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梦华录》(2)

　　马德兴每年有很多时间在飞机上度过——“跑”字让我在这里感受到用中文写作的乐趣，没有它的一字多义，这段文字将无法继续。德国球员吃鸡蛋“跑步”，马德兴吃鸡蛋“跑路”，都是一个“跑”字。换成其他语言，例如法语，“跑步”是courrir，“跑路”是parcourrir，尽管前者派生出后者，但不是同一个词，无助于我们继续阐述“吃鸡蛋能跑”的客观规律。

　　《体坛周报》北京总部位于东城区东花市北里的一栋5层建筑，顶楼是报社食堂。马德兴出外采访，他会在行李箱里塞满数据资料和方便面。回到报社，他常常加班写稿到深夜，然后赶在做夜宵的厨工下班前冲上顶楼，“给我炒8个鸡蛋！”

　　过去一些西方人的中国游记里，常有这样的感慨——数量众多的中国劳工仅吃青菜和米饭就能拼命地干活，不可思议。类似的景象，我也曾在今天的一些建筑工地上见到过。这似乎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美食传统有些矛盾——大多数时候，中国人对饮食的态度其实很“将就”，足球记者和劳工的差异，仅在鸡蛋和青菜之间。

　　我对足球和鸡蛋的关系特别着迷，自然也希望深入研究马德兴和鸡蛋之间的关系。

　　有段时间，《体坛周报》让马德兴担任体坛网(www.titan24.com)总负责人，为了跟上今天汉语的世界化趋势，马德兴的名片上印了新头衔：体坛网CEO。

　　恰逢2010年南非世界杯接近开幕，我为马德兴的“CEO”新职位提供了英文翻译：CookEight Ostrich-eggs (炒8个鸵鸟蛋)。我猜想《体坛周报》办公室的人员不懂Ostrich的含义，直接通知他们，按我的设计给马德兴印制世界杯新名片。他们对设计没有异议，但还是拒绝了，“按照报社程序，印名片的事情，得马总亲自来办。”

　　“喜欢你的读者，是你的蛋民，喜欢我的读者，是我的人民。”我这样对马德兴说。

　　马德兴很清楚，我对他所有的关心，其实都是关心足球和鸡蛋。只是他不因此感觉被冒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既不关心他也不关心足球和鸡蛋，或者，既假装关心他又假装关心足球和鸡蛋。有次马德兴在杭州打的去足球场，司机执意把他送到老年门球馆门外，“到了！”马德兴抗议说，这里不是足球场。司机愤愤然，“这里不是足球场是什么？”

　　只有当我对足球和鸡蛋关心到步步紧逼的程度，马德兴才抱怨一句，“你就知道挤对我。”

　　马德兴对中国足球欲哭无泪时，偶尔会对我发出感叹，“兄弟啊，我过去也是和你一样的。”

　　马德兴是说，在他的足球记者生涯早期，主业也是报道国际足球。

　　我对这样的感伤很不满意，因为他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过去他报道国际足球，是否也要吃8个鸡蛋炒饭？

　　“但是，老马，我未来肯定和你今天不一样啊。”——我指的是鸡蛋。

　　中国队继续无缘世界杯。2010年南非世界杯，马德兴终于重操旧业报道国际足球。他暂停了体坛网CEO职务，带上方便面和电脑，像过去一样跑路。

　　我没有去南非现场报道世界杯，为无法亲自调查马德兴是否吃过8个鸵鸟蛋犯难。但这个调查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恰好，意大利的《罗马体育报》委托我联系一名了解亚洲足球的老记者，谈谈几支参加世界杯的亚洲球队。我联系了马德兴，他欣然应允。

　　《罗马体育报》把问题发到马德兴的邮箱，连续两天没得到答复，托我催促。

　　我决定趁机完成调查，拨通了马德兴留给我的南非手机号。

　　“Mr. Ma?”我用英语说。

　　“Yes？”看样子马德兴中招了。

　　(英语)“我是意大利《罗马体育报》记者，能否采访你？听说你热爱环保事业，在北京坚持不买车，骑自行车上下班。我想知道，作为一名来自东方大国的记者，你能否吃下8个鸵鸟蛋然后去骑自行车？”

　　“去你大爷！”我的问题还未说完整，马德兴已断然应答。

　　马德兴说，他之前两天不停转机、跑路，在南非和法属留尼旺之间辗转，睡觉都没时间，等他把当天《体坛周报》的稿子写完，他会熬夜整理出采访答案给《罗马体育报》发去。

　　几天后，我在《罗马体育报》刊登的采访附图上看到马德兴那张笑容可掬的面孔，更相信鸡蛋和足球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关联。意大利人总爱说东方人的眼睛像扁桃，却不知如何形容东方人的笑容——后来意甲国际米兰被印尼富商托希尔收购，印尼人也成天挂着类似的笑容，意大利媒体仍然找不到形容词，只是不停重复，“东方式微笑”——在我看来，“东方式微笑”，就是在脸颊上笑出两个急待被孵化的蛋来， laying something。

　　我们同事间虽常通过网络或电话联络，却总是几年不见面，当我在《罗马体育报》上看到马德兴的笑容，忍不住向意大利读者们脱帽致敬，祝贺你们，光荣升级为蛋民！

　　《体坛周报》编辑部很清楚，我未来没有成为中国足球记者的可能。

　　每次我偶然加入报道中国足球，都会让编辑部犯难。例如2006年，中国球员张文钊来意大利国际米兰接受10天培训，编辑部每天打电话催我，了解张文钊加盟国际米兰的可能性有多少个百分点。

　　“他今天没有拉肚子了，如果明天不再拉，就说明我提供的食谱是管用的。”

　　“拉肚子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写到报纸头版上？你也得考虑读者的感受！”

　　“如果他像在国内一样每天拉肚子，他不可能踢好球。”

　　“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是他加盟国际米兰有多大可能。”

　　“要不你们在头版写：加盟国际米兰，可能性0%，治好拉肚子，可能性80%。”

　　张文钊踢球很有天赋，但常年拉肚子导致他身体瘦弱，四处求医无果。他跟我吃了两天意大利菜，排泄就正常了，在国际米兰青年队训练的每一天，他都很开心，说从未这样享受过足球。离开米兰回国时，张文钊的行李箱里多了一份意大利专家提供的饮食计划。

　　我帮助了中国足球希望之星，《体坛周报》国内足球部却从此对我寒了心。他们认为我刻意写很多有关拉肚子的内容，是存心鄙视中国足球，瞧不起他们的工作。

　　我不是瞧不起中国足球和报道中国足球的人。只是坚持认为，他们不致力去了解足球和鸡蛋之间的客观规律，是一个错误。

　　中国足球，可以被浓缩进一个围绕足球和鸡蛋发生的故事里。 就像世界上所有浓缩故事，这个故事几乎真实地发生过，只是无法在单单一个人身上对号入座。

　　故事的发生地不在我家乡那种偏远的小县城。那些偏远小县城，在中国足球史上只是纯粹的看客。

　　让我们想象，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省会城市的郊区，或者，城乡接合部，一群年轻人聚在黑白电视机前观看了1982年世界杯。

　　他们中大多数人为“艺术足球”巴西队折服，为济科、法尔考、苏格拉底美轮美奂的表演而疯狂，也有少数人喜欢上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将鲁梅尼格、保罗·罗西、卡布里尼、佐夫奉为偶像。

　　这群年轻人在化肥厂的背后找到一块空地。那个年代，中国的空地和中国人的空闲时间一样多(多到没人想到该给下一代留点儿)。他们劳动了整整一个星期，清理完杂草、石头和破烂的水泥砖，整理出一个7人制的比赛场，用4个较大的圆石头摆出两个球门。

　　他们凑钱买了一个足球。此时，很多原本躲在一旁、没有参加清理场地也没有凑钱的年轻人突然都跑来了。经过各种类型的吵闹，甚至还有过一小撮人抱着皮球威胁退出的表演，最后，在那块场地上，比赛开始了，15人对15人。

　　双方都有济科、法尔考、苏格拉底的崇拜者，这导致比赛场面乱作一团，皮球总是停留在中场，或是飞到场地之外很远的地方——年轻人通过实践明白了足球运动的一些基本道理：中场最重要；足球射门的机会比篮球投篮的机会更少。

　　化肥厂的年轻技术员是保罗·罗西的崇拜者。他最先品尝到射门破网的激情。既然本队中场无法提供输送，他就学着偶像，在前场断下对方后卫的皮球然后直扑球门；或者，在禁区内的混战中寻找皮球落到自己脚下的机会发动偷袭……

　　过了一些日子，1982年世界杯的热力逐渐消减，下一届世界杯需要等待4年，无论是凑钱还是没凑钱买皮球的年轻人，去化肥厂后面空地踢球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比赛大多数时候是7对7，甚至5对5。坚持下来的一群人逐渐踢得有模有样，让很多离开一阵又再跑回来的年轻人感到不适应，复又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