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的神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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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感觉中，人可以写下很多不同的文字，展开另一种构思和想象。因为受到了无法言说的推动力。的确是这样，人不仅是生理状态与置身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还有思索力及其他。

　　有些人心里从来不装大事，而有些人心里常怀大事。这在写作者思想者那里，就成为致命的区别了。灵魂是不同的，一些人天生心里就装了大事，而大多数人只是有时候才泛起大事，更多的时候被具体的琐屑充满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复杂，但肯定与身处何种环境有关，人在闹市拥挤中或孤身寂野里，当然心情和思维都要有所不同了，所以环境的改变将引起人的很大变化。

　　人的心里汇集着各种各样的思绪，但是有的会泛上来，有的会压到底部。我们优先处理的部分是什么，这很重要。从较大的城市坐车来到这里也就是三四个小时，这段距离的改变，这点时空的移动，却让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变得大大不一样了。尽管我们现在有网络和电视，有无线和有线等联络方式，似乎跑到哪里都跟整个世界联系着，那是由无数根看不见的线相连，就是它们让一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但是尽管这样，人的躯体置于何处，也就是说他站在了哪里，心灵状态也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

　　可以想象，人在较少人工痕迹的地方，容易考虑一些悠远的问题。抬头就是大海星空，想不考虑永恒都不可能。反过来如果出门就是人流车辆，那就必须面对、必须处理这些眼前的问题。

　　当年这片海滩丛林没有什么现代污染，看星空会觉得很亮，星星很密很大，人会觉得离它们很近。所以在这里，大家仰起脸时会有一种讶异感——那是城市人久违了的一种感受。人们在这里受到了夜空的强烈提醒和强调，会不由得想起了康德那句话，就是他对两种东西的惊异——一是心中的道德律，二是头顶的这片星空。

　　在这里，星空让人讶异，心里产生敬畏。这种感受或许是思想者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大事的起点，或者还有终点。一些朴素的然而却是巨大的问题，会一点点走近我们——会回到原来，会追溯一些本源的问题。这就是人性与神性接通的时刻。

　　在商业主义物质主义时代，我们身陷其中，为了生存，也就不得不使用浅近的心机，结果变得精明而又庸俗。艺术品的创造离神性越来越远，诗意也就逐步萎缩以至于没有。一切越来越世俗化，实用化，人在物质欲望中沉迷下去，渐渐不能探出头来，再也看不到灿烂的星空。

　　覆盖、蕴藏和孕育

　　文学可以从专业的意义上谈，比如说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还有文学教学等等，这是专业，是工作，没有什么好说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有一个庞大的文学群落，因为有那么多专业作家和专业研究者、教育工作者，从省市县再到各大学，专业人员多到数不胜数。有人可能问：这种“无用之学”值得耗费这么多人力和物力吗？谁也不知道，没法回答。因为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的需求再难以度量的了。这些年一直有人在谈论文学的“死亡”，记得只要到大学去参加学术活动，往往就会有听众和学者提出类似的问题，让作家尴尬。有一次一位老作家回答得机智，又直截了当，他说：“文学死亡？我看不会吧，因为有这么多的大学，这么多的中文系和文学院，光是这里的需要我看就足够了。”他的话里不知有没有玩笑的成分，但因为说得很实在，大家也就马上同意了。

　　是的，从工作和专业的意义上谈，文学赖以生存的根基和土壤还是很大的，这足以保证文学在形式上的存在。但这并不一定确保它的实际生存和生长，因为弄到最后空有形式而无内容，只剩下一个外壳，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见仅仅是把文学作为一个专业和工作去谈论，还不一定能从根本上回答问题，就是说不一定能靠近文学的本质。

　　我们许多时候不得不在文学的理解上超越一下形式，就是说不仅仅是当成一门专业和工具来谈论，而是要当成心灵的需求、当成生命的元素去谈。因为文学既是一门专业，更是生命的一种冲动方式，是生命最基本的属性之一。人还有超越世俗物质的诗性欲望，有探求真理和追求艺术满足的欲望。

　　比如一个人的观赏力和想象力，对诗性的痴迷和追求——这都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差别是有的人强有的人弱而已；有的人在一定的阶段才可以焕发出来，比如在某个机缘的刺激下才表现出来——现实生活的庸碌可以把一些欲望压抑住，覆盖住，以至于有的人一生都常常忽略自己的生命内部还有一些熠熠闪光的东西；但诗意的存在和感知终究是不会彻底消失的。

　　源于这种生命的发现和冲动才是文学，它不是作为专业和工作而存在的东西。从这方面讲，我们也许可以更乐观一些，因为每个个体生命中都有它的存在，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它就可以被呼唤出来——既然如此，何愁没有文学没有读者？何愁没有生存的空间？

　　从另一方面说，也恰恰正是因为如此，才不会放眼望去全是文学，全是诗意盎然，所以也就令人沮丧了。其实我们永远不要指望一个诗人的嚎唱，就可以引来群声响应，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总是满足了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世俗需要之后，才会开始展现精神方面的需求——尽管这是更高级的需求。所以我们抬眼望过去，目力所及，当然只能是满足世俗欲望的庸碌生活了——这种生活既对文学起到了一定的覆盖作用，又蕴藏和孕育了无限的诗意。

　　这种覆盖和蕴藏是自然而然的常态，并不仅仅是因为今天物质主义盛大、周边森林退化河流萎缩才发生的现象。只要有人类生活就有这样的覆盖，就有对文学的误解，就有文学的专门工作和本质表达方面的内在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业余的文学，那种看不见的文学状态，才是最深刻的文学存在。有时候一个专业文学工作者倒有可能是离文学很远的，一个每天都在谈论文学的人，并不一定与文学关系紧密。因为文学大多数时候不是表现为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分门别类，不是携带着各种方法的一种固定的软件程序，而实在是源于生命内部的深刻感动。

　　不知所云

　　真正的文学研究者并不完全依赖一套现成的方法，而更多是将源于生命内部的感动和理解、将心想体悟作为工作的基础。只有一般化的研究才过分注重方法，虽然也算敬业，但还是过于看重仪式化和程序化的东西了——在现代，这种方法更多是来自西方，是西方的一种传统。这造成了今天的很多弊端。亚洲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因为“脱亚入欧”已经有一些年头了，这里日常的生活方式，包括趣味追求、思维方式，都在一步步向西方靠近。这一切表现在文学工作上就更明显。

　　现在我们较少发现一个做文学研究的人还在遵循东方的传统去工作。

　　学院内外，大致改用西方的思维和方法，即运用逻辑的、实证的、解剖的、理性的一整套来做文学研究。说到传统，像《文心雕龙》、《诗品》，包括金圣叹张竹坡他们的点评，那种对语言艺术的进入方式与探究方向已经没有了。那是东方的研究，讲究气息、体悟、赏读，往往特别靠近了语言。他们的研究，一定是将对象(作品)的语言细部勒到紧得不能再紧，近得不能再近，有时会从一个词汇的调度开始深味。他们注重作品的诗性，意味，境界——是从这些地方出发和抵达的。

　　文学研究上的脱亚入欧，并非一无是处，当然是有得有失。

　　谁也不能否定西方的研究方法，不能无视它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学者一直强调的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这有点像胡适当年讲的中国要“全盘西化”——当时有人攻击他，说我们中国有那么好的传统，你却说完全西化，全部西化，我们不能接受。胡适说：那我改一个说法可以吧？不叫“全盘西化”，叫“充分世界化”。他这样一说，一时让不少人无法回应，虽然也觉得有点问题。

　　“充分世界化”，就是“尽量”和“用全力”的意思，他反对文化上的本位主义和折衷主义，接下来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世界化”并不反对穿长袍、穿中国缎子鞋和用中国字，“世界化”并不是指望人人都吃西菜和改用刀叉。当然“世界化”究竟是什么，胡适在这里也没有尽说。不过一部分人一下子无法回答，另一部分人则安然地接受下来了。

　　西化和现代化显然不能完全对等。现代化运动自西方开始，伴同着工业革命进程。但这里的“现代化”只能作为一个中性词来使用，还不能完全当成一个“落后的”、“愚昧的”对立面去理解。尤其是在艺术这类微妙细致的东西方面，不能唯“现代化”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