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梦华录》(6)

　　如果父亲知道我在北京这样对待广播体操、综合评估和毕业分配，必定会后悔儿子上中学时没有严格管教。我上高中时，父亲是年级主任。他愤怒于我做广播体操时吊儿郎当的样子，或者说，我根本不是在做操，而是甩甩手，抬抬腿，东张西望，试图和旁边的女生搭话。

　　塔尔是球员，任何球员都会觉得广播体操无聊。我父亲不是球员，他认为，一个上午跑步、下午踢球的“运动员”，这样不严肃地对待广播体操不可理喻。在四川男生里，我的个子算得上比较高，站在队列的最后排，然后，我总是试图和也站在最后排的高个子女生说话，“一会儿我陪你去买杏仁好不好？”一男一女，在人群里非常突兀，父亲从主席台上看来，我在集体队伍里的形象严重不好。

　　于是，围绕广播体操，我首先和父亲捉迷藏，如果他在操场主席台上观望，我就认真做操，如果他不在，我就继续研究广播体操和女孩之间的亲疏关系。

　　其次，我尝试和老天爷直接对话，日后回想起来，那是我和一神论宗教第一次亲密接触。每天10点“课间操”时间之前，我要求老天洒点雨，让操场湿湿的。操场湿湿的，广播里就不会响起揪心揪肺的集合进行曲。然后，我又命令太阳及时从云缝里钻出来，照得女生们中午急忙忙回家改穿裙子，下午上学时，她们像云朵从县城的小巷里五颜六色地飘出来。

　　我少年时代的“中国梦”，随着五颜六色的裙子在西南县城的小巷里飘来飘去，到冬天时被青色瓦房顶上的雨雾轻轻埋葬。下午的两小时课程，对我来说纯属梦游，梦里只有彩色的裙子和黑白色的足球。16：10，下课铃响，抓起书包离开教室，急匆匆换好衣服冲进操场。

　　操场不复存在，那是我的球场。可惜，伙伴们总是来得参差不齐，我和寥寥几名“球友”愤怒地用皮球踢墙。穿裙子的女生们在皮球撞击墙壁的声音中快速飘走。男孩们脚下那些青春的火焰，让她们难免好奇，又害怕轻易接近会有被灼伤的风险。

　　家乡的天气永远不听我使唤。经常发生的是，上午天气晴朗，我们做课间操，下午，小巷里涌出来的是女孩们五颜六色的雨伞，她们挤在伞下叽叽喳喳，像春日傍晚河边大树顶上正在归巢的小鸟居高临下地展示可望不可及的快乐。下午下课铃响，我对着教室外的雨地发呆。我记得16岁时有一天不能踢球，呆在教室里不想回家，和一群男生下中国象棋，我赢了所有人，独自撑着伞走过学校门口的铁索桥，桥下的山洪在咆哮，疾风从河谷下方吹来，我在桥中央忍不住地感觉失落，好想让一叶神奇扁舟载我去下游，看我的思绪是否长得过这条翻涌的河流。

　　我怀疑每个离家远走的游子，身后都有一番试图在老家呼风唤雨却一败涂地的经历——1997年，我高考前填志愿，母亲轻轻表达了一个愿望，希望我选一个成都或重庆的大学，未来就在四川工作，她害怕儿子走得太远，未来不容易看见——“不可能”，我希望离老家和父母越远越好。

　　北京不是我的老家，也不是玮的老家，北京是思想教科书的老家。它是世上少有的可以把不断翻新的集体梦想印成书籍贩卖到全国的城市，从我父母的红宝书，到我的小学语文课本。思想教科书是最没有市场风险的工业品，写书和卖书的人，永远相信买书的人确实需要那些书，就像确实需要学会做集体广播体操。

　　我坐了30多个小时火车，离家2000多公里，入学接受一个月军训，然后学会了新一套广播体操。

　　我又开始为天气发愁，现在是因为北京不下雨，夜晚又看不见星星，我试图再和老天对话，抬头却面对着夜空肿瘤般的暗红色顿然失语。北京西三环的夜空像个老态龙钟却脾气暴戾的魔王对春风吹又生的世间万物瞪着冒火的双眼。我不能对他说话，不能提出要求，只能学着哄他，“亲爱的至高无上完美无缺万寿无疆，我像小学生一样爱着您，您的眼睛没有红肿，而是炯炯发亮，在您的惠泽中，我要把幸福的生命大声歌唱。”

　　我幻灭了，幻灭的时刻，一切都会背叛你，心中的女孩，梦里的足球赛，生命中见证过的河流与星星，童年的微风和阳光，甚至父母也不再是父母，变成喋喋不休的社会代言人。

　　唯一不会背叛我的，是动物，即使在睡梦中我也从未遭遇过动物的背叛。我曾有过很多猫和狗，还意外地把一只欧洲雨燕从无毛的雏鸟养到羽翼丰满而飞走。每一个动物都是忠诚的精神伙伴，它们总在我生命面临幻灭时出现，它们的眼睛说着一种非人类的普世语言，是它们告诉我，生命中还有那么一点点内容是不可摧毁的，这一点点不可摧毁的内容，或许就是真爱。

　　每次想起动物，想起组成这世界的不仅是许多人，我和周遭即可达成短暂和解。18岁的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想起那只叫“小花”的公猫，它如此肥壮，下台阶也会摔跟头，却在猫群里打遍天下无敌手，见到狼狗也主动上去献吻，让比它身体大10倍的动物吓得后退。

　　“小花”是只没被阉割过的公猫，它极善到处撒尿，将尿液高高地射到墙壁高处——我上大学后，父母把“小花”送给了别人，它和它的气息不明下落。我幻想“小花”也来到了北京，且无处不在，它正在把自己的气息慷慨馈赠给这个城市的各个重要场合，为我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留下前行的标记。

　　意大利国家队的科维尔恰诺基地位于佛罗伦萨市郊，我和玮在米兰居住6年后决定搬到文艺复兴之都，既为了足球，也为了更好地了解意大利。

　　俯瞰科维尔恰诺基地的小山顶上，有个小镇叫色帝尼亚诺(Settignano)，据说是当年米开朗基罗苦修之地。按汉语常规译法，镇名应译作“塞提尼亚诺”，“色帝”是我自译——我猜米开朗基罗曾在这里色眯眯地梦过大卫，而且，我厌恶把扁唇音“e”译成复合元音“ai”的北方汉语——流过巴黎的那条河，若是译作“色呐河”，用四川方言几乎可发出和法语一样的音——而北方汉语，塞纳，真够添塞的。

　　色帝尼亚诺一个便宜的好餐馆也没有，是苦修佳处。山上别墅里的富人和他们的猫，估计都是为苦修而择居此地。石头围墙里是成片的橄榄园，只有山风可以轻易跨越围墙内外。

　　山风把猫尿味送入我鼻孔，我开始寻找猫的踪迹，发现它们早就在关注着我。有一只黑白双色猫趴在豪宅大门上方，一只肥大的黄猫在院墙的角落处徘徊，更有一只，其实我早就看到它了！一只豹纹花猫，它端坐在一个方形石板正中央，当我第一次经过时，误认为它是一尊雕像！直到我对它凝视了半分钟，才看见它的尾巴尖轻轻点动。

　　猫的领域就像梦的世界，当你不关注它们时，它们就像不存在。当你关注它们，它们像事先约好般一股脑全钻了出来。我移动脚步前行，看它们一只只地现身，有的在我前方引路，有的在后方跟随，或是像间谍一样瞪着我远去，带着某种不屑。还有一只小猫，它在围墙上跟着我往前走，尾巴像电视塔直立着，我希望接近它爱抚一番，它赶紧跃回石墙里，那里或许有它惯常的容身处，只见两只圆耳朵的顶端轻轻地露出墙沿。

　　“一个不养猫的作家是不可理喻的。”曾踢过中锋的阿根廷作家索里亚诺写过。

　　这或许是为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成为作家。在意大利10年，我没有养过猫，只收养了两条流浪狗。

　　两条狗分别来自罗马和那不勒斯，Momo约两个月大时在罗马近郊一个小镇中心广场上被发现；Oliver则是3个月大时从早到晚呆在一户那不勒斯人家门口不走，收救它的志愿者说，“当时有个老巫婆拿着扫帚在赶它，口中念念有词：我不想再看到你活着！”

　　Oliver活了下来，一点心理阴影也没有，它的性格像那不勒斯的阳光一样灿烂。倒是志愿者们为它取名时想起了伦敦阴霾的天空：Oliver，源自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OliverTwist)。

　　乐评人张晓舟曾和意大利球星维耶里聊天，张晓舟问：“你是否遗憾职业生涯里本可以赢得更多？”

　　维耶里回答：“我小时候随父母住在澳大利亚，梦想是踢上意甲，进入意大利国家队，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之后，我可以尽情享乐。”

　　我偶尔会羡慕那些圆梦的人，因为我和梦的关系无从琢磨。我可以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却不清楚接下来会梦什么。梦不可预料也不可管制，我和我的梦永远像是在偶然中发生遭遇。所有生活都通向迷途，迷途就是一场梦，我只想在真实的梦里睡去，不要在虚假的梦里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