏台，小芬是小芬，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婚姻，考虑考虑自己的小孩。梁小芬嬉笑着回敬，柏台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小孩，现在自己更加没有后顾之忧，服侍母亲，陪伴弟媳，只盼着柏台早日回来。

　　看到照片后，陈莲珠心中更是打翻了五味瓶：与柏台结婚也有七天时间，为什么自己没有怀上一男半女。如果当初要求柏台多留些时日，说不定已经有了儿子或女儿，现在该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不是没有后代，而是没有时间。现在你们终于有了子女，我也可以放下心来。想到这里，陈莲珠顿时一阵释然。

　　梁小芬自然想去苏联看顾梁柏台的儿女，梁伯台就回信指明线路的走法和路费的安排。但又担心大姐既不认识路又不会讲北方话，路上会有很多困难，最后梁小芬也就没有成行。

　　周月林求学莫斯科，梁柏台随后也来到莫斯科，把一对儿女放进了莫斯科一家幼稚园。幼稚园每月虽要七十元的养育费，但梁柏台告诉母亲，“幼稚园养小孩的方法，比我们自己都养得好，饮食起居，都有一定的时候，都有一定的份量。养育小孩的人是有知识的人。”所以请母亲放心，“小孩一定是养得好的，而且能懂得几国话。”(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央党史出版社。)

　　1930年8月28日，梁柏台特地给母亲寄去了一张忆霞与伟烈的合照，照片背后写下一段工整的文字：“孙女儿忆霞随母赴莫斯科，孙儿子伟烈留在海参崴，姊弟二人离别前二人摄于海参崴以作留念，特此谨赠母亲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