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 唐晓芙 ” 举征钱锺书诗论 “ 未周延 ” —— 打通《围城》与《谈艺录》《槐聚诗存》
一、“高山仰止”与“高山仰之”
钱锺书(1910—1998,以下简称钱)身后被海内外推崇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文化昆仑”。向“文化昆仑”致敬有两种方式:“高山仰止”与“高山仰之”。
“高山仰止”,无须诉诸专业行为,不问资历出身,只需对“钱锺书”这一姓名及其著述怀有敬重或敬仰,这宛如从日喀则绒布寺瞥见雪域顶点叫“珠穆朗玛”便不禁肃然,这纯粹源自情怀。这与在冰川上精确测绘珠峰的科学家不同,他们不沉醉于“高山仰止”,亦不忘情地歌吟雪巅“至高无上”(“仰止”之“止”,意谓没有比它更高,即“至高无上”,不追问“究竟多高”),科学测绘的使命,是须为珠峰的海拔高度给出经得起证伪的数据。于是,审美性“高山仰止”到了地理测绘视域,也就失却重量。地理学不相信没有数理支撑的“至高无上”,它愿采信宜被数理反复验证的“高山仰之”。
“高山仰之”之“之”与“高山仰止”之“止”,虽一字之差,却划清了“审美性”与“纯知性”的异质界限。故当审美性“高山仰止”腾挪到测绘领地,也就须转换为纯知性“高山仰之”。亦即,当“高山仰之”之“之”滤净“高山仰止”所裹挟的观者情态想象,它期待主体所激活的,应是另种潜心澄怀的圣洁“求知欲”,它默许你去回答“高山”(作为认知对象)“是什么”“为什么”,不在乎你对“高山”(作为审美对象)“喜欢与否”“神思几何”。也因此,科学辞典不辑集“至高无上”这类词语,因为在测绘视域,从来没有不能被测绘的“至高”物体,只可能因受制于现行工具之囿限,而暂未被精确测绘的物象。
科学测绘不轻信“至高无上”,作为清澈的科学方法(思辨原则)也不盲从某对象一俟被公认为“高峰”,它也就神化得没了“边界”或“极限”。当对象失却“边界”或“极限”,当不能被测绘工具所捕捉且陈述,它也就可能导向僧侣式膜拜。所以,科学认知暨理性思辨历来认定,任何“高山”哪怕再高亦有“边界”,其“峰值”即极限性“边界”。太阳再辉煌,也有“黑子”。再清高的中华先贤有风骨,也有软肋。这落到“文化昆仑”身上,纵然海内外皆称钱是20世纪汉语学界中读书最多、哲思俊拔的巨匠,然当钱愈臻晚境,也愈不免吐露其怀,表白如下:
自维少日轻心,浅尝易足,臆见矜高;即亿而偶中,终言之成理而未澈,持之有故而未周,词气通侻,亦非小眚,壮悔滋深,藏拙为幸。
这段话宜读作钱在晚晴(1983年,时73岁),对其青年时期脱稿(1942年,时32岁)的《谈艺录》的自审,亦可读作钱为后世欲“深读钱著”之晚学留下的珍贵叮嘱,但不免隐约,影影绰绰得像“神龙见尾不见首”,这用《管锥编》语,即“约而不速”,不能让晚学很快明白其要义何谓。然又不宜质疑钱稍逊诚念。因为当钱以晚境的厚学精思为标尺来检测其少作,自谓其“少日轻心,浅尝易足,臆见矜高”,这已大不易。若不带成见、虚怀若谷地返回1939—1942年的国史现场,当故国遍燃烽火,偌大学界还有谁尚能为中华学脉之艰难绵延而披沥肝胆?钱无愧为菁英之一。但钱又确凿未涉实例,向后世逐一道白究竟在何处“言之成理而未澈,持之有故而未周”?继而又究竟在何章何页“词气通侻”,行文疏放,未守规矩,屡有过失,不宜以“小眚”为托,来自我避讳?最有趣的是“壮悔滋深,藏拙为幸”这八字,谓其壮年已在内心愈益“悔其少作”,却又幸亏自己“藏拙”得到位,故长年迄今,竟无慧眼能识破其一二,这又不禁令钱额手庆幸,恐颇得意焉。
有必要先讲三点。一是所谓“慧眼”,在此指能从逻辑构成来洞察钱著立论之“未周”,而不是仅专注于钱著在引文处之“硬伤”,不宜说此类校勘不重要,然又不免“餖飣”之讥。二是当钱73岁检点38岁初版的《谈艺录》颇多“持之有故而未周”,这与其说是特指《谈艺录》,毋宁说亦涵盖他青年时期的其他著述。三是当钱自谦“藏拙为幸”,其潜台词却可能有另番“得意”,即目睹漫山桃李长年读不懂他这株老梅的“暗香疏影无穷意”,殊不知他早已悄然动笔“自我纠错”,将其年轻时的些许立论青涩(“未周”),修缮为逻辑自圆(“周延”)。这表明“文化昆仑”虽从不“以大师自居”,也“从不厕身于大师之列”,但并不阻碍他能慎终如始地以学思“豪贤”自律,且不吝“大师识小”。所以拈“大师识小”四字,因为钱早撰《小说识小》《小说识小续》诸文,不妨借此语式来补白钱从不讳言其笔札体著述,因颇多源自其披阅典籍的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故晚境“夕拾朝花”时颇多“补订”“修改”,命之为“大师识小”,可也。微妙处却又在“大师”或许颇重面子,与其大大咧咧地将“自我纠错”展示为引人瞩目的“公共事件”,不如默自修补理应补订的破绽,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无愧于学术史对他的庄严鉴定。于是,天下钱迷滔滔者众矣,却又甚少人能明了钱究竟在哪儿“补订”、为何“补订”,满目迷茫。
二、“体匿味存”说和“持之有故而未周”
本章宜正式探究《谈艺录》1942年前拈出的“体匿味存”说,明明颇沾“持之有故而未周”之青涩,为何直到1979年初版《管锥编》,整整37年过去,仍未臻理论圆满呢?这就责令本章须做两件事,即在严谨还原“体匿味存”本义的基础上,对“持之有故而未周”所涵有的语义元素逐一作出简释:1.何谓“持之有故”?2.何谓逻辑“未周”?3.“体匿味存”在何种语境可称“周延”,在另种语境则称“未周”?4.怎样判断“体匿味存”的逻辑构成,从《谈艺录》到《管锥编》近40年,未走出“未周”而臻“周延”?
将“体匿味存”说之出处,粗算系《谈艺录》1942年脱稿前所拈,严格而言,此说(本义)出自《谈艺录》目次“三、王静安诗”;此书(除“补遗”外)目次含91节(从“一、诗分唐宋”到“九一、论难一概”),自1939年动笔于蓝田国师,至1942年杀青于沪上蜗居,历时三年许,故掐指系1942年前所拈,用沪语即“毛估估”。同时,亦需坦陈“体匿味存”四字亦非《谈艺录》原话,仅属笔者对钱的给定诗论的“形象代言”,然又绝对未悖钱著本义。这就亟须径入钱的确凿语境。
钱是在论述怎样让“西学义谛入诗”之语境,试比较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之孰高孰低时,才涉及“体匿味存”之本义的。按钱的眼光,《饮冰室文集》推举黄公度为清末“诗界维新”领袖,大抵眼高手低。即其《人境庐诗草》虽搜集诗人出使海外时的诸多篇什接纳了西洋名物,令朝野像观赏“西洋镜”似的耳目一新,然未入《谈艺录》之法眼:“取径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理由是黄诗中的“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或谓近代西方文化构成若“同心圆”,从里到外至少含“价值理念”→“社会制度”→“器物功用”三层次,黄诗人显然热衷于西洋“社会制度”(如街头竞选)与“器物功用”(如“机轮别离”),而对曾负笈牛津的钱锺书更器重的“西学义谛”(属“价值理念”)似无甚体认。这就导致《谈艺录》对“观堂丙午以前诗”不吝激赏,因为作为诗性坐标,王国维(号观堂)1906年所吟旧诗之精微幽深,一下就把黄公度比了下去。钱谓“老辈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谈艺录》1984年出“补订本”重申:“余称王静安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
这儿宜作三点补注。一谓王国维系1877年生,比钱(1910年生)年长33岁,皆具“清华”身份,钱1929年入学“清华”,王国维作为“清华国学院”教授已于1927年凄然弃世,故尊称“老辈”。二谓“少作”,王国维“丙午以前诗”,系诗人1906年前所吟,未届“而立之年”,故谓“少作”。三谓钱所体认的“西学义谛”融入王国维诗,既若乳化水,也就“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眼里之金屑”,典出施愚山(1618—1683,明末清初人,本名施闰章,号愚山)之《蠖斋诗话》有“眼中金屑”之叹。只因黄公度认知西洋名物仅涉皮相,故入其“人境庐诗”,即若金屑磕目;远不及王国维对叔本华为标识的西学义谛能“口沫手胝”(今语“入心入脑”),故王国维以“西学义谛入诗”也就“庶几水中之盐味”。这也就令晚学斗胆称“体匿味存”四字,未离钱著本义。差异仅在,原著的“修辞性陈述”,被微调成了“立论性界定”。
有此“体匿味存”之文献溯源,再来简释“持之有故”及“未周”何谓,也就水到渠成。这其实是说,“体匿味存”作为风格学立论,其诗性正当性,首先来自王国维在“以西学义谛入诗”一案,做得比黄遵宪艺术得多;当黄无力将作为“素材”的西洋名物(还不算西学义谛)像“盐溶于水”一般融入作为“题材”的旧诗整体,其作品之质地也就粗糙得不堪吟哦,令读者徒生“金屑在眼”之不适。这便意味着,钱判断诗写得优劣与否,第一条是看它能否将“素材”之盐,在形式上全部融入“题材”整体之水,此亦即钱对“体匿味存”的“持之有故”。换言之,能像王“丙午以前诗”一般做到这点,当谓“好诗”;当黄做不到位,也就无“好诗”,亦不必举那面“诗界维新”大旗。
但也因此,新疑惑接踵而至:诗性正当性需植根于切实的艺术经验,然要害却在,由特殊经验所培植且滋润的特称定式,又须经受何种逻辑证伪,方能升格为“全称”公式呢?这在实质上,就在考辨“体匿味存”之诗学正当性之边界何在了。经得起证伪的学理,从来是在“有限语境说有效的话”。“有效”即“正当”,“正当”须将自己关在“有限”场域,场域受制于“边界”。倒过来,若被“有限”场域(经验)证明“有效”的“特称”定式,一时忘乎所以地逸出特定场域之边界,而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称”公式,这就“真理多走半步变成谬误”,从“有效”坠入“无效”。
这就是说,判断“体匿味存”之正当边界何在,只需看此说能被何种题材的诗歌经验所支撑即可。具体而言,王国维1906年前的咏怀诗无疑支持“体匿味存”说,然诗史上同样流播甚广的酬唱诗以及晚唐盛行的传奇诗,却不支持“体匿味存”说。当某诗论仅获得咏怀诗经验支持,得不到酬唱诗、传奇诗经验支持,就只能说此诗论之逻辑涵盖面不宽,“周延”度不足,亦即“未周”。
酬唱诗在艺术上不支持钱的“体匿味存”说,最佳案例,莫过于拿钱赠杨绛的“酬唱诗”来说事。“体匿味存”说的典型特征,是强调作为“素材(原型)”的盐粒须彻底融于作为“题材(造型)”的作品整体之水,只见水体澄澈依旧,水味不免变咸,盐粒消融于无痕。钱赠其妻的酬唱诗若亦写得这般“体匿味存”,恐杨绛将踌躇莫辨。史实证明诗人一俟执笔赠诗其妻,怕早将“体匿味存”置于脑后。钱作为“模范丈夫”,他是甚懂将杨绛的天生丽质暨贤惠品性织入诗篇的高手。有两诗为证: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
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
第一首作于1959年,系钱锺书忆念1932年初逢杨绛时的靓丽模样,坦言这位22岁的清华学霸一眼瞥见杨绛时眼就花了(“缬眼”即眼花),因杨绛容颜鲜得像酥油浸泡的蔷薇花瓣,不知她从小到大的洗脸水,是否用了林黛玉每逢腊月珍储缸里的红梅雪花。此诗中的姑苏美女“造型(题材)”,纯然保留了杨绛21岁时长得冰肤玉肌这一“原型(素材)”特点(未恪守“体匿味存”),此亦是杨绛回味此诗时,最令她陶醉且自信的亮点。杨绛年届古稀亦不讳言其肤质出众,用其“小说家言”,即“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且即兴带出这对伉俪的“牛津本事”:
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
此段子神韵独具,若借用《管锥编》语式,亦可谓“词虽憾而实乃深喜自负也”。
第二首作于1936年,诗人偕妻牛津留学之翌年。钱本是须臾不离贤妻,否则便不知怎样面对日常生存的书呆子,于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也就成了杨绛的常规角色,尽管杨在出国前并非等闲之辈(1932年本科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学系,俟后跻身清华研究院)。钱也极感念娇妻之付出,不然,也就不至于因怕烟火熏染美色而“欲觅仙人辟谷方”,遐想自己若不馋嘴羹汤,绛这双玉手也就无需料量柴米,可像钱一般“弄翰然脂咏玉台,青编粉指更勤开”。关键是绛愿为夫君分担人生碎屑,因她认定钱对现代文学暨学术而言,显然能比她做更多更大的事。也因此,钱杨1938年海归,再到1942年钱因病失业、蜗居“孤岛”脱稿《谈艺录》后想动笔写《围城》长篇,这时节是这对伉俪极难熬的日子,但杨绛却这般追忆: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无需赘论,杨绛“本事”亦鉴证“酬唱诗”在艺术上不支持钱的“体匿味存”说。或谓酬唱诗的写法,迥异于曹雪芹写《红楼梦》,前者不似后者主张“将真事隐去”。
再讲传奇诗在艺术上亦不支持“体匿味存”说。当“体匿味存”在逻辑上无力涵盖酬唱诗,亦涵盖不了传奇诗时,此说虽“持之有故而未周”,也就不言而喻。欲论证传奇诗未被“体匿味存”所周延,最具诗史厚度的范例,宜重温白居易作于817年《琵琶行》中著名的“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一案,看它究竟是白诗人为博取古今怜悯而虚构的“物语”,还是晚唐史籍可查、征而有信的“本事”“真事”?“青衫”若仅仅是诗人妙笔生花的水中月,它也就无所谓背离“体匿味存”;“青衫”若真如陈寅恪(1890—1969,以下简称陈)《元白诗笺证稿》所考证的、明鉴白居易的宦海浮沉、人间炎凉的悲情“物证”,那么,后世也就有理由深信陈不仅无愧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史家,亦无愧为20世纪极卓越的文学学者,俟后学界须铭记陈在唐传奇诗域留下的“史即诗”(“诗俟史证”)这一珍稀卓识。
然当学界因粗疏成风,而将陈的“诗即史”“史即诗”误读成同义反复的“回文游戏”,却久矣。大抵读过《隋唐制度》《唐代政治》《元白诗笺》诸书者,大多能粗通“诗史互证”作为陈的史学研究方法论,已在其“唐史”“唐传奇诗”这不同视域分流出“诗即史”“史即诗”两条轨迹。前者“诗即史”,是指陈作为社会史家,因痛感唐代官史大体侧重帝王起居暨朝政征伐,对当年文化制度演变(如武则天变革科举制)则注目甚微;而武则天执政期间所涌现的唐诗却无意记录了涉及科举变革的诸多“本事”“真事”,这就逼迫陈将此活化石般凝结该现象(含“时间”“地点”“人脉”诸要素)的唐诗,当作唐史研究所亟需的“押韵的史料”来用。陈将此方法简略为“诗即史”三字,意谓“以诗补史”。当陈苦于官方史料不足而无奈“以诗补史”时,此“诗”在陈的法眼,已不再当作诗性韵文来吟哦,而仅当作“押韵的史料”宜不争。
与此同时,后者“史即诗”,是指陈作为审美品位极高的文学史家,他在研究唐传奇诗(元稹、白居易为重镇)时,又能精微地洞察“传奇诗”中的相关“本事”(如《琵琶行》中那件满襟泪痕的“青衫”)。若经史籍验证“信而可征”,它就可在整体传奇“叙事”中越发闪爆诗性之光。这就恰与陈在唐史视域中“以诗补史”相反,“以诗补史”是让“诗歌(作为史料)为考证服务”;“诗俟史证”正好逆向,它是让经过考证的“本事”回归诗境,而令此诗光华迸射。故陈又将“诗俟史证”之特征,概括为“历久弥新”四字,且由此定义了“哀悯之快意”之审美发生。这颇似民间收藏者从地摊觅得一枚古雅玉件,后经权威鉴定是从故宫流失的文物,收藏者再去掂量此古玩,心境大异。
综上所述,再确认“诗即史”(以诗补史)属史学,“史即诗”(诗俟史证)属诗学,泾渭分明矣。于是,再回眸省思:陈在唐“传奇诗”视域所发掘的“史即诗”,在方法论上明明迥异于其唐史视域中的“诗即史”,钱为何从20世纪30—80年代,竟不折不挠地将陈的“诗—史”建模所含两部分混为一谈呢?若着眼于大框架,这大概是钱先设定“诗、史不分”纯系人类草昧之原始遗产;继而推出现代学术须对“诗—史”作严格分界这一“小前提”;其结果,也就草率地将陈的“诗即史”“史即诗”,望文生义为复活先民草昧、有悖“现代学术”的回文游戏了。若此推测有理由成立,则怕是因读陈著少了而又想多了所致,同时,怕也是其“臆见矜高”所定势的“刚性思维”演绎之果。不难假设,若再将“体匿味存”说所隐含的“刚性思维”(作为素材的“原型—本事”之盐,须彻底融为题材的“造型—叙事”之水以臻无痕,方为好作品)奉为标尺,去衡量陈寅恪的“诗俟史证”是否正当,若未遭一票否决,恐亦奇迹。
三、“唐晓芙”的学理“画外音”
作为史实,钱一辈子予其“体匿味存”说,确乎从未有“持之有故而未周”之针对性省思。倒是杨绛自1980年后别具卓识诉诸专文,无意举征了“体匿味存”说在学理上不无裂隙。为何用“举征”,而不用“举证”一词?“举证”作为专业词汇,是指当事人向有关部门提供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举征”,则指当事人未意识到其相关话语,实际上已“披露”或“征兆”了某案的破绽,但本人却无此敏感,故谓“无意”可也。
这与带引号的“唐晓芙”有关系吗?关系起码有三。
其一,1946年首刊于《文艺复兴》杂志的《围城》第三章,那个长着“妩媚端正”“有两个浅酒涡”“好水果”般引人垂涎的俏脸,且专攻“政治学”的才女“唐晓芙”,其原型即杨绛,故杨绛与“唐晓芙”的关系,因为小说家的异想天开,而被赋予文论意义上的“原型—造型”或“本事—叙事”之微妙缘分。因此,1980年后由杨绛执笔来谈她对“本事—叙事”“原型—造型”关系之见解,不仅别具资历,恐亦特有心得。
其二,《文艺复兴》一年用九期篇幅连载《围城》是在1946年,晨光版《围城》单行本初版于1947年,为何杨绛撰文谈“原型—造型”“本事—叙事”之诗性关联,却延宕至1980年后(遥隔34年)?此事说来恐拜1978年“思想解放”所赐,致使这部因故被湮埋了30余年的现代名著得以在1980年重印,既像国宝出土,难免倾城倾国,未料惊动政要。杨绛1985年追忆:“胡乔木同志偶曾建议写一篇《钱锺书与〈围城〉》。我确也手痒,但以我的身份,容易写成锺书所谓‘亡夫行述’之类的文章。不过我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纪实;锺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准确地说,杨绛撰文《记钱锺书与〈围城〉》是脱稿于1982年7月4日,发表则在1986年5月。然在1980年即《围城》重印之年,杨绛还写了一篇专论《事实—故事—真实》,有理由判断,此专论是对《围城》所涉的“原型—造型”“本事—叙事”之论题的学理探讨。
又为何将上述二文戏称“‘唐晓芙’的学理‘画外音’”?此纯属“修辞”,源于1990年黄蜀芹执导电视剧《围城》首映后红遍长城内外,连坊间妇孺皆知剧中人“唐晓芙”之原型即杨绛。然大抵热捧图书版暨影视版《围城》者,却未必真知“原型—造型”“本事—叙事”之微妙互缠究竟何谓,这就让杨绛这两篇专文虽撰于电视剧首映前,但对于因观赏电视剧方对《围城》角色所蕴结的“原型—造型”“本事—叙事”之关系始有思索者,恐犹具裨益。于是,不妨“将计就计”,戏称杨绛二文是走下荧屏的“唐晓芙”,对钱著的“体匿味存”说发出的“学理‘画外音’”。借用钱所引古训,此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因为“君子之德,有张有弛,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谑而非虐,无伤大雅也。
其三,另需说明的,是杨绛在“原型—造型”“本事—叙事”层面的立论,明明已在针砭“体匿味存”说之思辨稍逊弹性,却又为何说她属“无意”呢?这就须辨析杨绛的相关立论,究竟是在“小说叙事”,还是在“韵文吟情”框架生成的?为了述学方便,有必要将“韵文吟情”称作“狭义诗性”,将“小说叙事”称作“广义诗性”,因为无论“狭义”“广义”,两者所通约的“诗性”一词,皆指文学欲在受众心中唤起那种再造性情态想象之魅。这就意味着,尽管杨绛是在“小说叙事”(广义诗性)框架生成其卓识,然此卓识也足以像明鉴映出钱的“体匿味存”说在“韵文吟情”(狭义诗性)框架所显露的思辨瑕疵。但在另一方面,又须公平而论,即杨绛委实不知其在“广义诗学”的高见,会一不小心在“狭义诗性”水平,倒映出“体匿味存”说的狭隘外延。
最能表征此说之狭隘外延的,应拿杨绛论及人物塑造需面对的“原型(本事)—造型(叙事)”关系时的灵动视野,来作比对。按钱的拘谨视角,只有将“原型(本事)”像盐溶于水一般完全融入“造型(叙事)”,才算好作品;但按杨绛的识见,作家在面对角色所蕴藉的“原型(本事)—造型(叙事)”关系时,其手段实甚灵活,既可让前者像盐溶于水一般融入后者,亦可让前者不再像盐溶于水一般介入后者,甚至可刻意在“造型”上留下“原型”的标志性痕迹,以期让本属“原型”的那位受众能从作品读出上面写的“那一个”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并因小说“写活”自己而泪目。
颇具异趣的是,当杨绛这般呈其见解之灵动时,她内心未必不想《围城》所以能“写活”诸多角色,岂非恰似范本能证明其聪慧?事实似也如此,细读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可鉴《围城》人物塑造在处置“原型—造型”关系时,也确如杨绛所说分两种:一属“未加融化”;另属“复合体”(“融化”)。杨绛讲那两位“未加融化”者,在《围城》虽“不甚重要”,但都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后来,那两位本属“原型”的特殊读者都从小说读出了自己即“对号入座”。最令眷属朋辈觉得好玩的,是那位被取名“唐晓芙”之原型恰是杨绛,另位叫“董斜川”之原型是冒效鲁;前者系钱最亲密的女人,后者是钱最亲近的男人,他们仨其实早在1938年从马赛搭乘法国邮轮归国时就已相逢相识。
杨绛此文亦讲了另一种人物造型即被“融化”的“复合体”,其特征颇合“体匿味存”路子,因其“原型”已像盐溶于水全融入“造型”,故后来那些“原型”(读者)竟无法从小说相关“造型”认出自己。与知识界普遍直觉方鸿渐“造型”掺和了钱的诸多“原型”因子不一,杨绛更强调“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知识界为何大多认同方鸿渐之“原型”非钱莫属?杨绛这般解释:“锺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
其实,就本章的旨义而言,方鸿渐形象究竟属“未加融化”,抑或“融化”型复合体已不紧要。紧要处是在,像“体匿味存”这类被钱倚重的诗论,若在“狭义诗性”层面只能涵盖王国维1906年前写的“咏怀诗”,连钱赠杨绛的“酬唱诗”以及晚唐以《琵琶行》为经典的“传奇诗”也涵盖不了;进而,在“广义诗性”层面,当“体匿味存”说只能涵盖《围城》中的“复合体”人物(如“方遯翁”),另种“未加融化”的“唐晓芙”“董斜川”诸造型却同样涵盖不了,便只能判“体匿味存”说在逻辑上确是“持之有故而未周“(未周延)了。
毋论“无意”与否,杨绛从《围城》人物分出“未加融化”与“融化”的“复合体”两种,确已击中“体匿味存”说之软肋叫逻辑“未周”。这宜提示学界对成语“深入浅出”生出新解。此谓能以清浅语式道破对象之奥妙者,大抵是智者事先已沉潜于对象之奥妙。当智者从“大道”深处提纯出“至简”真谛,她方能将“大道”概述得“至简”,决非“大道”原本便“至简”得路人皆知。于是,有识者又可从这里推出另一层意思:即无力用清浅语式道出对象之深奥者,则恐不仅见证对象之深奥原本并非清浅,或许更见证某位口若悬河、却又云遮雾绕将学问讲得比蜀道还难的“大嘴巴”,根子是他从未沉潜于对象深处。这从反方向启发晚学,杨绛在1982年能“无意”举征“体匿味存”说的思辨短板,缘于她在1980年已做了功课,此文为证:《事实—故事—真实》。
于是,本章敢说,正因为杨绛对人物造型宜分“未加融化”与“融化”一案,在1980年早有专业“深入”,故她1982年论及《围城》人物造型时便能清晰“浅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诗)。杨绛1980年立论《事实—故事—真实》,正是其1982年明确甄别《围城》人物造型的“源头活水”。这近似“厚积薄发”:1980年是“厚积”(学理);1982年是“薄发”(案例)。
杨绛1980年学力“厚积”,亦可谓是对《谈艺录》“体匿味存”说的“接着说”。因为前者在“广义诗性”水平所聚焦的人物造型之“融化”现象,恰能对接后者在“狭义诗性”水平的“盐溶于水”乃至无痕;但前者却又“无意”说出了,本应由后者来说的诸多底蕴,却因故语焉未详,反倒由杨绛来“补白”或“代劳”。要点有四。
要点一,1939年起草的《谈艺录》言及“体匿味存”,因是在比较王国维与黄遵宪诗风时灵光一闪,尚未将此现象提纯为“概念”,细述涵义及成因;杨绛却从小说叙事角度,将作家为何亦倚重“体匿味存”之缘由讲透明了。杨绛先借美国散文家霍姆士之口说,“写小说不比写诗。写诗可以借文字的韵律、想象的光彩、激情的闪耀等把自己赤裸裸的心加以掩饰”;但写小说因缺乏上述“掩饰”,故极容易把小说家“自己的秘密泄漏无遗,而且把自己的朋友都暴露了”;因中外小说家大多与霍姆士心有灵犀,故杨绛又说,作者“所以常设法给自己打掩护”,办法之一,便是不时强调其“小说里的人物故事都是子虚乌有,纯属虚构,希望读者勿把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往真人——尤其是作者自己身上套去”。明明是作家戴着假面具,跳自己的心灵之舞,却偏偏“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强调其作品“纯属虚构”,这落在曹雪芹身上,也就在——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说,作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故事也“无朝代年纪可考”。但作者似乎觉得遮盖不够,还使用了一些隐身法,表示贾宝玉的经历,不是曹雪芹的经历,作者也不是曹雪芹;曹雪芹不过把现成的《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
要点二,《谈艺录》言及“体匿味存”是置于“技巧—风格”之静态语境,无暇深入到作者内心去探询其为何大多倚重“体匿味存”之动态心因,杨绛却引入德国“接受美学”的“读者视角”,像显微镜一般,将作者为何借“体匿味存”而着意捂住自己的心灵密码,悉数公示了。杨绛说,小说“故事如写得栩栩如真,唤起了读者的兴趣和共鸣,他们就不理会作者的遮遮掩掩,竭力从虚构的故事里去寻求作者真身,还要掏出他的心来看看”,这就导致“读者对作者本人的兴趣,往往侵夺了对他作品的兴趣;以致研究其作品,只成了研究作者生平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例如海外学者说我国的‘《红》学’其实是‘曹学’,确也不错”。杨绛说西方学界实亦如此,可谓“四海一律”:
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狄更斯和萨克雷的小说,在他们国内是流传颇广的读物。学者研究他们的作品,就把他们生前不愿人知的秘密一一揭发。他们曾用浓墨涂掉的字迹,在科学昌明的后世,涂上些化学液,就像我们大字报上指控的秘事一样“昭然若揭”,历历可见。于是我们知道狄更斯私心眷爱的是哪一位内姨、哪一位女明星;萨克雷对他好友的妻子,怎样情思缠绵。他们的秘密都公开了。
诗人也并不例外。诗人的诗,并不像海蚌壳内夹进了沙子而孕育出来的珍珠那样,能把沙子掩藏得不见形迹。后世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要追问诗人钟情的“黑女郎”(Dark Lady)究竟是谁,那位挚友和诗人又是什么关系;读了拜伦《我们俩分手的时候》,就要知道“我们俩”中的那一位是谁;读了朱彝尊的《桂殿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就要问那是和谁共“渡江干”,和他《风怀》五言排律所写的是否指同一个女人,越是人所共知的作品,因为流传久远,就使作者千秋万世之后,还被聚光灯圈罩住,供读者品评议论。
要点三,既然“体匿味存”之写法,会给作者带来麻烦,为何中外作家不效仿“卢梭写《忏悔录》,既省得读者费功夫捉摸,也免得自己遭受误解”呢?《谈艺录》立说“体匿味存”时未提此问题,杨绛既明言此惑,还用“文艺心理学”来通解此惑:
(因为)小说家创作小说,也和诗人作诗一样情不自禁。作者在生活中有所感受,就好比我国历史上后稷之母姜嫄,践踏了巨人的足迹,有感而孕,西文“思想的形成”和“怀孕”是同一个字。作者头脑里结成的胎儿,一旦长成,就不得不诞生。
要点四,文学胎儿一俟临盆“诞生”,对作者来说,就有一个怎样“接生”的形式程序。《谈艺录》谈“体匿味存”,没谈得这般细深,杨绛对此若谈家常,因她在1940年代已是闻名沪上的剧作家。杨绛说,“尽管小说依据真人实事,经过作者头脑的孕育,就改变了原样”,这在实际上,是提出“虚构的事如何依据事实,而表达真实”这一基本文论命题。杨绛界定“真实”一词并非指“原型(本事)”意义上的“事实”,“而是所谓‘贴合人生的真相’,就是说,作者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人生真相——或一点一滴、东鳞西爪的真相来创作”。这就从“文学本位”高度决定了“小说里的人物不是现成的真人,而是创造,或者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捏造’,把不同来源的成分‘捏’成一团”。这个“‘捏’成一团”的人物,亦即杨绛1982年谈《围城》时所说的“融化”型、不易被(原型)读者从中认出自身的人物(如“方遯翁”),此写法甚契钱的“体匿味存”说。与此相反,《围城》另一些易被(原型)读者认出自身的人物(如“唐晓芙”“董斜川”),则也就属“未加融化”型,这只能说是杨绛“无意”举征了“体匿味存”的“未周延”。
四、“第二类美学家”:特长与短板
“琴瑟和鸣”,历来是赞美夫妻情深、同声相应的古朴成语。钱著《围城》再版于1980年,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脱稿于1982年,这对学问伉俪的默契如此,若不用“琴瑟和鸣”来形容,怕难寻更贴切的词语。这是海内外有目共睹的一方面。学界未必通晓事情还有另一面,叫“琴瑟未敏”。此即: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之关系时,并不敏感此“妻随夫唱”实已“无意”举征了“体匿味存”说的逻辑“未周”;与此相对应,钱在披阅杨绛此文时,亦未读出此文有何“不协和音程”,反倒即兴挥翰如下“附识”:
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地向我询问,而且勤奋地写下来,有好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记了。文笔之佳,不待言也!
钱锺书识(钤印:中书君)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杨绛全集》卷2在辑录“附识”落款日期时,专此注释:“这是写完文章的日期(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的脱稿日期——引者)。此文一九八五年五月才出版,原因是锺书开始不愿发表,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
杨绛不敏感她“以妻写夫”时,会“无意”举征“体匿味存”说的逻辑“未周”,此当“情有可原”。杨绛是戏剧家、散文家、翻译家,故能熟读钱的小说《围城》、散文《写在人生边上》暨旧诗《槐聚诗存》,对钱的学术经典《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管锥编》五卷则未见沉潜,此颇正常。纵览百年学界,“文化昆仑”毕竟只有一座,并非一对。亦正缘此,故当杨绛沉酣于钱的“博学、自信”,想不到其“学理‘画外音’”会无意触着钱的诗论“短板”。说到底,杨绛怕亦未必读或记得《谈艺录》谈“王静安诗”时,有个诗论叫“体匿味存”,它隐含着一块逻辑“短板”叫“持之有故而未周”。
慧眼斜睨的钱,为何亦未读出杨绛文章对其诗论的逻辑“不协和”呢?缘由至少有二。
缘由一,有涉钱的“阅读积习”。海内外公认钱或是20世纪读书最多的学者。此“最多”当非比肩其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几代同仁,而是与“文化神州”王国维以及陈寅恪比,钱的阅读视野恐亦更广袤且辽远。1960年履新该所、追随钱长达38年的王水照,每每惊叹钱的海量阅读而写下的文字,至今重温仍若“神话”:“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中言:‘余父子集部之学’可与钱大昕史学‘后先照映’);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积40余年读钱之心得,予晚学的“提醒”是:“读书最多”这顶高帽子,并不确保饱览者对其披阅的每一读物皆能细深到“十目一行”。《管锥编》谓书大抵分两类:一系条分缕析者;一系随便翻阅者。前者须“十目一行”,后者宜“一目十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哲学专著,尚需“十目一行”细深拜读,然据郑朝宗回忆,1942年“我曾帮他到上海图书馆借书,上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下迄多乐赛·佘儿斯的侦探小说,他都要借而且读得一样快”。这就警示晚学,大凡讲到钱的阅读境况时,还得慎重落到实处,考辨其手不释卷者究竟何书?是“十目一行”,抑或“一目十行”?“十目一行”是细深专攻,“一目十行”是过眼烟云。这落到《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对钱而言,怕已熟门熟路像包裹自身的旧衣裳,每一褶皱都掖着昔日体温。这就不会狐疑这篇“秘闻”实录还藏有机关,故钱也就嗅不出杨绛文章与“体匿味存”说的隐性纠缠。
缘由二,有涉钱的“专业身份”。钱1989年撰《作为美学家的自述》这般表白其“专业身份”:“研究美学的人也许可分两类。第一类人主要对理论有兴趣,也发生了对美的事物的兴趣;第二类人主要对美的事物有兴趣,也发生了对理论的兴趣。我的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西方美学史上,最能与钱“第二类美学家”身份匹配的,恐是写《拉奥孔》的德国莱辛(1729—1781)。钱1962年撰专论《读〈拉奥孔〉》,或亦不无“惺惺相惜”。
早在1965年汉译《拉奥孔》的朱光潜(1897—1986),在1977年也说过迹近“美学家宜分两类”的话,差异仅在,朱光潜是侧重于美学的书写方式:
过去西方的一般理论著作在写作方式上可分两种。一种是总结研究成果,主要地是要作出一些结论,得出结论后,便“过河拆桥”,不让人看出得到结论所必经历的摸索和矛盾发展过程。这种结论只是盛在盘里的一些已成熟的果子。另一种则把摸索和解决矛盾的发展过程和盘托出,也作出结论,但结论却是生在树上的有根有叶的鲜果。前一种让读者看到的只是已成形的多少已固定化的思想,后一种则让读者看到正在进行的活生生的思想。这种分别略似莱辛所指出的写静态的画与写动态的诗之间的分别。属于前一种的是大多数理论著作,典型的代表是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布瓦罗的《论诗艺》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少数属于后一种的有柏拉图的《对话集》,狄德罗的《谈演员》和《拉摩的侄儿》和莱辛的这部《拉奥孔》。
朱光潜对《拉奥孔》书写的这段专业评议,若换一视角,亦可谓精准地触着了莱辛作为“第二类美学家”,为何不愿当黑格尔式、旨在虚构思辨体系的“第一类美学家”之脉搏,这用莱辛的话来说:“我们德国人一般并不缺乏系统著作。从几条假定的定义出发,顺着最井井有条的次第随心所欲地推演出结论来,干这种勾当,我们德国人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民族都更在行。”
无独有偶,1978年钱在修订其1962年的《读〈拉奥孔〉》时,也说了好些与18世纪莱辛相通的话,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钱谓“回顾一下思想史”:“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与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以此为参照,“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碎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就其思辨形态而言,前者“长篇大论”当属系统,后者“片言只语”形似琐碎,但鉴于前者“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倒是后者“微言”中有精辟,故钱的结语是“废话一吨”不如“微言一克”。
请注意钱修订旧文的日期是1978年,那是“思想解放”元年,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檄文,对宏观趋势而言,当在召唤国人须从“文革”思维中走出;就微观文论来说,似也含有从1949年迄今,统辖了国家学术取向的苏联模式中出走之意。当年日丹诺夫领衔设定,由“立场”“方法”“观点”三维整合的苏共文化政纲曾风靡神州,被数代学者追捧为当世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体系”,谁写文史哲文章不“言必称”苏联版“立场”“方法”“观点”,谁也就离出局不远。虽在特立独行的钱看来,这纯属“废话一吨”。研究国粹艺文,悬置诗性之魅,却长篇累牍地去查诗人、作家“出身”(立场)有否“反动”之嫌,查其“哲学”(方法)有否神秘“唯心”影子,查其“文艺”(观点),有否不契“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心迹云云,钱若不称其为“废话”,还真想不出其他词儿。那年头,学界“废话”铺天盖地,故逼迫钱拈了一个“吨”字。钱对不涉“诗性之魅”的所谓文学研究之不屑乃至唾弃,早已有之,钱青年时撰文《释文盲》就说过,“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研究文学悬置“诗性之魅”,宜以1949年为界,分出“前—后”期。前期是因考据“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后期则是被苏联理论之“立场”“方法”“观点”牵着鼻子走(拟谓“模式依赖”),而掩抑了学者对中外艺文的“诗性之魅”的痴迷(拟谓“诗性依恋”)。这从1962年“小阳春”的两篇《拉奥孔》评论即可见出。“小阳春”作为学术史的特殊季节,其特点在“宽松”一词,若撰艺文专论,既可“言必称”苏联模式,亦可“言不称”苏联模式。1962年第3期《文学评论》刊出钱的《读〈拉奥孔〉》,便只字未提苏联理论(毫无“模式依赖”),却花大功夫研究莱辛“富有包孕的片刻”(朱光潜译为“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与国粹艺文(涉及唐代画家李公麟《贤己图》、清代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元末明初施耐庵《水浒》“野猪林”、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例议章回小说结构之“回末陡起”)的丰繁纠缠,不吝将其对中外语境所生成的“诗性之魅”之间的审美共相暨人类通识的“念兹在兹”,演绎到极致。相反,朱光潜撰于“小阳春”的专论《〈拉奥孔〉,诗与画的界限》,却耗近半篇幅大谈莱辛的政治“立场”体现为与高特雪特、文克尔曼展开“两条阵线”的斗争,且裁决其《拉奥孔》在哲学“方法”上是“唯物主义”,在美学“观点”上是“现实主义”;然对莱辛此书最具创意的“最富于包孕性的顷刻”观点却未置一词。亦即让当年盛行的“模式依赖”冷漠碾压其早年内心曾有的“诗性依恋”。
说朱光潜(1897—1986,以下简称朱)早年心存“诗性依恋”,这可从其1931年前后脱稿、1943年初版《诗论》一书来判断。此书初版含十二章,除后五章投注于古汉诗的节奏、声韵与格律,前七章依次论证古汉“诗的起源”→“诗与谐隐”→“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诗与散文”→“诗与乐—节奏”→“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足鉴朱在1931年(34岁)前后颇想当一个富有西学涵养的中国诗学家。若以钱的专业“身份”坐标来划分,朱在1949年前是自期成为莱辛式的“第二类美学家”,而不是黑格尔式长于思辨体系构建的“第一类美学家”。然时过境迁到1962年(65岁)前后,朱又“与时俱进”演变为恪守苏联理论系统规训的西方美学史家。实际上,朱“单打独斗”短短三年便奇迹般杀青《西方美学史》两卷(逾50万字),本是为其履新中央党校教职而准备的厚重教程。也因此,潜心比对朱在《诗论》《西方美学史》所呈示的两帧角色“镜像”,若谓前者是表征朱在1949年前真想当不无“诗性依恋”的、近乎“第二类美学家”的中国诗学家;那么,后者则证明朱在1962年前后更愿扮演一个顺从“模式依赖”、其思辨路径类似“第一类美学家”的世事洞明的西方美学史家。
若将朱的学术“镜像”从1930年代“诗性依恋”到1960年代的“模式依赖”这番演化,浓缩为一枚晶莹琥珀,后世晚学确可见微知著,发现里边藏着一对不无国史况味的不兼容“关系式”。
“不兼容”一,大抵60年代还跃跃欲试像“第一类美学家”虚拟宏大叙事的学者,其思辨路径很难不被苏联模式所浸润,于是他就不得不掩抑其心底的“诗性依恋”,进而,其述学也就不会对中外艺文的“诗性之魅”予以青睐且珍视。
“不兼容”二,大凡60年代尚能像珍惜内心珍宝一般青睐中外艺文的“诗性之魅”者,其思辨路径也就不甘仰望大而无当、包罗万象却空洞乏趣的宇宙视域,于是,他也就不去蹭“第一类美学家”,倒心痒痒尝试“第二类美学家”;进而,他也就不把霸气横流、动辄给不同识见“上纲上线”、骨子里无甚学问的苏联模式真当一回事,大不了熟视无睹,“难得糊涂”,我行我素。
稍有史识者不难嗅出“不兼容”一,实是那年代绝大多数学者的角色选项,其资深代表,非朱光潜莫属。同时也不难嗅出“不兼容”二,拟是旷世难遇的弘毅学贤才担当的孤往践履,其卓绝代表,即被后世瞻仰为“文化昆仑”的钱。于是也就不难读懂郑朝宗(1912—1998,以下简称郑)忆念其学长的这两段话。其一,“在我生平亲炙的师友中,在学术上始终不走弯路的似乎只有他一人,真是得天独厚啊!”其二,“在我亲炙过的学人中,能始终使我保持同一印象的,恐怕只有锺书君一个。有些名声卓著的学者,一见面就使你失望,也有的头几次给你极好的印象,以后便跟下水船似的直落下去”。为何另一些给人“好印象”的“名声卓著”者,如朱光潜(从1930—1960年代)仍像“下水船似的”名节有瑕?缘由甚多,郑“不经意”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不轻易写‘有系统的理论书’是钱锺书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决定了的,那时有一位好心的同学劝他写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结果遭到了拒绝。”
君不见自苏联模式登陆以来络绎问世的统编“文论教材”(“以群”“蔡仪”主编及其他),大抵在用汉语堆砌呼应“季莫菲耶夫”“毕达可夫”的思辨回音壁。那种同质于苏联模式,一味强调“逻辑同一”“整体自洽”的体系化“强制阐释”,当能保障《西方美学史》的“政治正确”;但因对应人类心智演进而绽放的、花朵般诱人的“美”的千姿百态(从天地风光到艺文之魅),一俟纳入纯思辨的“大一统”框架,也就顿失国色天香。这用钱1980年的一段名言来喻指,此即“‘百花齐放’可能意味两种情况:一种百花齐放是这一百朵花都是一个颜色,只有深浅不同,像杜甫诗所说:‘可爱深红映浅红’,而另一种不是一种花开一百朵,而是一百种花,桃花红、梨花白,‘姹紫嫣红开遍’”。钱著所以不时排异理论“大一统”,意在警示勿将“一百朵花”弄成“一个颜色”。纯逻辑系统与经验水平的“诗性之魅”之“不兼容”,要害即此。朱在60年代语境因想扮饰“第一类美学家”式的西方美学史家(将苏联模式贯彻其教程),故不会像钱那般忌讳这“不兼容”,这诚然是令其学术掉价的思维“短板”。与此相反,当钱著能一辈子痴迷国粹艺文的“诗性之魅”,且像莱辛一般甘当“第二类美学家”,此当成就了钱在学术史上堪称珍稀的品牌式“特长”。
当追求“逻辑同一”“整体自洽”的体系化思辨,曾被苏联模式滥用来确保其话语之“政治正确”(另一种“价值理性”或“意图伦理”),这将刺激后世晚学生此“反向思维”:若常规述学不再将“逻辑同一”“整体自洽”奉为学界“思辨正确”意义上的“价值理性”,转而以平常心视之为述学亟需的“工具理性”,这对鉴别钱的“体匿味存”说有否“逻辑未周”,能生出更平实靠谱的判断力吗?或索性倒过来,若钱在述学时能多一份“整体自洽”的思辨自律意识,生怕他再碰上此诗论与其诗作经验(或其他诗论)的逻辑不协,不至于无甚触动吧?
耐人寻味的是,若仅细读1948年版《谈艺录》给定篇章,会觉得钱对“体匿味存”说甚在乎,仿佛著者一俟转手写小说,定会借“角色造型”的隐身衣将所有“人物原型”皆裹得六亲难认,若此,《围城》第三章也就蹦不出“唐晓芙”“董斜川”这对可爱角色。但当晚学的目光伸向1984年版《谈艺录》的补订篇幅暨1994版《管锥编》卷5,没想到钱还说了另些极具深意且迷人的高见,然其涵义,却又不惮与“体匿味存”说相悖。
比如《谈艺录》补订本说:“魏尔兰以面纱后之美目喻诗境之似往已回,如幽非藏。”“非藏”,岂非不再认可用“隐身衣”将“人物原型”裹得面目全非,六亲难认?补订本又谓:“亦隔亦透,不隐不显品其文也。”“不隐”即“透”,“不显”即“隔”,这也疏离了“体匿味存”说,“体匿”本是讲“隔”而“不显”。还有“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尝观赏‘葡萄在玻璃帡幪中,有蔽障而不为所隐匿,犹纱縠内妇体掩映,澄水下石子历历可数’”(condita perspicua vivit vindemia gemma /et tegitur felix nec tamen uva latet: /feminineum lucet sic per bombycina corpus, /calculus in nitida sic numeratur—Martial, VIII.xlvii.5-8, Loeb, II, 52)。1994年版《管锥编》卷5,亦讲:“当代德国哲学家谓呈露而亦隐匿乃真理所具之性德(The nature of truth, that is, of unconcealedness, is dominated throughout by a denial. ...denial in the manner of concealment belongs to unconcealedness as clearing.—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A.Hofstadter(trans.), 1971, pp.54-55)。法国新文论师谓‘亦见亦隐’之境界,如衣裳微开略露之人体,最能动情”(L’endroit le plus érotique d’un corps n’est-il pas là où le vêtement bâille?...“la mise en scène d’une apparition-disparition.—Roland Barthes, Le Plaisir du texte, 1973, p.19)。
钱从1984—1994年,接二连三地密集公示其与“体匿味存”说的晚境异议,是想以“实际行动”来修正其早年“逻辑未周”么?难说。虽然1983年钱为《谈艺录》补订版撰“引言”,曾坦陈早年立论有“持之有故而未周”,然钱又从未坐实其“体匿味存”说亦犯此病。另一个更具弹性的解释,怕是钱作为“第二类美学家”,很难会像“第一类美学家”那般重视“逻辑同一”“整体自洽”,故他对“体匿味存”说与其酬唱诗是否“自洽”,进而,此说与其晚年卓识能否“自洽”,很可能一概无感,不敏感亦不痛感。反正随便,无所谓。若此判断未必不合理,则钱又怎会敏感或痛感杨绛那篇《记钱锺书与〈围城〉》,究其质,是一不小心从学理上抄了“体匿味存”说的家底呢?这能否说是钱为其“第二类美学家”之身份执拗而率性落下的思辨“短板”呢?晚学不敢落锤定论,故祈望海内外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