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使命就是点灯

范墩子,1992年生于陕西永寿,陕西省西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专业作家。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花城》《天涯》《江南》《山花》等刊物,已出版《我从未见过麻雀》《虎面》《抒情时代》《城市鼹鼠》等作品。曾获《滇池》文学奖、长安散文奖、陕西青年文学奖等
从渭北出发的城乡书写
肖千超:据我所知,“范墩子”是你的笔名,这个笔名很有画面感,带着一种地方口语的亲切。它最初是怎么来的?
范墩子:我开始写小说,是在沈阳理工大学读材料专业时。见别的作家都有笔名,就随意起了一个,不曾想竟用到现在,恐怕还要用下去的。我以此笔名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在2015年第1期的《青年作家》上。起初觉得挺土的,不够响亮,现在却愈加喜欢了。我是从渭北走出来的,带点土气也理所应当。换个角度想,土里土气得久了,不就是一种先锋吗?我希望它土得结实稳当,笨拙有力。
肖千超:在同龄的青年作家中,你创作起步算比较早的。真正让范墩子这个名字走到更多读者视野中的,是2017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我从未见过麻雀》。能谈谈你早期的创作吗?
范墩子:让我产生写作渴念的,往往不是完整的故事,而是一些瞬间或幽深的梦境。我总觉得梦境是童年记忆的一种透视,它裹挟着诸多神秘的讯息。梦境和生活一样没有逻辑,可没有逻辑,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从《父亲飞》到《我从未见过麻雀》,我试图去建立一种独特的小说秩序,以此来解读我眼里的乡村。许多情节略显荒谬,从表面上理解,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可它们符合梦境的逻辑、想象的逻辑,如此,便更容易辽阔地绘制生活不同的面貌,刻画我们不同的面孔。以梦境的秩序去解密现实,我觉得更真实,甚至比生活本身还要真实。
肖千超:在2020年《虎面》正式出版前,你已经创作了一定数量的作品。早期开始发表作品时,最急于写下的是什么?今天回看,当时的冲动里有哪些东西一直留下来了,又有哪些判断已经被后来的写作推翻?
范墩子:我读了大量乡土小说,但多数距渭北过于遥远,或者说,它们大多描写了一个宏观的乡村,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乡土世界。而让我深有感触的,多是些乡村或乡镇里的“问题少年”。在那个年代,人们怀着亮闪闪的发财梦,纷纷坐绿皮火车南下打工,将一个原本充满温情的乡村抛弃在身后。十五岁前,我和我身边的少年一直生活在对南方世界的美好幻想里,也见证着乡村的荒芜与凋敝。这是我的现实,也是这一批少年的现实。对于整个乡村变迁而言,或许它微不足道,可它就像村口的落日一样,燃烧着乡野大地上所有的热情。重读以前的作品,我不愧疚,会觉得它们不够成熟,但我从不否定它们。我对自己有个要求,没有感受,坚决不写,不熟悉的,更坚决不写。因而,前期的作品,我没有写过城市。从这个意义上,我目前不会推翻以前的判断。我对乡村的认识基本没有变化。
肖千超:你说前期的作品没有写过城市,但你最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城市鼹鼠》,写的是西安。写这些小说时,你想抓住这座城市的哪一面?
范墩子:城市只是载体,它和乡村一样,彼此不对立,尤其是对西北的城市而言。写城市就不能忽略乡村,写乡村也不能孤立城市。对于西安这座城市而言,我是外来者,同千千万万在大街小巷穿梭的人们一样,只是在感受着这座城市。当人们来此只注视它厚重的躯壳时,我却更在乎它当下的呼吸,或者说更在乎它夜里垂泪的时刻。比如《桐花》这个短篇,我写了城墙和历史上的某些重要时刻,可写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它们很要紧,我更在乎那个生活在老宅里的少年。想想看,少年曾在破败的城墙上放羊的情景,想想老宅深处背靠桐树默默发呆的少年,想想在死亡即将来临的那个昏黄的傍晚,我觉得它们才是这座古城的心跳。在《城市鼹鼠》里,你不会看到人们印象中的西安,只会看到那些被我们忽视的普通人,他是骑自行车送报纸的聋哑人,是外表光鲜、生活却一地鸡毛的大学教师,是与母亲对抗数年却在一个深夜达成和解的大龄“剩女”,是开货拉拉满城跑的装修工,是白天在城墙根唱秦腔、回到家却无比孤独的老者,等等。他们构成了我眼里真实的古城。“古”,只是城市的外衣,小说家写的是它的灵魂,是颤栗的人性。
传统不会一成不变,更不会束缚后来者
肖千超:陕西的乡土写作传统深厚,如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作家,都从具体的地方生活出发,写出了各自的陕西经验。你的长篇小说《抒情时代》同样立足于乡村生活经验,但在叙事中融入了一些超现实元素。你如何看待自己与这个传统之间的关系?其中哪些部分是自然承继下来的,哪些又是你有意想走出或改写的?
范墩子:如果文学有传统,那传统不会一成不变,更不会束缚后来者。传统只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它允许变化,允许朝不同的方向走。我喜欢杨争光和红柯,在他们那里,我读到了另一种现实,或者说读到了另类的传统。我想,相较于以往的经验,今天的青年作家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当下的生活。乡土世界的萎缩,乡土秩序的坍塌,城市的无限扩张,城市居民的精神流变,这些更值得书写。在今天,许多传统的文学经验正在同世界文学强烈碰撞,它们能碰撞出什么火花,这是要去关注的。事实上,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在陕西的文学经验里,不同的是,我在寻找自己的小说节奏和呼吸。
肖千超:长篇小说不是衡量作家水准的唯一尺度,但它往往能检验作家处理复杂经验、人物关系与时间结构的能力。《抒情时代》以1995、2005、2015三个时间段展开,这三段时间在写作中是先有结构,还是在人物活动中逐步长出来的?
范墩子:是先有人物的。兄妹两个都生在乡村,一个因小儿麻痹症留在了村里,一个通过考学去了大城市。两个人物,两种命运。我依靠对他们的想象,一口气写了八万字,却失败了,就又重写了一遍。失败在哪里?就是长篇的结构。《抒情时代》是我第一部长篇,在此之前我连中篇都很少写过,因而就忽略了结构,可真正写起来,才明白结构对于长篇有多么重要。以这三个时间段展开,只因自己就成长于这个区间,我想我必须为这个时期写一部书。我也时常想,对于小说而言,究竟是结构或形式重要,还是人物重要,我现在的看法,是某个令小说家夜不能寐的情景更重要。至少对我而言,是先有某个幽深的情景,才有了人物,再次有了结构和形式。
开始写小说时,我把形式看得很重要,现在想来,那只是在掩盖思考的浅薄和对生活不明晰的认识。
肖千超:我们来谈谈你小说中的人物吧。杨梅的大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但她有自己的感受和想象,很显然你没有把她简化为苦难的象征。她会听风中的说话声,把羊群视作同伴,始终保留着对远方、爱与自由的想象。写这样一个人物时,有没有一个细节,让你觉得只有写到那里,杨梅才真正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站在了读者面前?
范墩子:小说里写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可在我们那里,这些稀奇古怪只是人们日常的一部分。很少有谁能体味到杨梅内心的孤独。在她看来,这个世界不存在共情,因而那些呓语般的幻想,她只讲给树上的鸟听,讲给沟里不语的石头听,讲给山峦上燃烧的晚霞听。她是一个普通的残疾少女,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但接受并不意味着忽略自我。她把情感寄托在乡村广袤的田野里,她能同一只蚂蚁聊一个下午,能独自坐在沟边听对岸的风声。她从来都觉得自然会说话,每一股风都裹挟着远方世界的神秘讯息。写到这些细节时,我觉得我走进了这个少女的内心。
肖千超:说到鸟,我想起《城市鼹鼠》里的祖父。祖父这个人物,他想钻进木柜、桥洞,甚至把自己想象成鼹鼠,但最终变成了一只鸟。“鼹鼠”意味着向地下躲藏,“鸟”却指向飞离与远望。你为什么让他从鼹鼠变成鸟?这种变化意味着他终于挣脱了现实,还是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那座城市里?
范墩子:他并没有挣脱,而是被困在命运的夹缝里,这是属于人的孤独。好在小说可以帮我们以想象的方式来认识孤独,能更多地唤醒我们的悲悯心,更多地理解身边的普通人。鼹鼠生活在黑暗的地下,可如此,它们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吗?就像默默在城市街巷深处的普通人,努力地寻找光,默默忍受着悲痛,只是在半夜醒时才会抚摸自己的灵魂。《城市鼹鼠》写的是一位老人,可鼹鼠这个意象却指向不被看见的人群,一群被遗忘的、不被理解的人。之所以变成鸟,是鼹鼠的渴望。当我们顺着幽暗的隧道去寻找鼹鼠,是否能带来天上的一束光?小说的使命就是点灯,寻找光或更复杂的意义。
肖千超:“鸟”这个意象对你来说,意味着一种人物心境还是一种叙述方法?
范墩子:我经常观察鸟群,尤其喜欢去河边观察。我时常想,今天见到的乌鸫、白鹭、红嘴蓝鹊、麻雀,是我昨天见到的吗?昨日的鸟群去哪里了?鸟鸣在河岸上悠悠荡荡,这其中一定藏着太多的故事。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听懂鸟的语言,你说它们在高空看人会是什么心思?会不会笑话我们?我几乎每篇小说都会写到鸟,鸟会带着我飞翔,更会带着语言飞翔。我希望小说里有种飞翔感,不要总匍匐大地,贴地久了,小说容易沉重,会失去天生的轻盈感。
走出自我才能寻找到自己的写作风格
肖千超:稿子写出来以后,你通常先改什么?是人物关系、叙述视角,还是情节次序?
范墩子:我写得慢,大多短篇都是一口气写完,写完就很少再去动框架,只是改细节。学写小说时,是凭激情写,因而写了很多废稿。现在一年也就写五六篇小说,更多的精力都在行走和阅读上。
肖千超:你比较喜欢阅读哪些作家的作品?除了审美上的喜欢外,有没有学到某种方法?
范墩子:我喜欢过很多作家,比如鲁尔福、马尔克斯、卡夫卡、加缪和帕慕克,当然还可以列举更多。在他们那里,我都得到过启示。真正让我对小说精神有更深洞察的是杨争光,我几乎读了他所有作品。他的小说不算多,但他让我明白,小说不仅仅是小说,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小说必须超越现实。
肖千超:写作这么多年,你最希望读者从你的作品中带走什么?
范墩子:我生活在西安,但依然与乡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多年的行走,让我看到许多曾经让人们感到美好的事物正在消失,许多神圣的事物正被遗弃荒野。无论是写城市还是乡村,我愿读者能跟随我的目光,去看看他们忽略的现实。我虚构小说,但绝不虚构现实。我只是将我看到的,以小说或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
肖千超:近期有哪些创作打算?有继续写长篇的规划吗?
范墩子:还在写西安,刚写完一个历史题材的中篇。有写长篇的想法,但不打算现在就写,养一段时间再看。眼下我要做的,是不断地去行走。我计划徒步走完西安周边的乡村,尤其是那些还有历史遗迹的村落。行走乡村,不为寻找写作素材,只是关注行走本身。让身体更多地与土地接触,与那些陌生的面孔和树木接触。
肖千超:在写作的道路上,有什么话想分享给青年作家吗?
范墩子:寻找自己的风格,但莫要急于求成。风格的形成有个缓慢的过程,要接受起初的平庸或不成熟。不成熟才会不断地面向自我,挖掘自我。过早地成熟,容易陷入自恋或自大,甚至误入歧途。乡下的庄稼人,年轻时也务弄不好庄稼,久了,经验才丰富起来。多问问自己为什么写作,写作是为了什么。尽可能地走出自我,多深入和了解生活,不了解就容易陷入狭隘的想象。如果想象不能参与当下的生活,不能表现一种时代的情绪,那想象极有可能是无效的。
(肖千超系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