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的神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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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国文学研究也面临着这样的思辨。有一部分人公开说，有一部分人只做不说，但实质上还是把全盘西化等同于现代化，这里面一定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与西方不一样，它是写意、白描、散点透视，长于感悟和感受，理性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其实西方的优秀艺术家也不会用理性来压迫感性，它们应该是统一的。比如西方的现代绘画，往前发展的道路上首先接受了日本的影响，这种东方的写意艺术极大地启发了他们。现代主义绘画开始稍稍脱离解剖和实证，最后越走越远。这就是所谓的西方文学艺术的“现代化”，他们的方向是反的——东进。

　　我们现在的文学研究正好走向了他们的原来，即追求解剖、理性、透视，用这些仪器对付起自己的文学肌体，而且累得大汗淋漓。这种工作方法的引进当然很有必要，并且肯定有它的道理——那么高深的体系，产生了数不清的杰出人物，当然绝非浮浅无聊。

　　问题是如果我们东方的研究者吞食不化，只取皮毛，那么最后西方的高深没有学到，原来固有的武功也要全废了。这就是我们的危机。所以有时返回原路未必不是一条正路，比如脚踏实地从艺术感悟出发，从语言出发，倒是最平实最可靠的途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还是得建立在对作品的感动和感受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先进入再把握，不然那些冰冷的技法就会阉割活着的文学机体，一切也就适得其反了。

　　如果一个人真的具有超越性，他就会从那些现代条条框框中走出来；如果没有超越性，他就会变成技法熟稔的机器人。

　　比如一个孩子识字以后，阅读感受能力很强，这时他说哪本书好大概是不会错的，因为他依赖了朴素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土地，来自大自然，也来自纯洁的童真，所以是强大的和可靠的。没有经过人工强力改造的认知，大多数时候是健康的，非常准确的。而当他上了许多年学，读了许多教科书，跟着导师一直学下来，再谈文学可能就要出现偏差。因为一部分人的自然感受力受到了损害，肢解文学的方法开始作用于他了。这样继续下去，从研究生再到博士生，正常的敏感的文学感受力基本上也就消失殆尽了。

　　这种情况当然并不是百分之百。但就我们接触和已知的相当一部分教育后果看，也正是这样。如果受教育者有一种超越性，能把西方的理性深度、一些方法深入理解和融汇，再与个人的生活阅历及原初感悟力结合一体并保持下来，或许会更加成长起来。可惜这种机会一般来说是很少的，我们很少遇到。

　　以过去认识的一个孩子为例。这个孩子很聪明，很小时，与之讨论文学作品就很过瘾。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经历，就是遇到一个很聪慧的没有高学历的孩子，与之讨论文学是很透彻的。他并没有多少学术语汇，但我们知道他在说什么，知道某些重点被他抓住了，更深处的无以言说被他捕捉了。有时候他表述得不够完整，但却能让人理解。因为生命和生命是可以对接的，灵魂和灵魂是可以呼应的，所谓的气息相通，心有灵犀——古人今人，男人女人，老人少年，都是一样的。“性相近，习相远”，说的就是人性的接近。听了这个孩子的表述，再回忆起个别从国外回来、挂了诸如博士教授等等好多头衔的人，会觉得与之交谈其实很隔——对方只有方法没有内容，那些貌似高深的说辞已经脱离了生命质感。许多时候是让人不知所云的。

　　那样的研究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黄狸鼠

　　专业意义上的文学工作，有时候正是当代文学写作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离文学的核心意义有些遥远。我们常常看不到的，却是蕴藏在芸芸众生里的文学欲望，是那些无言的理解——那才是广大的，本质的部分。

　　对文学的追求需要靠近淳朴的、源发的事物，类似于土地，是这样的生长基础。生命诞生之后，对诗意的向往和诗意的表达欲求也就产生了。这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差别是强度和浓度各有不同。这样说的同时也就回答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以传授的？因为这是生命里固有的一种能力，如果这种能力太弱太小，无论怎么诱发和引导，它都不会有效。对诗意和境界的感受力欣赏力一旦缺失，知识成倍地增多也无济于事。

　　比如西河岸一带有一种奇怪的鼠，当地人叫黄狸鼠。它们长着很短的金毛，机灵可爱，就在枯河堤上的一个个洞子里。那些洞子新新旧旧纵横交错，想逮它们很难。因为它的洞子有好多出口，人们使用围网和烟熏，结果还是不能奏效。黄狸鼠肉滚滚的，河边人都想养一只，只可惜捉不住它们。

　　有人就发明了一个方法：把牛筋用香油炸一下，缠在棍子上，从洞口往里伸探。黄狸鼠虽然狡猾无比，可就是经不住这种浓香的诱惑，最后总是一口咬住——结果牙齿给勒到了牛筋里，这时往外一拽棍子，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文学的先天能力就像黄狸鼠待在洞子里——看上去都是洞，只是不知道哪个洞里才有黄狸鼠。学习各种知识，无非等于往棍子上缠了牛筋炸了香油。这个过程就是阅读，就是上大学，就是读研究生和博士生，就是寻找导师。

　　但是如果洞子里没有那只黄狸鼠，棍子再长、牛筋再香都没有用处。

　　河堤上有许许多多洞子，但的确好多洞子里没有黄狸鼠，这是事实。不过有没有总要使用那个工具，总要伸进去拽上几拽才知道。所以一个人接受文学教育，只是想象洞里有那么一只“黄狸鼠”，无论这个洞子多么陈旧，长满了荒草，也还是要抱有希望。

　　我们是坚信这个洞子里是有黄狸鼠的，对自己和他人都不能过于悲观。认为所有的洞子全被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潮水淹没了，里面连一只活的黄狸鼠都没有了，那不可能。黄狸鼠是一定有的，因为它的繁殖力非常强。

　　有一次听到一个人在学术场合大讲文学的边缘化，讲文学的死亡——头头是道，引经据典，什么科学的发展，世界的潮流，声像的传播，乍一听真是醍醐灌顶，大开眼界。

　　但是后来想一想，就觉得不对了。因为黄狸鼠总是有的。

　　放眼望去，浅俗的庸见就像秋天落叶覆盖了路面，需要经常打扫。文学是生命里固有的东西，它就潜在心灵的角落和底部，就像黄狸鼠住在洞里一样。

　　今天这个比喻太粗俗，但愿不要败坏了他人的胃口。

　　纯理论的敌人

　　写作者百分之八九十都害怕纯理论，只看上一会儿头就蒙了。难道他们会受到伤害吗？也许会的。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厌烦，最终可能并非如此。那些足够强盛的文学生命，说到底还是不会拒绝理论，包括那些高深莫测的“纯理论”。有一位拉美大作家讲：“我是一切纯理论的敌人”。我们理解他的意思，那是极而言之，是某种方式的讥讽。他可能是痛感于某些理论的不着边际吧，那些人没有进入微妙语境的能力，失去了进入的前提，还大言震耳，结果成了这位作家的“敌人”。

　　但只要心里明白了这些，再读那些高深的纯理论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虽然不是读得越多越好，起码也无大碍。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如果胃口特别好，或许是来者不拒的，任何的理论、生活，都不必拒绝。健康的人总是有一付好胃口。

　　那种纯理性的思维，纯学术的世界，也是创作者需要了解和进入的。真正具有了超越力，一切也就好办了。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既有区别，但也有相同点，那就是对生活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在这些方面没有了对立，其他也就好说了。好的作家能不能同时又是好的理论研究者？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托尔斯泰谈莎士比亚，雨果谈莎士比亚，真是太好了，有实证举例，又有逻辑分析。写作者对语言细部的敏感，对整体结构意图的把握力，都是不同凡响的。他们当然有强大的理性分析能力，这与强大的感性经验并不冲突，而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色彩斑斓的言说世界，与他们的作品一样丰富。

　　另一方面，一个好的研究者感性思维也是很发达的，他所有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对作品深刻感悟的基础之上。举一个例子，美国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真是一部好书。考利评说作家作品的口气是迷人的，那么有趣和生动。这其中形象化的描绘，感性的把握，理论的透彻深邃，可以说是水乳交融。整部书没有一点学究腔，也没有一点实验室里的标本和防腐剂的气味。大概这样才称得上好的文学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