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梦华录》(9)

　　从12岁到20岁，整整8年时间，我像豆芽菜一样疯长，在球技上距离巴乔和马拉多纳越来越远，爱说屁话的习惯却与日俱增——这段时间里，我对异性的期待和恐惧都在爆发，恐惧是因为，我发现那些愿意接近我的女孩，不管她们因为什么欣赏我，都抱有一个潜在的愿望，一个不可告我的目的——她们不会像第一个小女孩当面指出我“神经病”，但她们实实在在地希望治好我，而且，如果治不好，她们终究会讨厌我。

　　我一度同意过她们的看法，并深感绝望。不因为她们，却因为自己。

　　我20岁时遇到了玮，她刚17岁。我们开始恋爱时，出于恐惧，我努力减少说屁话的频率，避免吓到她。但适得其反，我渐渐发现，玮从不试图治我。倒是，在我努力隐藏自己的时候，她的眼神里有些无聊和失望。直到我问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法语系组织大一的学生去听高年级的学生讲学习经验。我对学外语是有自信的，不需要谁来告诉我经验或者方法，我只是想看看，高年级那些所谓优秀的学生，都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都是严肃稳重的人。严肃稳重地告诉大一新生，学外语要多听、多读、多背，要怎么怎么，总之，无论男生女生，他们都很严肃稳重。只有你，我记不得你说了什么，反正，你就是想说明，你不是一个严肃稳重的人。

　　“在我家那边，父辈的每个男人都是严肃稳重的，男孩子们很在意继承到这一点，有些人稳重得好像可以把地板压出个洞来。我时常想，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严肃稳重，选择和一个人说话，选择和另一个人说话，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来，她不仅让我心跳不止，还喜欢听我说屁话。

　　我大致记得在那次经验交流会上说了什么。我上大二，穿着冒牌的阿迪达斯运动服，嬉皮笑脸地对新生们说：

　　“大二的学生，仅比大一的学生早一年上学，就像大四的学生，比大一的学生早3年上学，都是在法语系上学，使用的课本一样，任课的老师也一样。路径都规定好了，让先走一步的人给后来者指路，很荒唐，所以，这样的经验交流会真没必要开。

　　“既然会已经开了，大家也都来了，我还被选中来这里说话，那么我就说一句话：他人的经验毫无意义，语言，最重要的是自己去经历，用心去经历。在座诸位很多都是高考里的高分学生，但我想提示，语言不那么和智商有关，和情商的关系更紧密。你最后能学多好，不完全取决于你有多聪明，但必定取决于你能付出多少爱，爱得越疯，学得越好。”

　　我终于相信，爱情可以不是一个医院，却没期待过，玮会喜欢上足球， 25岁那年，她在米兰加入一个业余女子足球俱乐部，自己去踢球。

　　现在，每天不说屁话会着急的人，不是我。

　　在米兰竞技俱乐部预备队，玮的队友们全是16~18岁的意大利女孩。她第一次走进更衣室，一个身材娇小的金发女孩芭芭拉，一手拿衣服，另一手半遮着两个硕大的乳房，不打招呼就问，

　　“送你来那个是你男友？”

　　“是的。”

　　“他胸部有毛吗？”

　　“没有。腿上有。”

　　“我男朋友也是这样。我也不喜欢胸部有毛的。”16岁的芭芭拉说。

　　她们的训练场在圣西罗体育场附近，清晰可见那个被无数球迷奉作圣殿的建筑。训练场一侧是顶部带泳池的豪华楼盘，据说一些球星也住在里面。她们训练时，我会去附近的街区溜达，肚子饿了，去超市买个面包。

　　这时我会想起被称作“曼联国王”的法国前球星坎通纳，据说他从来不带现金，只带信用卡，即使几块钱的消费也刷卡。我买电子产品时掏现金，买面包时则仿效坎通纳，为0.43欧元之类的数额掏出信用卡，坚持说自己没带现金。

　　我不是有意反着来，仅是不想在裤兜里揣太多金属小分币，据说欧元小分币辐射很强，而装钱的裤兜又靠近那条不会过人只会射门的脚。我猜坎通纳爱刷卡也是出于同样的顾虑——但问题归根结底不在欧元，在于我们这个商品世界的各种潜规则。例如，电子产品价格通常是整数，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数码相机等产品不能标价579.73欧元，必须是579欧元整，或者580、581、582、583、584、585欧元，总之，小数点之后如果不是0，会让消费者感到被冒犯。而消费者对待面包的态度却十足吝啬，如果一个面包房老板对面包统一标价0.5欧元、1欧元，他会破产，会被看成哄抬市价的不道德者、不懂市场法则也不尊重消费者的傻蛋——我们的时代有很多别称，如“数码时代”、“4G时代”、“社交网络时代”，出于对面包的热爱，我想把我们的时代命名为“压缩面包时代”，因为大多数人手里的数码产品，是通过对面包一分一毛的压缩而换来的。

　　多数情况下，我可以在收银员的白眼、摇头或无可奈何的轻声叹息中买到面包。也曾遇到头脑僵化的收银员，坚持说数额不够不能刷卡。总是我先妥协，放下面包，去下一个超市——总的来说，意大利人头脑不算太僵化，毕竟他们青少年时代做过的广播体操不够多，我很难在超市之间流连无果、饥肠辘辘。

　　啃完面包，我会偷偷出现在训练场外的某个角落，看玮和女孩们训练。她在场上的表现让我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感知总是迟到：尽管我从小最喜欢的就是恬静可爱的女孩，却需要很多年以后才懂得，这样的女孩其实最坚持己见、最相信自我本能甚至最顽固不化。

　　教练不停地指点，让射门尽可能射下角，玮一定要射上角，她不怕打高，很多次射门，弧线都刚好，皮球越过守门员头顶以后下沉。

　　我想起过去看女足比赛的一个感受：女子运动员射门力量不如男子，但女足守门员身高和弹跳不如男性，女足比赛中高球破网的频率比男足比赛高。玮的选择来自她的本能判断，那位男教练站在男性思维的立场，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这样踢。

　　有一天，带她们练射门的是女教练玛丽亚娜。准确地说，她是俱乐部一线队的守门员，兼任预备队的守门员教练，年龄比预备队的女孩们大不了太多。

　　射门练习的形式是点球比赛，一共5轮，3轮过后，玮的高球和半高球踢法已让她遥遥领先。

　　一个女孩问玛丽亚娜，“冠军可以赢得什么？”

　　“一根cazzo。”玛丽亚娜不假思索地回答。

　　女孩们哄笑一片。Cazzo，就是男孩那根不会过人只会射门的脚。

　　我赶紧转身溜掉，避免被误认为是专程来颁奖的。

　　一转眼，玮已离开球队4年。足球是个神奇的运动，一旦你用心爱过它，在球队里生活过，就会拥有永久的记忆，甚至给你的个性带来深刻改变。20世纪人类的各种集体记忆，从政治运动、集中营、解放战争、学生革命到嬉皮士，没有任何一种集体记忆能像足球一样给个体留下那么多快乐的印记和积极的影响。

　　我从屁话的制造者变成聆听者。若论即兴发挥，当女人的潜能被激发出来，男人绝对望尘莫及。

　　我偶然播放了一段弗兰克·辛纳特拉，玮问我唱歌的是谁。

　　“你记不记得2006年我们见过吉贾？”

　　1950年，世界杯在巴西举行。马拉卡纳体育场20万名观众助威声中，巴西只需踢成平局就能夺冠。比赛眼看就要1：1结束，乌拉圭球星吉贾杀至禁区右侧一脚劲射破网，马拉卡纳体育场顿时陷入死一样的沉寂。

　　乌拉圭战胜巴西夺冠后，里约热内卢全城崩溃，发生多起自杀事件。

　　这场比赛是巴西足球史上永久的伤痕，也是缺少战争史的巴西人所经历的最惨痛一次“集体受难”。2014年，世界杯决赛将再度在马拉卡纳体育场举行，此时，吉贾已是参加过1950年那场决赛的球员中唯一在世的人。

　　我和玮在2006年见过老人吉贾。他对我们说，“只有3个人，一个动作就让整个马拉卡纳体育场沉寂无声。这3个人分别是：教皇，弗兰克·辛纳特拉，我。”

　　“哦，原来是他。”玮听我复述完吉贾的话，“教皇一挥手，吉贾一次射门，马拉卡纳全场陷入沉寂。弗兰克·辛纳特拉用的是什么动作？”

　　“不知道，我去查一下。”

　　“不用查了。他肯定是把话筒放到身后对准，然后放了一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