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8)

　　我在那个年龄，已经在憧憬着女人了，也隐约地晓得女人的美妙，晓得男人与女人之间要做什么神秘和令人害臊的事情，但我并不能确切地晓得究竟需要做什么，我对这一切都还是模糊的。我当时发现我的手臂是不由自主地搂抱着这个女人的腰了，而且试图与她贴合得更加紧密。

　　我来不及仔细地观察这个女人，暂时不能完全看清她的容貌，但一瞬间形成的印象，她说不上好看，跟玉露自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也许有那么一瞬间想到过玉露？但我并没有松开我搂着的这个女人的手。相反，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把她压在身子底下，想对她做点儿什么，想挤压她、蹂躏她。我抱着她试图做一个翻滚，没想到她脸一红，似乎明白了我的意图，顿时显出一种低眉顺眼的情状来，然后，顺从地随我翻身，让我一下子压到了她的胸脯上。我胡乱地寻找着突破口，但却毫无经验，急切之间怎么也不能找准方位，而她则用手引导着我，使我终于完成了一次男子汉的占领。我们没有说话，不需要语言，只是疯狂的冲锋，疯狂地用嘴唇相互啮咬……等到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因为刚才的感觉太过新奇，倒也不便斥责这个陌生的女人怎么会不知羞耻地在我的床上了。我只是问：你是谁？

　　或许是因为得到了我的响应，她的脸上放着光，略带兴奋地对我说：我是你娶的婆娘呀。我叫菊香。今晚才跟你拜堂成亲哩。我以为你不会这么快醒来，我，我差点儿以为我会要当一辈子寡妇哩。她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不可遏制。我搞不懂了，她为什么这么哭？是因为害怕我死去，而她要成为寡妇吗？但我现在没死，她又哭的哪门子呢？

　　我不晓得说什么才能安慰她。我几次把手伸出去，想抱住她，却又显得很犹豫，终于没有抱她。现在我已经清醒了，我的鼻子里还是充满着浓烈的血腥味儿。我想到了我的世勋叔叔，眼前翻滚着他被砍下来的头颅，以及瞪着我看的复杂眼神。我看到他的脖腔里朝清江喷射出的鲜血。郑孝雄现在在干什么？我这样就算是跟菊香成婚了吗？这是我需要的吗？是我的命运吗？太多的问题，蜂拥而至，我根本无法理清头绪。我只觉得头突然疼得厉害，像要炸裂开来似的。

　　8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某日，在鄂西清江岸边的一个小茅屋里，一阵清亮的啼哭声爆出，那是我荣幸地来到人间。清江曾用它的涛声为我的啼哭声激情伴奏。我慢慢长大了，还慢慢地沧桑着、苍老着，而我有生以来最崇敬的就是母亲，就是清江，或者合起来说是母亲清江，或者清江母亲。后来我饱览过长江、黄河，还有其它许多条河流，我还是习惯于说清江母亲，这似乎是没办法改变的事。

　　话说2008年底某日，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一个会议厅里，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和湖北作协联合举办的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红玉菲》研讨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我的爱永远属于清江》。发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从诗集《鄂西倒影》(199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2000年荣获首届“湖北文学奖”)到长篇小说《红玉菲》(长江文艺出版社)，都是在表达我对清江的感情。在我今后的小说创作中，我想我只有一个创作的母题，那就是‘爱与清江’。今后，我还会用我的一生以及全部的创作激情来回报我的家乡人民，我的清江。”

　　对这段话，可能有的朋友是不以为然的。我记得一位著名评论家在会后就曾对我说过：“你爱清江没什么不好，然而，你以后的爱怎么会只属于清江呢？”(大意)她自然是爱护我的，她是希望我要把眼界放远一点，爱咱们中国，爱人民，爱世界，等等等等。也许在她看来，那样才称得上前途远大，而我的发言则是有点小家子气的。我一边喏喏着，一边却没肯从心底里认同她的话。我总是想，世界够大，天地够广，有的是人去爱，而我，爱我的清江足矣。

　　没办法，我还是只爱我的清江。没办法解释我这个“清江情结”，我想大约只能归咎于我的浅薄和固执吧。将来哪天再次见到这位评论家的时候，我还得捧着我的新作《花彤彤的姐》，硬着头皮向她汇报：“大姐，我没听您的，又爱了清江一回。”

　　我之不全认同这位评论家的话，是因为我有一个自认为有道理的文学观：文学从来就是“以小见大”的事业。清江一隅的波涛，必然折射着中国乃至世界的风云。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清江就是一个象征体。清江是清江本身，清江也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后来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到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了几个月归来，视野有所打开，但我在构思我的下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仍然在想写我的清江，而且更明确了在作品中要把清江作为最主要的意象来写。主要的人物一定是要生在清江边的，其活动的场景主要是在清江两岸，他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也必须发生在清江边。这是必须的，否则我宁可不写。偶尔有发生在离清江稍远处的故事，也要被我不着痕迹地移植到清江边来。我一定要用这个作品为我所挚爱的清江立一碑子。我甚至狂妄地想过，关于清江的长篇小说，马识途老先生在半个世纪前曾写过一部《清江壮歌》，那是清江的一个碑子，半世纪以来，关于清江的作品，分量和影响能出其右的似乎没有，那么我的《花彤彤的姐》，但愿能差强人意。

　　写清江，就必然要写到清江的历史。清江百年来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将在本书中画轴般一一展现。历史在哪里？我永远不能忘记第一次听到县党史办的一位名叫杜荣东的老同志说到“神兵”时的惊奇。当时他已快退休了，我正是从他的口中第一次听到“神兵”的字眼，他给我讲了长阳白沙驿乡闹神兵的事，以及神兵们头上扎着红巾子，腰里系着红腰带，大刀上也系着红飘带，操练时高喊“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的情景。据他介绍，我们长阳早期的中共党组织，为了发展人民武装，一开始就充分地利用了神兵……多么的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呵。而我听到杜荣东讲这些时已经是三十多岁了。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清江历史上发生的如此重大的事情，我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岁月里就没有听人说起过呢？我那些可尊敬的中小学老师们为什么都没有给我讲这么精彩的事？我看到的一些历史文献里为什么也很少谈到这些事？

　　关于神兵，后来我还采访过长阳老作家肖国松老师，以及“中国民间故事家”孙家香婆婆。孙家香婆婆小时候亲眼看到过神兵们的操练。我跟孙家香婆婆之间有缘分：我在县文化局工作的时候，是我向县委副书记张毅同志建议把孙家香婆婆从麻池福利院接到县光荣院予以妥善安置，使她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艺术生命得以延长。得到张毅同志支持后，我亲自去接她到县光荣院。后来，孙家香婆婆眼睛患了白内障，几近失明，张毅同志亲自督办，让县医院为孙婆婆做了白内障复明手术，手术较成功。现在孙婆婆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了，还活得很健旺，每天给人讲故事。

　　还要说到“西湾起义”和“红六军”。这是真实地发生在长阳的历史事件。今天资丘镇上还耸立着“七十七烈士纪念碑”，我想我在后面的章节里也会写到它。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是这样的：红六军军长李勋(他是本书中田世勋的原型人物，都镇湾镇人)打算利用榔坪镇的神兵武装梅孝达(本书中郑孝雄的原型人物)，秘密发展其成为中共党员，但是梅孝达接到通知却没有赶到西湾参加起义。“西湾起义”失败后，李勋逃到鹤峰县，那里靠近湖南，是湘鄂边苏区的中心，后来他主动请求上级让他潜回榔坪去争取梅孝达，试图把梅的神兵武装拉过来，结果却被梅孝达所杀。当时跟李勋同去的有一个小红军，李勋被梅孝达所杀的时候由他陪斩，但是最终没有真的杀他。《长阳县志》(1992年版)里，在李勋的辞条里是这样记载的：“当夜，李被枪杀于洞头沟土地垭，从行者一人因年幼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