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之路》(43)

　　建立民情责任区制度，建立勤务员制度，建立民情联席会制度、建立民情巡视员制度、建立民情考测制度，通过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用好的体制、机制，才能够有效解决源头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的做法是：

　　一是建立重大事项维稳评估机制。对重要政策、重大改革举措、重点项目等重大事项实行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风险双评估。2009年以来，全市对62个重大项目实行评估，其中9个项目被叫停，12个项目改为分步实施。

　　二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市维稳办每月、县(区)维稳办每半月、乡(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每周对辖区内的社会矛盾纠纷进行一次分析研究判断，提前介入，超前预警，限期化解。2009年6月，全市共排查出重大社会矛盾纠纷287件，下发维稳预警通知书139份。

　　三是建立政法部门督导化解机制。全市334名政法部门领导挂钩联系182个矛盾纠纷重点乡村，督导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排查出的287件重大社会矛盾纠纷，至今，已化解276件。

　　四是建立市、县领导全员接访机制。市、县领导每周轮流接访1次，通过开门接访、现场接访、当场交办、会后督办等措施，解决信访疑难问题。2010年以来，共接待群众来访486批7329人次，协调处理重大信访问题492件，惠及群众11.5万人。

　　五是建立乡镇综治维稳协调机制。乡(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牵头组织，整合力量，集中受理调处社会矛盾纠纷。2010年，调解矛盾纠纷4036件，成功调解3958件。

　　孟连事件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群众利益的多元化带来了群众工作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解决因利益诉求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仅靠单一的行政手段，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导致矛盾激化。必须走出“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能用”的困境，充分运用行政、法律、市场等综合办法，区别情况，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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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大写一笔的是：

　　——在写“孟连经验”这一篇章时，我们又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对“孟连事件”到“孟连经验”非常重视，不仅做了重要批示，而且还要求推广普洱的作法，在全国认真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

　　正如普洱市长李小平同志所说：

　　——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太重要太及时了，孟连的经验太典型太有用了。

　　第五篇 扶贫攻坚中的“普洱模式”

　　普洱，无疑是美丽的、妙曼的，神奇的，令人流连忘返的。

　　然而，我们去过南方和北方的许多地方，有这样一个普通的感受——即往往是那些风光秀丽的地方，当地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是贫困的，基础设施是落后的。西藏阿里如此，贵州荔波如此，新疆喀纳斯如此。

　　这次来普洱，看见普洱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山深林密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

　　贫困，是一个古老而沉重的话题。扶贫，是一场道远而任重的抗争。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扶贫开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发展和世界反贫困史上的奇迹。

　　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为了实现这句话，普洱人民在扶贫道路上艰苦斗争、不懈努力。

　　还是这方水土，如今贫困地区的群众不仅逐步摆脱了贫困，日子越过越好，而且在扶贫开发的政策支持下一天天走向小康。

　　关于扶贫，市委领导书记和李小平市长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情况，在走遍景东、景谷、宁洱、镇沅、墨江、孟连、江城、澜沧、西盟、思茅等九县一区之后，我们从而了解到：

　　普洱市是一个集“边、少、山、穷”为一体的典型边境民族贫困地区。

　　我们了解到：

　　——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的边疆和内地很多地方都萧条，贫困人口如同地型地貌似的，从河谷到丘陵、从坝子到山区，到处遍布，而且由低海拔到高海拔，越高，贫困度越深。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全市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分布在9县1区、121个乡(镇)、1004个村委会、12897个村民小组中。距离县、乡越远越偏僻的村寨，贫困户所占比例越高。据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市内最远的贫困村子距县城里程都在150公里以上。如澜沧县大乡的南美村191公里，墨江县团田乡岔河村203公里以上。

　　市扶贫办公室是普洱市最重要的政府部门之一，李向华主任是一位彝族干部。他告诉我们说：“扶贫办都是精兵强将，市长、书记专门为我们配备的干部都十分优秀。这个工作，一般人是干不了的。你们想想，市长、书记常年往那哀牢山、无量山区跑去扶贫，扶贫部门的人跟不上哪行？”

　　他介绍情况时说：

　　——居住在“两山”哀牢山、无量山及延伸余脉地的哈尼族、苦聪人及彝族的贫困人口高达716636人，占全市贫困人口54.4%。紧靠边境一线的傣族、佤族、瑶族、爱尼族等绝对贫困人口超过34.9万人，占全市绝对贫困人口46.3%，虽然不是国家重点扶持县的思茅区也因为接收安置了昭通、怒江两地的移民导致了贫困人口增加。

　　在所有贫困中，因自然灾害、转移人口缺少生产资金，基础设施薄弱，地理环境恶劣，劳动者素质低以及因病、因残等，是导致普洱市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贫困家庭长期以来生产生活状况一直不能得到根本改变的主要问题。

　　可见，在相当长的时期，贫困一直困扰着普洱，尤其在农村。

　　李小平市长经常说：

　　——承认贫困落后是胆识，更是智慧。自新中国翻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党中央、国务院致力于减少和消除贫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实施与启动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新阶段参与式扶贫开发战略，普洱市各级党委政府紧紧围绕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和巩固温饱成果这个中心任务，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线，以贫困村为主战场，以贫困户为主攻方向，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为根本，以培育特色产业为重点，以人力资源和科技推广为动力，为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扶贫的新格局。

　　如今展眼普洱大地，丰收的田野，生机勃勃的特色产业，欣欣向荣的城镇村落，无不是60年来普洱城乡沧桑巨变的符号。

　　在普洱地方志书上，我们查阅到：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宣言中指出，新中国“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普洱党委和政府领导各族人民开始了发展生产，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

　　然而，从1949年到1978年，贫穷仍然是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像普洱这样的“边、少、山、穷”的地区的主旋律。

　　在这个时间，像西盟、澜沧等县这样的民族地区，政府采取的扶贫方式是单一性、救济式的扶贫。

　　穷则思变。面对我国农村贫困的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全党目前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从1978年至1985年，普洱市进入区域性、救济式扶贫阶段。1980年，国家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资金，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生产，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普洱市首批受援县是澜沧、江城两个县，后扩大到西盟、墨江、镇沅、景东四县，共六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