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街巷里院传奇》(32)

　　如今，“新华里”大院已随着城市的改造建设渐渐消失，而“新华里”大院留下的许多故事，却依然存在，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怀念阳谷路的老屋

　　1978年，也就是三十一年前，我曾经租用居住阳谷路13号的的房子，是个十平方米的小屋。那是我刚从农村插队回城在商业工作的第九个年头，我们公司的办公室吕主任暂时借给我的一处小屋。那个小屋原来是公司的集体宿舍，后来因为人员的调整，竟然暂时空置，幸亏我的铁哥们春晖帮忙，他在办公室工作，说了好多好多好话，让我借住了这个小屋好多年。

　　我结婚就是在那个小屋，在我记忆的里，房子长3米5，宽3米。室内安排紧凑的家具，双人床，大衣橱，墙上挂着的微型贝雕画，墙角的炉子。还有门前的煤池子，所有的家具都是朋友们的帮忙夜战打造的，还有在房屋东墙打开透气的一个小东窗，这一切，都永远是珍藏在我心里的水晶石。

　　老屋坐东朝西，每天下午屋里晒满了太阳，但是小屋由于紧挨院子的公共厕所，房子很潮湿，贴厕所的墙每天都湿漉漉的出水，我就用塑料纸钉在墙上，只要晴天，每天都要晒铺盖。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借到那样的房子，也是我感恩了几十年，一直念念不忘春晖兄弟和吕主任的恩德。也许，这也是我现在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和动力之一吧！

　　老屋的小院一共有二十多户人家，每间都是十平方左右的面积，院子中间有个公用水龙，每天定时的有人开关水龙。电费也是全院一个公用电表，每家设分户表，每月的水电费由各家各户轮流看表收取。

　　简陋的小屋，简易的家具把本来就很小的房屋空间挤的满满的。一个大衣柜，双人床，一张写字台，还有二个简易沙发，一张饭桌紧贴门口，我的同学崔代君送给我他们无线电二厂出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是我们新居的唯一一件家用电器。

　　别看这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他给我们的新婚的生活平添了很多快乐。直到后来他从厂里帮我购买了一台试制的9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的文艺生活才增添了新内容。清晨，我们忙碌着早饭的时候，耳边传来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晚上来家还没有等吃晚饭，邻居的许多大娘、大爷、兄弟姐妹都聚集在我们的小屋，面对小小九寸的荧屏，看电视节目。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欢乐与幸福充斥着小屋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邻里关系也是那样的温馨。

　　1979年，我们的儿子出世了，屋内的空间更加窄小。随着孩子的蹒跚学步，活动的空间由室内转向了室外。邻居的大爷大娘经常的抱着我的儿子逗趣，只有在夜晚时，孩子甜甜地睡了，幽暗的灯光使小屋又呈现出往日的温馨和宁静。

　　虽然小屋狭窄，但是充满欢乐，尤其是购物和出游特别方便，在哪个计划经济的年代，肉都是紧俏物资，需要凭票供应，但是距离我们只有200米左右的市场三路回族肉店的曹师傅和小王却经常照顾我们。每月可以去买2斤牛羊肉。再往前走，菜市楼。百货店，果品店，小商品市场密集林立，我们小院对面的青岛电影院经常演出各种新片，后面的友协影剧院经常有招待票，记得那时的招待票是文化局工作的毕老师赠给的，他就在李村路住，经常来我们的小屋坐坐。可惜他早已经故去了。但是他的笑容和幽默的话语至今还在耳畔回响。

　　我们在这里居住，邻居的关系相处的都非常好。碰到下雨了，如果晒在院子里的衣服家里没人，也不用担心，邻居大娘早给你收起来，并且帮助你折叠的整整齐齐。冬天下雪的日子，院子里总会堆砌了雪人，小路石板被打扫的干干静静。整个小院像是一个大家庭，生活在互相关心和互相帮助的氛围里，使我至今还在怀念那些好人，哪个时光。

　　1981年9月，我们企业分房，在西镇分给我一处14平米的小屋，我真的搬出了这租借的小屋，难舍难分的感觉，难以忘怀的亲情。使我经常的前去看看，回顾一下那温馨的时代。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小屋的周边地区都已经坼迁改造，到处是高楼大厦，可是我曾经借住的小屋，破旧的小院还在屹立，只是院子里的老人都没有了。原来曾经存在的温馨，我也感受不到了。只有在我的心中，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难以忘怀！

　　记忆中的向阳院

　　于向阳

　　在文革后期，向阳院遍布全市每一个角落：当时，青岛市的里院多，基本上都是以“口”字为基础，这跟中国传统院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解放前建造租住给中下层以及最底层贫民的。这些里院的建造都是在第一次日占期间，由于大批的移民涌入，小鲍岛开始建设，这些集中建设的院落没有名字，所以就以所处的街道或者院落里居住的人的行业命名了，如：市北的新民里，新华里，我们家居住的大院叫福山里，这些里院都有一种共同特点，里院的门头房基本都是商用，院里还是住家为主。院子里都是十几户、二十几户人家，三四十户，各个家庭居住面积不大，都是十几平方米至二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一门一窗为一间，面积通常为14——16平方米。裾记载：1933年全市共有“里”506个，有房16701间，住着市民12069户，可见大部分是一户一间。每间月租2——10元。院子里的人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水龙，都在院子中间。

　　记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青岛学习烟台开始办向阳院，仅仅几个月，向阳院便在全市里院推广开来，每条街道的里院名字变了，到处都是向阳院，我们吉林路25号大院的“向阳院”三个字是有书法家高小岩老师写的，因为他在院里也住了一间仅仅16平方米的小屋，每天都与我们见面，给院子写门头“向阳院”的字是义不容辞了。

　　“向阳院的故事”电影在青岛上演了，这部1974年摄制的影片反映了退休老工人石爷爷带领向阳院里的孩子们利用暑假学雷锋做好事并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年代有点久远，但是电影里的情节我依然记得，那个捏面人的面人张，那个喜欢捉知了的小男孩，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那时，我们街道向阳院的大妈们戴着红色袖章认真地管理大院的每一个事物，那年大旱，周日组织人去大沽河引水工程，大妈们晚上就到各家动员，硬是把我们好不容易盼到的公休日给义务劳动了，为了节约用水，大妈们每家每户按人头发水票，只有晚上才供水二个小时，院子里这个时间是最热闹的，家家户户都派人排队，水桶摆满了院子。

　　我们院有四十多户，孩子们比较多，孩子们经常在院子里分成两帮踢足球，不过，不小心球还是能飞到玻璃上的，大妈们晚上就要找到家门，肇事的父母花两角钱赶快请玻璃匠重新镶好，但这顿“揍”是跑不掉的。

　　我们家已经有我和大弟两个知青，但是，三弟刚毕业，街道的大妈就天天到我家动员，经受不了大妈们的宣传，老三又插队去了掖县，他是最后一批知青。

　　在我们大院的二楼住着一个70多岁的孤身老太太，孩子、孙子都在外地，没有人照顾，我们家弟兄多，每天都要帮助老太太提水，到粮店买粮，甚至帮她买煤，生炉子作饭，老太太很感动，老太太去世后，她的外孙继承了她的房子。

　　我们院子的街道主任姓谷，是个很认真的老人，据说年轻时候是北京的田径运动员，后来做教练，得过许多奖牌。我有个小弟弟很调皮，他能跑到马路对面医学院五米多的高墙上游戏，不小心摔下来了，那谷主任看到后二话没有说，抱起来就往市北区医院跑，到医院缝了好多针。大夫说：幸亏抢救及时，不然流血太多就危险了。

　　哪个时代，我们家兄弟们多，粮食定量不够吃，好多邻居们会把自己家吃不了的粗粮票送来，当然，母亲也会把我们的细粮票折半送回，还要给人家油票，还个人情。所以我们小时候几乎天天吃玉米面窝窝头和地瓜面窝窝头，心中经常想：如果能吃上馒头，可以不吃任何就菜。

　　我们向阳院各家居住条件基本一样，每家一间屋，有的大屋还分两家住，好多家都打着吊铺，吊铺上睡孩子，大人睡下面，一家人在床前的桌子上吃饭。虽说条件差，但里院人心齐，邻里关系好，一家有难，大家相助。谁家包饺子，谁家做顿好饭，都互相分送。记得我妈妈包饺子都要包很多，院子里的孤寡老人她都要送，我们就担当她分送的饺子的通讯员。当然，邻居也经常给她送，在她去世的前几年，我们孩子们没有时间回家的时候，邻居们天天给她送好吃的，我一回家，她就和我讲那个邻居送什么东西了，让我答谢人家。

　　多少年过去了，向阳院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大院邻居的和谐，互相帮助的故事却令人难忘，让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