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街巷里院传奇》(33)

　　青海路、孟庄路拉崖记

　　青岛市是个海滨城市，地处丘陵地带，大街小巷上坡下崖格外多，从全国解放一直到八五年期间，由于市内小企业和服务业网点用汽车运输的很少，主要靠地排车运输，因此，在四十多年前就由于这种环境条件产生一个特殊工种——拉

　　崖，而拉崖几乎是市北区穷人的专利，虽然其他区的崖边也有等活靠活的，但是比较起市北区却微乎其微了。

　　市北区有青岛港，(大港全部的货运码头，小港码头)铁路货场，货物转运站等供应全市的物资和煤炭的存放货场，连青海路，大港一路到大港三路，普集路路两旁都堆满了木头，扒树皮的孩子和拉崖的孩子每天都在木头堆上等活和晒太阳。

　　当时的市内短途货运主要是靠全市各类地排车，有一万多运输工人都从事用地排车货运的工作，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离开货场经过的地点是青海路，大港一路到孟庄路，华阳路，利津路，热河路等大崖，这些大崖又是拉地排车的工人最头疼的地脚，他们在奋力拉车汗流浃背的时候最盼望有人能在这时帮助推一把，而这里每天都聚集着许许多多穷苦的孩子和失业者，他们手拿栓有铁钩的皮带，每当看到地排车来到坡前，就跑上去喊：“拉着吧！”这时，拉车的工人端详着孩子们，找一个或者二个他感到满意的孩子挂上他的车，孩子们象小毛驴一样在前面奋力拉，车上崖后，运输工人拿出5分钱给拉车的孩子。记得孟庄路崖5分钱，延长拉到华阳支路是1角5分钱，如果拉到四方百岭那可以拿到5角钱。

　　那个年代，我家兄弟姐妹多，全家九口人全靠父亲的五十三元工资，生活很苦，因此我和弟弟在上学六年纪就开始了拉崖，每天能赚个一毛，二毛交给妈妈也会得到妈妈的表扬。

　　那时我在三十九中上学，每天从泰山路翻过贮水山走登州路到学校将近四十分钟，因此很喜欢爬山走路，但是，放学后走到家就没有时间去拉活了。只有靠星期天和假期去孟庄路崖靠活以换取微薄的收入。

　　记得在上初中二年纪暑假中的一天，我拦到一个大活是拉崖到四方百岭果品库，当送下货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没有舍得坐电车回家，因为坐电车要花费5分钱啊，我迈开双腿，走了将近两个小时赶到家里已经晚上8点多了。当我把赚来的5角钱钱交给妈妈，妈妈落泪了：“孩子，你的学费已经赚出来了，不要去了！”这时，我的脚已经磨起了水疱，但是，第二天又背着皮带钩子靠活拉崖了，因为妈妈去水产打工一天仅仅赚8角钱。

　　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我的父亲因为有知识被打成“黑老九”，从科室被安排下放到热河路煤球厂拉地排车送煤劳动，他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由于营养不良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再加上他一直从事脑力劳动很少参加体力劳动，根本胜任不了这项劳动。但是造反派不管，他们要对知识分子进行专政，可怜我的父亲每天拖着送煤车爬崖下坡到各家各户送煤。热河路煤球厂的客户大部分都要爬崖给他们送煤，他没有钱雇人帮忙拉崖，只有一点一点往上拖，然后把煤筐再抗上楼梯，送到客户家中。那年我16岁，大弟弟13岁，我们除了在学校上学，我们的业余时间就帮父亲拉车送煤了。一直到67年父亲平反，父亲才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而我和弟弟的拉崖劳动也在1968年停止了，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去农村插队，我插队在潍县农村，大弟弟插队在青州，二弟弟插队在掖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后来我们被招工回城，工作至今。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已经退休在家，满头白发，满面皱纹的老人了，每当想起当年在孟庄路拉崖，帮老父亲爬热河路大崖送煤，心中都会无限感慨，特殊年代造就了特殊工种，特殊悲剧。现在，哪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的父亲和我们的青春也伴随着哪个年代消失了，只有那段记忆却深深的留在我们心底，难以磨灭！

　　第三部分：说说青岛那些百年老企业

　　青岛“名企”生产名牌“三大件”

　　在70年代末期，驻我们市北区的轻工业就有这三个名企生产厂家，青岛自行车厂在曹县路，生产大金鹿自行车，缝纫机厂在登州路，生产鹰轮牌缝纫机，手表厂在镇江路，生产金锚牌手表。这些产品都是当时的名优产品，那时候社会流行“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三大件加上高档收音机，这些物品成了年轻人结婚安家的必须物件，而这三大件却是社会最为紧俏的物资，需要凭票供应，一般人家很难买到。

　　由于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青年结婚的必备之物，因此要凭票购买，要经过由商业局统一把印刷好的票按照计划分发给企业，各个企业用奖励或者抽签的方式发放给自己的职工。不然就要靠找关系解决了，我家的缝纫机就是我找到我们的文友李德义老师协助搞到一张票，他那时是在轻工局工作，他们的局是缝纫机厂的主管单位。我拿着这张鹰轮牌缝纫机票去登州路缝纫机厂找到我们当时在登州路缝纫机厂工作的文友王春华帮助选择了一台，那台鹰轮牌缝纫机至今很好用，由于保管使用的仔细，虽然三十多年过去，我们的鹰轮牌缝纫机和新的一样。

　　我家的自行车是由于爱人在自行车厂工作，他们厂每人在年终的时候发了一辆小金鹿自行车，当她把自行车骑来家的时候，惹得邻居一片羡慕的目光，还有我的弟弟，亲戚都来看，哪个年代，骑新自行车就像开豪华轿车那样自豪。因为那时侯的自行车票价值50元左右，而我们的工资只有34.5元。

　　我的小弟弟在4号码头石碳线货场上班，那里没有交通车，每天步行很远上班，盼望有一辆自行车，我妻子毅然决定，把自行车让给了小弟。小弟当时高兴的表情，简直如醉如痴，“象走路拣到大元宝”，买鸡买酒，请我们大吃一顿。后来，我爱人单位在一年后又发了一个票，买上了新车。

　　哪个年代，购买上海表很紧张，但是青年人都想买一块表，买上手表的总是把袖子挽上3道，露出那亮闪闪的不锈钢表带和手表，但是，怎样才能买到手表呢？我和爱人在结婚时候虽然都通过关系买的上海表，但是由于农村亲戚朋友多，都让他们摘走了，因为他们的孩子结婚需要啊！那时，青岛手表厂的建立无疑给70年代末期增添了色彩。价格便宜，质量还不错，我和妻子，弟弟们都从厂里托人买到了金锚表，又便宜，维修还方便，这回农村的朋友亲戚来青岛，我就帮助他们买青岛表，由于买手表，认识了好多手表厂的朋友，现在能记得的还有工会的干部：王杰夫。杨主席(工会副主席)等。据说那时的金锚表是上海厂的配件，青岛安装，后来，青岛手表厂进口了新的设备，生产扩大了，手表的质量也提高了。

　　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当时的三大件，由于在青岛生产，外地的亲戚都来投亲靠友寻找机遇搞一张票。我的三哥于镇鹏在文革期间全家支援三线，在惠民地区纺织厂，他有5个孩子，孩子大了都想购买这些大件，所以他经常的不辞劳苦为孩子们奔走采购，我也是三哥于镇鹏的忠实崇拜者，因为他原来曾经是中青队的足球队员，在惠民担任了地区足球队的总教练，取得了全省第六名的好成绩，所以，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的三大件我帮他办，后来彩色电视机，冰箱，空调三大件我还是积极的帮他联系购买。

　　当时，全国最紧张的是质量最好的上海，北京产品，如上海的“永久”、“凤凰”、“飞鸽”牌的自行车，“蝴蝶”、“飞人”、“蜜蜂”牌的缝纫机，“梅花”、“北京”牌子的手表，但是当时的仅几十元的人们，为了购买三大件”，也要攒几年的钱，所以，青岛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的生产，无疑是最热销的青岛产品。

　　今天，回想起来，绝大多数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老式“三大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后来的三大件彩色电视机，冰箱，空调也成为百姓的日常用品，相当初红红火火的青岛自行车厂，缝纫机厂，手表厂，都已经因为产品淘汰破产和萎靡不振，但是，但有关老式“三大件”的故事，它们曾经的辉煌却永远记载在人民心中！

　　怀念消失的青岛第二面粉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