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梦华录》(4)

　　喜欢马德兴的读者是他的蛋民，喜欢王勤伯的读者是王勤伯的人民。我这样说并不带有任何歧视蛋民的想法。蛋民唯一的缺点，是时常误以为自己是人民——当然，在特定历史阶段，这也不是缺点，而是乐观精神的体现。

　　我每次参加读者互动，总会遇到误入人民队伍的蛋民，他们对我提出本该由马德兴回答的问题：

　　“王老师，你认为中国足球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搞上去？”

　　一些蛋民在潜意识里把进入人民队伍看作自我进步的表现，我不愿打击他们的热情，换着各种方式想让他们明白：世界上的蛋民都一样，所以他们会拥有一样的问题，“足球到底该怎么搞上去？”“这社会到底怎么了？”“我们的孩子明天该怎么办？”而人民的特色应是千姿百态，货真价实的人民，不会联合在一起去关心“到底该怎么”这个问题，所有属于所有人的问题都是伪问题。

　　“要搞上去，当然要学会好好搞。”

　　“找马德兴老师，组织召开蛋民代表大会，共商中国足球大计。”

　　“广泛动员蛋民献计献策，每年春节过后重新制定一份中国足球发展大纲。”

　　“整理马德兴老师过去20年的所有足球报道，出版《马德兴全集》，整齐摆放到每个重要办公室的书柜里，答案在本期找。”

　　我不鄙视蛋民，蛋民是我重要的中文老师。例如我成功把“搞”字出口到意大利，就来自蛋民对我的宝贵启发。

　　2012年冬天，佛罗伦萨当地一个朋友曼弗雷迪尼请我去他的小电视台，录制一个足球谈话节目。谈话节目结束时，需要每个嘉宾说一个笑话。

　　我对此毫无准备，询问曼弗雷迪尼，平时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哪些。

　　“加利，以前AC米兰的门将。卡布里尼，意大利前国脚。”

　　卡布里尼的名字让我来了兴趣。他是世界足球史上最优秀的左后卫之一，1982年世界杯意大利国家队夺冠功臣，还被视作意大利足球史上的超级帅哥。

　　卡布里尼上了年纪，前额开始掉头发，露出一丝“蛋样”。退役后改行做教练，卡布里尼走得并不顺，多在低等级联赛执教。或许因生计原因，他接受了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邀请，参加《名人荒岛》真人秀，和一群俊男欲女在热带荒岛赤裸共处。

　　节目中，卡布里尼有一个让全意大利惊诧的场景：被意大利男人奉做性感女神的阿根廷名模贝伦要去摘取树上的果实，卡布里尼把贝伦举了起来，电视镜头对准了贝伦只裹着一条小短裤的翘臀，贝伦双腿间可见卡布里尼的半张脸，鼻子朝上，眼神呆滞。

　　我还记得《米兰体育报》刊载的一篇评论，叹息那个当年在球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帅哥，世界冠军，今日沦落至如此境地。但卡布里尼从《名人荒岛》回来，没过多久就被任命为意大利女足国家队的主教练，相对于意大利女足屡战屡败的历史战绩，卡布里尼接手后球队表现似乎还不错。

　　我决定把卡布里尼放进笑话里。

　　“你们可知道意大利足协当时怎么决定任命卡布里尼担任女足国家队主帅的？

　　“不要认为足协的官员就是从早到晚研究足球的人，他们也爱跟随贝伦美丽的臀部，每天晚上准时收看《名人荒岛》。有一天，我们可爱的意大利足协官员打开电视机，在贝伦的双腿间发现了卡布里尼的脸。其中一个重要官员突然大叫起来：有了有了！意大利足球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人，有办法把女人搞上去！我们可以把意大利女足搞上去了！等他从荒岛回来，我们马上就任命他做女足国家队主帅！”

　　等到卡布里尼来佛罗伦萨录节目，曼弗雷迪尼给他看了我的笑话。55岁的卡布里尼立即要求录上他的回应：

　　“王，你纯属嫉妒！把贝伦举在头上的人，是我！不是你！”

　　半年后，意大利女足在欧洲杯1/4决赛0：1惜败于强大的德国女足。我对卡布里尼感到抱歉，担心是我“搞上去”的笑话让他撞了蛋运。

　　我上大学时，曾是马德兴的忠实读者。第一次和女生单独出外旅行，我带着还是小姑娘的玮在怀柔城里穿街过巷，我对她说，一定要买到一份当天的《体坛周报》，否则我吃不下饭。我们还买了京郊特产的野果红肖梨，在它厚厚果皮下多汁的酸甜里吃出某种近似南方的味道。

　　但我也是个骄傲的人，我不会承认自己也曾从蛋民开始蜕变，莫名其妙就成了人民，这样的坦白对不住我的读者人民，任何为人民写作的人民思想家，都有义务隐瞒或美化自己的蛋民过去。

　　在那些穿着胶钉球鞋、像根豆芽菜飘在沙石飞扬的土场上的年月里，我拥有过各种成为蛋民的条件和可能，但命运奇迹般地将我划入人民的队伍。长大后我读史书，读到一个故事，有个年轻人忍不住嘴馋想吃蛋炒饭，结果炊烟被敌机发现，投下一颗炸弹……我猜想，我和成为蛋民的各种可能性擦肩而过，这个奇迹的前提是我从小养成了早餐不吃鸡蛋炒饭的习惯。

　　上中学时，几乎每一天我都会在清晨跑步，下午踢球。现在住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意大利历史名城，我怀念那个年代冬日清晨中国西南小县城学校运动场上湿冷的空气，我穿着短裤离家，背着书包，提着布袋，里面是当天要穿的衣服。

　　街上的店铺紧闭着大门。偶尔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卖力地骑着自行车，骑到上坡处开始陪着自行车链条喘息。那一刻我正大声背诵着英语课文从坡顶走下来，骑车的人惊愕地望了我一眼，然后翻身下车，他实在蹬不动了。

　　通往学校的铁桥桥头有一家面馆，那里有美味的牛肉面、豆汤面、油素面和肥肠面，一个女工正在生火。我走上铁索桥，桥下的河水发出不小的声响。我继续念着英文，像远古时代的巫师在荒野里尝试驯服天气的咒语。

　　过了铁桥，走上一些台阶就到了学校。值班员还在睡觉——准确地说，他会在6点准时把学校铁门打开，然后回小屋里继续睡觉——他曾允许我在值班室里放过一个袋子，袋子里有一些捡来的可乐罐，我用罐子练习绕杆射门。

　　我不会在清晨碰球，也不会碰可乐罐。我念着英语走进教学楼，打开老师的大办公室。我父亲是学校的英语老师，我有他办公室的钥匙。我把所有东西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时候，finally, stop, no more English, Mr. Wang! 晨跑开始。

　　在操场上，我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杨能源。只需要看名字，你就能明白，杨能源是个比我出色很多的运动员，无论是长跑还是足球。他是“能源”，而我是“勤奋的”——上了年纪的——伯伯。

　　杨能源的父亲是学校打字员，母亲在学校里开了一个简易的面铺。每天清晨跑完步，我匆忙地换好衣服，从父亲的办公桌里取出一个搪瓷缸子，去杨母的面铺吃早点。

　　记忆和季节密切相关，我只记得面铺里冬天的炉火。面铺外的天空仍然暗黑，所有来吃早点的人都注视着那个巨大的炉子，蓝色的火苗从锅底窜出来，杨母拿着长长的竹面篓和竹筷，从翻滚的水里捞出面条，快速分到杨父在一旁摆放好的带着辣椒佐料的碗里。接着，她抓起一把莴苣菜叶扔进锅里，再用面篓捞出来分进各个面碗。她又揭开旁边小火上的另一口锅，给碗里的面条都浸上骨头汤，最后，她用小勺从铁盆里舀出一些猪油，轻轻浇到每碗面条从汤里冒出来的尖顶上。

　　食物为四川人带来的心理优越感，只有四川人能明白。这种优越感一旦表述出来，必定得罪很多人。2004年，作家魏明伦接受《体坛周报》采访，他说“四川的猪也比很多地方的人吃得更好”，出报当天，读者热线被抗议电话打爆，都是北方汉语的叫骂声，该文责任编辑、革命根据地来的江西老表魏寒枫让别人去接电话，自己躲在一旁偷笑。

　　我在杨父杨母简易面铺的炉火旁早餐过6个冬天，记得我和杨能源在6年中的变化，印象中的杨父和杨母却像那团炉火，只是重复出现，从未有所改变。

　　我无法想象其他地方的人可以早上没有吃下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就开始学习和工作，直到上大学去了北京，我才知道曾把大城市的生活想象得太好。在学校食堂里，我不知所措，那些煮鸡蛋、馒头、花卷、豆浆、豆腐乳，每一样都在对我召唤：将就一下吧，孩子，做个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