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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前后后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刘平  2026年11月20日07:04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经过众多研究者多年来对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当事人提供的可靠资料,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但近年来,有人又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时间、创作过程,以及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是否修改过歌词等提出了疑问,甚至还有文章至今仍在使用“代国歌”这样的表述。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就这些问题,依据所收集到的历史资料谈谈看法。

田汉为什么能写出《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能写出《义勇军进行曲》,首先在于他有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进步思想和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情怀。

田汉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文艺战士。他一生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关注社会发展,挺立艺术创作潮头,不断地探索前行,迈过艰难困苦,跨过急流险滩,寻找艺术发展之路,为时代放歌,为追求光明、正义、自由、幸福而奋斗。郭沫若说:“寿昌,不仅是戏剧界的先驱者,同时是文化界的先驱者”,“他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郭沫若:《先驱者田汉》,原载1947年3月13日《文汇报》,转引自《田汉专集》,柏彬、徐景东编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249页)夏衍说:“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167页)洪深说,田汉“是个跌不怕,打不怕,骂不怕,穷不怕的硬汉”(洪深:《南国社与田汉先生——〈南国的戏剧〉代序》,上海萌芽书店1929年7月版,第2页)。

田汉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由此形成了他的思想根基——爱国思想与正义情感。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田汉和几个同学自发创办《祖鞭报》,写文章议论国事,抒发救国救民的思想,与守旧势力展开论辩,受到校长徐特立的鼓励。

1916年,田汉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因为舅舅易象去日本中国湖南留学生经理处任职,把田汉带出国,他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易象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他介绍田汉同神州学会的李大钊先生交往,希望李大钊先生指导他。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田汉那时对俄国革命有很大的向往,立即收集各方面资料,写了一篇文章《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送给李大钊先生,得到称赞。李大钊先生把田汉的文章发表在他负责编辑的《神州学丛》(神州学会主办)上。之后,田汉加入王光祈、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学会提出的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激发了田汉改造社会的斗志和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田汉能写出《义勇军进行曲》也与他的艺术思想有密切关系。1920年,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明确表示要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但艺术上却热衷于提倡“新浪漫主义”。1920年冬,易象被军阀赵恒惕杀害,被害时写了一首绝命诗:“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舅舅的被害对田汉打击很大,他的情感一下子陷入痛苦的深渊,创作思想和风格都有了很大改变。他要呐喊,要抗争,要复仇,决心沿着舅舅的道路走下去,实现舅舅的未竟事业。思想的转变使田汉在艺术创作上丢弃了新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观念,在艺术创作与演出实践中,思想不断成长,不断修正自己,写出《我们的自己批判》,完成了思想上的一次洗礼,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戏剧创作方向与使命任务,表示“向绅士阶级开仗”,让戏剧走向民众。

1930年,南国社因演出话剧《卡门》被查封,田汉便带领南国社全体社员投入左翼戏剧运动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田汉不顾个人被当局通缉的危险,积极投入抗战运动,组织“大道剧社”,以戏剧为武器宣传抗战。田汉说,不能斗争的只有死灭。田汉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出席了他的入党仪式。淞沪战争爆发后,田汉亲自去闸北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他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以短小精悍的作品为主,始终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呼声,如《乱钟》《扫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扬子江的暴风雨》《回春之曲》等,均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是《乱钟》一剧的演出效果更为强烈。据参加演出的侯枫先生后来回忆,1932年1月28日晚上,大道剧社与暨南大学剧社在暨南大学演出《血衣》《活路》《乱钟》等剧:“《乱钟》刚演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的炮声响了,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冲出寝室在操场上集合的当儿,日本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的枪炮声也于这时打响了,敌人的飞机也已侵入我国领空,投掷照明弹和炸弹。刹时间,舞台上的情景,就在暨南大学的生活里再现。在响亮的‘乱钟’声中,我们和暨南剧社的同志们领导着暨南大学的两千多名华侨子弟,集合在大操场里开会,高唱着歌,勇敢地踏上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场。”(侯枫:《回忆大道剧社》,《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2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4月版)

夏衍在《悼念田汉同志》一文中说:“假如说有天才的话,那么,我认为田汉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诗才敏捷,这是谁都知道的。他,可以随时写出一首非常精彩的诗来。写剧本也是如此。常常在一个晚上吃饭的时候,或者闲聊的时候,谈起某一个问题,一下他就说:几天之后你们来拿剧本。”(夏衍:《悼念田汉同志》,载《收获》1979年第4期)

田汉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他的诗之所以感人,就在于他的艺术创作始终深深扎根在中国大地上,他的诗情始终是融着自己的血液从心底流出的,通过“诗”的桥梁发出冲天的怒吼,以正义的呼声同情被压迫者与被损害者,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中的压迫者。如他在创作的《日出之前》(1933)中喊出:“起来吧,两重压迫下的中国人!为着新的黎明而挣扎!”《万里长城》(1933)中有这样的诗句:“不愿为奴上前抵!锄头、斧头、菜刀、鸟枪一齐起。救国只能靠自己!”《对着初春的细雨》(1933)中发出这样的号召:“朋友们,冲破这个绝望的墙壁吧,我们不能让子孙做人家的马牛!快把我们失去的土地收回,把帝国主义强盗们赶走!”《毕业歌》激起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抗战激情:“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田汉是写歌词的能手。他为电影创作的主题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电影《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天涯歌女》,《母性之光》中的《开矿歌》,《凯歌》中的《采菱歌》《打长江》,《桃李劫》中的《毕业歌》,《风云儿女》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中的《码头工人歌》,《青年进行曲》中的《前进,中国的青年!》等等。

正是因为田汉具备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和艺术积累,他才能够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这样雄壮、伟大的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是如何写出来的?

我认为,近年来关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一些文章,大致存在以下可磋商之处。

第一,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时间。有人说是田汉1935年被捕后在狱中匆忙写在香烟盒的衬纸上,由妻子林维中探监时带出来,交给夏衍和孙师毅的。关于这一点,当事人夏衍先生多次写文章证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夏衍说:“事实是许多人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田汉同志的一首狱中诗稿混淆了。”“《风云儿女》的剧本是田汉被捕前写好交出的,怎么能把主题歌留到被捕后再写呢?但他的确在香烟衬纸上写过一首诗,那是田汉同志被押送去南京前,林维中同志带了女儿田野去探监时,他写的后来流传很广的那首‘平生一拘忧时泪,此日从容做楚囚……’的七律。这首诗写后,他要林维中交给了孙师毅和我。”(夏衍:《〈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载1982年12月27日《北京晚报》)田汉的这首七律即《入狱》:“平生一拘忧时泪,此日从容做楚囚。安用螺纹留矢志,早将鸿爪付千秋。娇儿且喜通书字,巨盗何妨共枕头。目断风云天际恶,手扶铁槛使人愁。” 夏衍看到田汉的《入狱》诗后说:“这诗说明了他的心境和气节,我和师毅看了都感到非常宽慰和感动。”(夏衍:《悼念田汉同志》,载《收获》1979年第4期)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写作时间,夏衍明确说,是田汉被捕前写的,写在红格纸上,和《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放在一起。(夏衍:《〈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北京晚报》1983年2月14日)

第二,关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构思和写作过程。有人说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是受到了东北义勇军“军歌”的影响,有人说是田汉1933年去古北口长城慰问抗日将士受到感召而创作,等等,但都拿不出历史的资料来证明,是一种“猜测”和“推断”。

第三,关于聂耳修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问题。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作曲,并没有改动歌词,田汉的文章《影片〈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载《大众电影》1957年第19期)说得明明白白:聂耳不是“改”歌词,而是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两段歌词中的第二段,为了歌曲旋律的需要,唱起来更有气势,加上了一个“起来”。

第四,关于“为国歌”还是“代国歌”的问题。

为了把问题阐释清楚,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经过。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是田汉以“诗”的激情发出的心底怒吼。在风雷激荡的时代里,田汉把“战斗者”的激情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凝聚成铿锵激越的号角之声,鼓舞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可以说,《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是田汉的思想和艺术追求的集中体现。

1934年春。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田汉与夏衍、司徒慧敏、孙师毅等人共同筹建自己的电影基地。他们在司徒逸民、龚毓珂、马德建创建的“三友牌”电影器材制造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简称“电通公司”),由田汉、夏衍等领导电影创作,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导演有袁牧之、应云卫、许幸之、孙师毅等,演员有陈波儿、唐槐秋、王人美、施超、周伯勋、王莹、蔡若红等。1934年底,完成了第一部影片《桃李劫》。在该影片创作过程中,田汉、夏衍、阳翰笙等都曾给予不少的帮助。田汉为该片创作了主题歌《毕业歌》,由聂耳谱曲,为影片增色不少。这年冬天,田汉等人应司徒慧敏邀请,参加电通公司召开的恳谈会。会上,司徒慧敏请田汉写一个电影剧本。为着支持电通公司的创作,田汉很爽快地答应了,这就是后来他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原名《凤凰涅槃图》)。该影片的故事从亭子间奇遇开始,以长城抗日结束,写青年知识分子由象牙塔毅然走向抗战反侵略的战场。整个故事分成15个章节,《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附在第15节后面。(参见《电通》半月刊画报第2期《〈风云儿女〉特辑》,1935年6月1日)

可是,田汉刚写完影片的故事,还没来得及写分镜头剧本,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捕了。田汉说,他在创作这部电影故事之时,还想写好几首插曲给主演王人美唱。“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为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田汉:《影片〈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载《大众电影》1957年第19期)

据夏衍先生回忆,“田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夏衍:《〈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后来,夏衍和孙师毅很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凝结着田汉与聂耳的革命友谊。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田汉与聂耳携手创作了许多进步的优秀歌曲,如电影中的插曲《开矿歌》《毕业歌》、话剧《回春之曲》中的插曲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等等,产生了很大影响。田汉被捕后,夏衍根据田汉写的《风云儿女》故事改成电影剧本。聂耳得知剧中有一首主题歌,就主动找到夏衍,要求把作曲的任务交给他:“交给我,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夏衍说:“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夏衍:《〈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

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过程中,田汉把自己对时代的认识,在斗争中的感受以及对祖国的忠、对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集中于笔端,内心的情感如开闸之水咆哮冲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见1935年6月1日《电通》画报第2期《风云儿女》特辑)

这慷慨激昂的歌词,不仅抒发了田汉的情怀,也唱出了中华民族受苦受难人们的心声,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奋进、抗击侵略者的斗争精神。

完成以上梳理,我们再来澄清另一点,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是否修改过歌词?

聂耳读到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感到无比兴奋,他以高度的热情和惊人的创作速度谱写曲子,倾泻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在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过程中,聂耳付出了很多创造性的劳动,他曾同夏衍、孙师毅和许幸之研究过修改歌词的问题。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一句,因为旋律设计上的困难,他要求有所修改,但夏衍和孙师毅都坚持“不要改动”。聂耳很智慧地克服了困难,没有修改歌词,但认为两段歌词的内容有些重复,第一段是“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第二段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意思差不多,他就选用了歌词的第二段——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聂耳在反复诵读这首歌词时,为了作曲旋律和演唱的气势需要,在“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后面加了一个“起来”,使这首歌曲更充实、更富有感染力。

1935年4月,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作曲初稿后,因有被捕的危险,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匆忙离开上海,准备绕道日本去苏联学习。《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定稿,就是他在日本完成后寄给孙师毅的。

聂耳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处理,田汉很赞成。他回忆说:“‘冒着炮火’和‘冒着飞机大炮’差不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完全对的。也可以知道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又说:“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田汉:《影片〈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载《大众电影》1957年第19期)

《义勇军进行曲》是如何被选定为国歌的?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25日由河北省西柏坡迁到北平,一面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一面筹备新中国的成立。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主持,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有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会议通过成立六个筹备小组,具体负责新政协各项筹备方案,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的方案。

为便于开展工作,第六小组又分为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参加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的委员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郭沫若为召集人,同时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为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专家顾问。在全国征集国歌词谱作品,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据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先生回忆:“记得当时是周恩来同志最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其他民主人士和应征稿件中也有许多人提出这个意见。到底选什么歌曲当我国的国歌,第六小组国歌词谱委员会委员和专家顾问们进行了紧张的审查工作。他们首先把征稿的歌词、歌谱逐件进行评审,还搬来钢琴进行弹唱。经过几天评审后,大家都觉得没有一首可以当选为国歌,并且一致认为要在短时间内创作一首好的国歌是不可能的。经大家讨论又从现有的中国革命歌曲中逐个挑选审查,《延安颂》《延水谣》《救亡进行曲》《太行山上》《松花江上》《毕业歌》《渔光曲》《大刀进行曲》等等这些歌曲都很好,也是当时群众广为传唱的歌曲,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歌都不适合当国歌。经过反复研究审核,最后一致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最好。大家认为这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在历史上,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全国和海外华侨大多数群众都熟悉的革命歌曲。大多数人都同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但有个别同志虽然赞成《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却要求把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修改一下,认为全国就要解放了,这句歌词过时了。最后我把大家一致拥护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和个别委员要求修改歌词的意见,如实报告新政协筹委会,请筹委会研究决定。”(彭光涵:《关于第一届政协讨论和确定〈国歌〉的经过》,载《国歌历程》,郭超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于是,新政协筹委会很快就安排了讨论会。

彭光涵先生在回忆中说:“1949年9月25日晚,毛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协商讨论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16人,我参加做记录。毛主席说:‘大家都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马叙伦说:‘我们第六小组大家一致同意以《义勇军进行曲》当国歌,但有个别人要求修改个别歌词。’周恩来接着说:‘要么就用原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毛主席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完全赞同毛、周的意见。”(同上)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审查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歌、国都、国徽、纪年的决议草案,大会逐项进行表决。最后全体代表以举手的形式通过以下四个决议案: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由此可见,有文章时至今日仍然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为国歌”,写成“代国歌”,是不正确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