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的神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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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不同，在于创作的瞬间是离开了阅读的，而研究一直在阅读。当面对一部作品的时候，无论是作家还是普通读者，还是文学评论者，就是首先要回到这两个字——阅读。离开了真正的阅读，一切的批评研究都无从谈起。

　　与神性接通

　　有时候需要退远，让视距拉长，以便对那种繁琐而具体的现实有一种遥感力。这种遥感力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受，是保持强大感觉力的一种方法。但这里不是指纯粹的物理距离，虽然许多时候与它有关。

　　比如夜晚走在郊区，走在麦地土埂上、原野上——没有灯光，近处模模糊糊，远处一片混沌，连接和化入了星空。这时候真的能触摸到荷尔德林所说的“在黑夜里我走遍大地”的那种感觉。与无边的大地交融和连接，有一种特异的感受。这种感受好像与神性接通了。仰头看是灿烂的星空，再远处，更北方，传来的是风声、海浪声、林涛的声音。就是这些永恒、广漠、苍凉的存在，它们远离了街市，视听世界里不是小商小贩，不是公务员，不是嘁嘁喳喳的讨论。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改变和影响了人的心灵状态。

　　这样一种状态是重要的。不是企求所有的时刻都要这样，只是觉得有时对世俗生命、对生活细节，对繁琐的现实生活要能够荡开去，以获得心灵的遥感力。

　　在闹市里的人或者需要心的退出，要将眼前的一切化掉——市声如同雾霭，一切都融化在夜色里，成为一派混沌，一片天籁。但是这个很难，因为城市的灯光比乡村亮，越是城市化程度高的地方，就越是没有了神圣的黑夜。欧洲人北美人嘲笑在卫星里面拍的照片：日本亮，韩国亮，我们西部很暗，朝鲜很暗。他们嘲笑说这些地方没有进入现代。因为所有的现代城市都是很亮的，“亮”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现代指标。这是他们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将一切都归结到社会层面，都说成了体制的缘故。这些可容另议。我们这里谈的是天籁，是诗，是星空。

　　作家和诗人正好相反，他许多时候要遥感这个世界，就要退到外面去，隐到黑暗里面去，让混沌围笼自己。灯光太亮了，就不能遥感这个世界。这个时候人的创造力、思索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反而会降低。“现代性”是一个中性词语，“现代性”并不是完美的追求，更不是终点。无论怎样的“现代性”都不能超越神性，都不能超越与生俱来的一些不安、幻想，甚至是与生命伴随到底的那种沮丧。

　　没有对这些东西的关照，没有这些似乎过于遥远的牵挂和无事生非的忧虑，也就没有了诗意的理解。有的人感叹：我们的作家将大热闹都写尽了，什么改革开放，暴力，性，爱，只可惜字里行间没有一点神性。

　　神性是一直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大自然背后甚至茫茫宇宙里的那种“具有灵魂”的超验的力量，它可以接通深藏在人类身体里的想象力，并且激发出对于永恒的渴望——宗教感即这样产生。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写出这种“神性”，就是使得自身突破了生物性的局限，进而与万物的呼吸、大自然的脉搏，与宇宙之心发生共振或同构。

　　神性不是让人更多地去写宗教，不是让人鹦鹉学舌地去模仿无尽的仪式，而只是唤回那颗朴实的敬畏心。商业主义时代人是很容易变得花哨起来的，就连信仰都成了色彩和点缀。这些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心里留下这一块：敬畏。

　　疏离的神情

　　说到这里，会想到我们自己的写作，还包括我们读过的当代作品，更包括翻译过来的一些国外作品。我们常常感受的不足是什么？许多篇章很吸引人，形象生动，故事曲折，似乎也不乏深刻——不能说是浅薄——好像一切的文学指标都抵达了，真的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了。但是仍然还觉得缺点什么，有些不满足，有些无法言说的遗憾。慢慢想下去，想找出这其中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类似的文字几乎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扑面而来的现实感——因为这些内容和气息过于熟悉和单一，总觉得作者被当下生活裹得太紧，埋得太深，像是陷在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深洞里，像是埋在了八层、十二层的深处，在里面尽情地泣哭或欢乐。我们大家都挤在这里，在这样的地方纠缠，在这样的深处痛苦或欢乐。所以我们希望能稍稍离开一点，能透透气。我们想从这些文字中感受一点必要的空间和距离，比如对当代生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十二分熟悉的生活的——一点点疏离。

　　比如走在大街上、广场上，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那儿活动，在专注地锻炼，跑和跳，走动，这些人的举止和眼神让人太熟悉了，所以并不能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主要是他们脸上的神情是大致一样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分别在想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思想的方向和思维的习惯，就是说，他们跟我们大家都大同小异，烟火气是接近的。这时候如果走过来一个人，他特别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不是他的穿着和其他方面有什么特殊，不是特异的形体五官造成的效果，而仅仅是他的神情与众不同，他的脸上有一种疏离的神情。

　　这种神情很难具体勾画，但这里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疏离。因为这四周的事物照样进入了他的视界，他将一切看在眼里，又像是压根儿就没有看；走神，又像没有走神。他与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似乎有一种深长的距离感。这可能是心的距离，而不是物理的距离。于是这个人一下就从人群里分离出来了。脑子有病的人才经常走神儿，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人分明是正常的，却又有一种疏离的神情，那他很可能是非同一般的人。

　　他可能有无法消逝和遣散的、经过了强化的更遥远的思想，也可能心怀着某种大心事，只不过在表面上和大家一样度过日常生活而已。肯定是一种特别的心绪，把他的神情牵拉得离大家很远。

　　这里不过是一种比喻，用来说明我们的当代作家缺乏那种牵拉得很远的某一种思绪，某一种大心事，于是作品就没有一副跟当代生活产生自然而然的、疏离的神情。有时候很遥远、很终极、很本源的一些东西，在一部分人那里应该是时时泛醒着的，那样它就会把他的神情从世俗的烟火气中牵引开来——哪怕只是稍微地拉开一点，荡开一点，其笔下流泻而出的文字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这需要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而丝毫不能是刻意的。

　　一个很敏感的人，也就难以不思考不牵挂，更不会遗忘那些离现在似乎很遥远的一些存在：我们最终要抵达的那个点有多么远，我们对神秘世界不可知的恐惧与好奇，大欣喜大苦恼，各种东西都装在心里，无论世俗生活如何逼迫，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等等现实的痛苦和窘迫，都不能让他放下这一切悠思。他又一次走神了。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稍稍陌生的、恍惚的眼神。

　　我们会捕捉这样的眼神，它是文学之中的文学，它是越摊越薄的文学之饼的核心。

　　当然，光有这个核心也不行，那样也就没有了文学的体量和内容。我们非但不排斥当下的具体，真切的社会情感，而且主张从这里出发。许多时候的“心不在焉”，恰恰是生命最本能的觉悟力在发生作用。我们埋在日常生活中太深，所以那种觉悟力往往给淹没了。我们平时不得不拿出全部的精力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就忘记了追问一些根本性的大问题。

　　另有一些特异的生命，虽然也和我们一起在当下潜泳，但他们的神思却会时不时地浮到日常生活的洋面之上。

　　理性的剪刀

　　许多人认为好作品是改出来的，而有人却觉得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作品简直是一个恶习。但事实上好作品真的需要反复修改，而另一些一蹴而就的作品也未必失败。可见这真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经验中，在我们已知的写作现象中，那情形是各种各样的。

　　修改的幅度可能与篇幅长短有关系，当然更与写作那一刻的“临场状态”有关系。比如一个短篇，或者一气呵成，或者深思熟虑一笔一笔严谨地写下来，这样的作品往往就没有多少修改的余地了。

　　作家随着写作阅历的延长，创作的体裁一般都会有些变化，如果长篇写得多，中短篇就写得少了，有时甚至许多年里一个短篇都不再写了。有人会以为这是迁就市场的缘故，因为长篇比中短篇有更多的读者。其实这不见得是主要原因，作家的创作冲动才起决定作用，它具有最大的力量——一旦有了不可遏制的创作欲望，大概谁也不会在乎什么市场的。作家不再写短篇，或很少写短篇，真正的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