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3)

　　那天我爹安排孝雄哥带着我一起到佷山镇上迎接世勋叔叔。我一直叫他孝雄哥。孝雄哥走得很快，我则跟在他后面三步并作两步走，生怕被他落下。孝雄哥跟世勋叔叔一般大，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就是出生的时辰不同，他比世勋叔叔小一个时辰。他家本是清江对岸花草坪村的人。他爹郑驼子一直在我们家做长工。郑驼子虽然背驼得厉害，并不算一个强壮劳力，但能够一天到晚埋头干活儿，像头骡子似的从不晓得叫苦叫累。他本不驼，但他十一岁那年得过一场骨结核，后来才驼。他家本是我们家的佃户。我爷爷那年到他家催租的时候，看到他病得厉害，已经是奄奄一息，顿时心生怜悯，不仅免了他家当年的租，而且替他请了郎中治病，一治就是两年，两年间花了二十块大洋，这才帮他捡回一条命。郑孝雄的爷爷给我爷爷跪下磕头，千恩万谢，说是郑驼子茅草根一样的命，竟能得到贵人的救护，一定是有菩萨保佑。后来郑驼子就一直在田家做长工，说是做牛做马一辈子也报答不了田家恩情的。我爷爷倒喜欢他能做事，踏实，放心，但每年的工钱却是一分不少的给他支付。后来郑孝雄的爷爷在耕田时被牛角剜死，我爷爷又帮着张罗安埋，后来又帮郑驼子翻修房子，娶媳妇，这才生下郑孝雄。郑孝雄不到十岁，郑驼子就央求我爷爷说：让雄儿也跟我到您们家来吧？他小，还不会做事，但让他来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也是他的福份。我爷爷说：都是自家人，不用客套，让他来给世勋做个书童吧。这样，郑孝雄从此就在我们家了，他从小把世勋叔叔叫“小叔”。世勋叔叔在佷山镇上的小学里读书的时候，郑孝雄就每天帮着挑书盒和食盒，然后等到放学的时候就接世勋叔叔回家。他当书童是有收获的，只要他自己有兴趣就可以在教室里旁听先生讲课，不知不觉地便认识了不少汉字，会算简单的算术，说起来也是有些文化的。后来我世勋叔叔到县城里读中学，然后再考上了北京大学，郑孝雄便留在我们家帮着做事，也算是当了长工。郑孝雄身体倒强壮，但他并不喜欢做农活儿，在农田里不是尿多就是屎多，要不就是脱了锄把儿，总之是喜欢磨洋工，几个晃荡，太阳就给他晃荡得落了山。他父亲郑驼子气不过，常常骂他是鸡子屁眼里拴绳子——扯鸡巴蛋，从小偷奸耍滑，看你长大靠什么吃饭。郑孝雄就顶嘴说：反正不靠你吃饭。

　　看到我和孝雄哥，世勋叔叔连忙从马背上跳下来，跟郑孝雄拥抱。郑孝雄还似乎不太适应这种热情。他们寒喧几句，世勋叔叔便朝我走来，把我抱起来举到白马上，然后世勋叔叔在头里牵着缰绳，我们一起往家里走。那白马真高呵，比我的头还高，高得我都感觉触到天上的白云了。那是我第一次坐白马，神气无比。我们家有一大群黄牛和骡子，它们怎么能跟这种高头大白马相提并论哦。

　　从镇上到田家大院，只是一段儿缓坡，不算太远。进了村口，有一棵古槐树，树下还有一座小庙，叫向王庙。庙里供奉着廪君和盐水女神的神像。那里地势较高，可以俯瞰佷山古镇，俯瞰跑马溪汇入清江，俯瞰跑马溪上的两座石桥。佷山人把它们分别叫做上桥和下桥。上桥八丈八，下桥九丈九，这是佷山镇最古老的风景。这两座桥不知是建于什么年代，反正十分久远。传说曾经有两位富人斗富，一位富人建了八丈八尺高的下桥，另一位富人就要超过他，在上游建一座九丈九尺高的上桥。建上桥合龙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合龙石。一些石匠凿出来的合龙石不是大，就是小，怪得很，总之是没有合适的。也怪，恰巧鲁班路过，用手一指，一块合龙石就不大不小，刚好放进龙口。上桥才终于建成。我们现在就坐在古槐树凸出地面的树根上，上桥、下桥和佷山镇上的风景尽收眼底。世勋叔叔边观景边挥舞着马鞭说：还是家乡好，家乡真美呀。

　　要说我跟这棵古槐树也有点缘分。我妈娘家是荆州地区松滋县王家场镇人，她五岁那年，跟我外婆从王家场逃荒出来，我外婆因病饿交加在这棵古槐下倒毙，然后我妈被我爷爷发现而带回家收养。她长大后因长得俊，我爷爷便回绝了好多大户人家的提亲，让我爹娶了她。

　　世勋叔叔让我往山下回走几步，走得离他们稍远一点，帮忙看着有没有人走近，有人走近的话就喊一段“高高山上一树槐”的山歌，他和孝雄哥要商量事情。我心里挺不高兴的，商量什么事情，一定要搞这么神秘，一定要瞒着我才行？把我当外人？难道在世勋叔叔的眼里，孝雄哥更亲？当然我也理解，他俩从小一起玩耍，一起长大，感情深。这是一条大路，人来人往的，我记得我在一个时辰内喊了三回“一树槐”。加起来该是“三树槐”。喊山歌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从小听我爷爷、我爹，还有一些乡亲唱南曲、喊山歌、跳撒叶尔嗬，我便跟着他们学着喊会不少。还跟我爷爷学会弹三弦子。他们都夸我天生嗓子好，是喊山歌的料儿。而且我记性不错，一般听别人喊一两遍，我就学会了。看看天快黑下来，我不耐烦地走到他们跟前，他们竟没有觉察。我听到世勋叔叔说什么革命就是要有革命的手段，要有横扫一切、砸烂一切的气慨。这话我听不懂。我忍不住打断他：家里人都还等着你回去，还不走？世勋叔叔这才笑着说：是该回家了。然后他们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土，牵着白马，我们一起往家的方向走。乐儿，你都听到些什么？世勋叔叔嘱咐我：可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不耐烦地说：我没长耳朵，什么也没有听见。世勋叔叔有几分尴尬：没听见就好。我注意到，那天他俩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神秘和激动。

　　我们田家规矩大，吃饭时只能我们自家人在桌上吃饭，长工们包括孝雄哥都是在偏屋里吃，不能跟主人同桌。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才晓得世勋叔叔北京大学没读完，就去了一个叫什么讲习所的地方培训，后来又参加北伐军当了连长，从广州打回武昌城，然后三个月前被省政府派遣回县政府当了保安团团长。回县后他因为公务繁忙，一直没时间回家来看望家人。我爷爷拈着长胡须，微笑着称赞世勋叔叔能文能武，当了革命的官，光宗耀祖。然后我爷爷说，既回县当官，那么该把金凤姑娘娶进门，我还等着抱孙子哩。世勋叔叔说这个不急，大丈夫何患无妻？现在北伐如火如荼，北伐军刚刚路过我们县城，全县举行民众大会，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封建制度已经土崩瓦解，社会在变革，外地都在推行土地革命运动，要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田家，这么多地，这很危险，如果被动了，就会成革命的对象，所以，我们必须紧急地、主动地把土地交还给佃农。我爹打断了他，这可不行，土地交出了，我们这一大家人吃什么、喝什么？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我们的土地是祖上传下来的祖产，天经地义的，清江两岸的百姓谁不晓得我们田家都是积善行德的？我们救过多少人，帮过多少人，每逢水旱灾害之年，我们都替佃户们减租，还对灾民放赈施粥，我们做得还不够好？你怎么能说我们是革命的对象？

　　我对于田产还没有什么认识，我只是朦胧地觉得世勋叔叔的思想真是进步，到底在外面读过书、打过仗，见识就是不一样。而我爹的话则很有火药味儿，充满了对世勋叔叔的不满情绪。他是满腔热情地迎接他弟弟回家来的，却没想到他弟弟给他带来的是不快乐。我爷爷虽没说话，但也没有制止我爹，他自己也是一脸的困惑。

　　世勋叔叔斩钉截铁地说，革命是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能是头破血流，自取灭亡。

　　我虽然不太懂这话的含义，却感觉到这里面的严厉，并且为世勋叔叔的气势所吸引。我爹却气昂昂地站起来，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行，那你先把你哥的命革了吧。

　　世勋叔叔这才换了笑脸，拉着我爹的胳膊让他坐下。我妈抹着眼泪，埋怨我爹说：你让世勋兄弟把话说完还不成吗？

　　人心是肉长的，革命者也是爹生妈养的。所以，我的心自然是向着我们家的，我们眼下必须想办法规避革命浪潮可能给我们家带来的灭顶之灾，否则到时候说什么都晚了。主动把土地送给佃农，是上上之策。要那么多土地干什么？要过那么优裕的生活干什么？想一想那些穷苦人吧，我们能吃能穿也就行了。至少交百分之八九十出去，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却能落下一个“开明地主”、“支持革命”的美名，又对革命起带头作用，做了贡献，岂不是皆大欢喜的事？古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名下的田产，全部交出去，一亩都不要留下，反正我打算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不打算继承任何遗产；哥，你名下的田产，可以交出一部分，再适当留下一点儿，就没有大的风险了。

　　后来，我妈把我爹扯回餐桌上继续喝酒，一家人的脸色都放松了不少。我晓得我爹是非常心疼土地的，土地是他的心头肉，他是我爷爷土地衣钵的真正继承者。

　　我爷爷终于说话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我虽然心疼，但并不十分在意。世道变迁，也非我田家所能改变。我所最为在意者，是田家香火，总得传递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已是风烛残年之人，我就等你接婆娘生孙子，就没有遗憾了。这样吧，你现在是大忙人，我们也就不按常规常理来办了。这两天我们把金凤接进门，圆了房你再回县上革命去，其他什么事都听你安排。

　　那不行。现在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且我只请了两天假，明天必得回县保安团。我的婚姻必须推迟，等国家安定以后再结不迟。

　　我爷爷并不着急，反而微笑着说：行，那你说的主动把土地转送给佃户的事也不急，等你们革命的暴风骤雨摧毁了我们田家再说不迟。

　　轮到世勋叔叔急得冒汗。半晌，他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慨，一口喝下半杯酒：行，这婚我结。不过，还有一事请爹帮忙。

　　哦？

　　最近处于动乱时期，兵匪横行，县政府鼓励地方组织民团开展自卫。我想借此机会在家乡建立一支神兵，由郑孝雄负责招兵和集训，眼下可保地方安宁，日后则定会有更大用处。这需要一笔开支，县政府会拨款一部分，但远远不够。我想请家里拿两百块大洋给郑孝雄作为开办费，采办粮食和大刀，还要请神兵师傅。

　　我爷爷想都没想，豁出去了：只要你答应马上结婚，你说什么我都支持。他又嘀咕道：狗日的郑孝雄看来也要出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