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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站在岸边”——1946—1949年贾植芳在上海
来源:《探索与争鸣》 | 陈昶  2026年11月17日10:07

在一篇散文中,贾植芳曾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受描绘为“海”。这个“海”的印象,既来自“亭子间”“老板娘”“老虎灶”这些源源不断进入其生活的具体名词与新事物,即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个城市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融入城市的日常;更如贾植芳自己所说:“在这个城市,我亲历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同时也目睹了上海五十多年的沧桑巨变,而从上海的历史变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演变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因此,这个“海”也可以看作个体命运与城市命运深度联结的长历史图景。

贾植芳先生

1945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天,贾植芳从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出来后,就和妻子辗转来到了上海,“从此,我们像一叶孤舟,飘荡在上海这个‘海’中。此后半个世纪所经历的人生的风风雨雨,都与这个‘海’的沧桑变幻息息相关。我不是个站在岸边,观望潮起潮落、云起云飞,不让海洋的浪花沾湿自己鞋子的旁观者,而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处于这种种变化之中……我后半生的甘与苦、荣与辱、忧与乐,都与上海这个‘海’难解难分”。

从贾植芳的人生轨迹来看,自其1946年来到上海后,就再未长时段离开,所以我们并不难理解上述这段自我剖白的意味。但值得我们去耐心考察和细致探寻的是,一座城市和一个人的深度关联或者说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甚至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何发生的?这并不是一个自然且不证自明的过程,而是大时代、城市生活、社会关系、个人选择等诸多方面交织、共同合力促成的结果。在其背后,我们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像贾植芳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来临前、新的城市建设即将展开之时,是如何从社会/文学关系中去理解时代、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并在漫长的岗位上坚持自己的知识工作与实践的?而这一切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人文意识”又能给今天的我们以何种启示?

初到上海:流浪文人在上海

一个在胡风眼里喜欢“东南西北走的人”,为什么会选择在抗战胜利后来到上海并留居于此?贾植芳后来回忆: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现代的文化出版就成了上海滩相当活跃的行业,形形色色的文人都可以在这片广阔的文化市场施展身手……上海是一片无垠的“文化大海”,它具有吞吐百川、融汇众流的恢宏气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地方。在这里,传统“文人”慢慢摆脱了对官方的由人身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而成为自食其力、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个体,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现象。那些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阶层渐渐壮大起来,并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的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胜利后的我,已经有了时间不短的文字生涯,我想到上海这个“文化大海”中一试身手。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贾植芳对上海与现代知识分子关系的理解:正是那种高度活跃、兼具包容性与独立性的城市文化形态与开放自由的文化市场,让一个“社会型”且“不安于书斋”的文人具有了被接纳并发挥自身价值的可能性。这样的上海也许是促其实现从“革命者”向“文化人”身份转换的理想之地。

当然,推动贾植芳1946年6月来到上海的另一个原因便是他的好友胡风。自1937年贾植芳在日留学期间向《工作与学习丛刊》投稿,并收到编辑胡风的来信,二人由此建立联系,直至1939年贾植芳到重庆正式与胡风见面,此后二人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书信往来。1946年春,贾植芳到上海短暂看望胡风后便去了徐州。在徐州时他曾给胡风写信提及:“在这样闷塞的地方活着,是只许动物式的营生的;住久了,会使你变成一个虚无派,好像回到我们祖先们的洞穴中一样,是这样的可怕。要写什么的话,也只有到上海再说罢。”胡风也正是出于对贾植芳此种性格的了解,在回信中特意建议贾植芳将其丰富的社会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并成为一个“静下心”的写作者。

1946年冬,贾植芳、任敏夫妇摄于上海

初到上海,贾植芳夫妇借住在胡风位于雷米路文安坊六号(今永康路)的家,两家人共同生活了约半年的时间。除了自己的写作外,贾植芳还给胡风编的《希望》《七月文丛》看稿,这也是二人关系最为亲密的一段时光。此后,他又搬去朋友覃子豪的亲戚家(位于古神父路,今永福路)的亭子间暂住;三个月后,再搬到虹口区的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和吴淞路义丰里,直至1947年9月在义丰里被捕。离开朋友住所搬至溧阳路后,贾植芳又回到了他所喜欢的交游状态中。彼时的溧阳路一带聚集了一批青年艺术家,横跨木刻、漫画、音乐、电影、文史、艺术评论等领域,形成了一个以文学艺术为主的公共空间和文人交往群体。这种兼有五四新文化特质与左翼色彩的文化生活与公共交往对贾植芳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他也完全融入了这样的生活。“那时对门住着一群青年艺术家,有搞木刻的李桦、麦杆、黄永玉,画漫画的方成、余所亚,后来搞电影美术的韩尚义等,除李桦年事稍长外,都很年轻,也很穷,但生活得很充实。我正在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与他们交往很多,李桦、余所亚的木刻,我都登过。因为在这一伙人中只有我有家室,所以常常聚在我这里喝酒,聊天,遇到没钱的时候,任敏就当了家里能当的衣物,也照常不能委屈肚子,吃些劣质白酒和花生米,外加阳春面……”很显然,这种文学、艺术的公共交往和生活状态在这一时期对于贾植芳的吸引力远大于胡风所期待的个人写作,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看作他此前流浪文人的生活方式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某种延续。正如胡风所说:“贾植芳来上海安家一年了,家是安下了,新旧朋友也真不少,但时间可就在聊天会友中度过了。我曾多次和他说,希望他能安下心来从事创作……他自己也一再许诺要好好写。但最后,还只是将在我这里发表的小说编了一本……”

尽管胡风流露出惋惜,但贾植芳自己曾说,他并不急于写作是因为有许多其他事情比写作文学作品更有意思。如果以1947年9月为分水岭,在这以前,除了编辑工作外,在写作与出版方面,贾植芳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在胡风的帮助下,他在1947年4月出版了小说集《人生赋》,尽管集中所收录的作品几乎都是1946年他抵达上海之前的创作。除此之外,1949年出版了散文集《热力》,其中所收篇目写于1946—1947年的文章是最多的,包括《热力》《悲哀的玩具》《在寒冷的上海》《黑夜颂》这样一些重要的篇目。从溧阳路搬到义丰里后,文人朋友间的交往活动仍在持续,同时,贾植芳还通过冀汸等复旦大学学生与复旦学生刊物建立联系并为之写稿,其中写于1947年7月的《给战斗者》一文便是《学生新报》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年向他约的稿。在文章开篇,他写道:“想起了我们还得用战斗去纪念‘五四’的战斗;以鲜血纪念‘五四’所流的鲜血,多少感到悲愤。有人说历史是循环的,这与其说是不通,毋宁说是讽刺;但在战斗者的本身说,‘五四’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现在还得流着血去争取。‘五四’开始的战斗任务,到现在变得更艰难,更沉重,我们不能不有一种痛然的觉悟?”1947年6月发表在《新闻窗》上的《一张照片》则是对暴力的强烈控诉与对学生运动的支持,这些文章最终成为煽动学潮的证据而使贾植芳再度入狱。

1947年,贾植芳出狱后,与胡风、路翎夫妇合影(后排左起:路翎夫人余明英、路翎、胡风、贾植芳、任敏,前排左起 :罗洛、朱谷怀、冀汸)

如果将这一年多时间的城市生活、公共活动和个人写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就不难发现,五四的时代精神和流浪文人的气质在此时的贾植芳身上依然是最为突出的,不仅左右着他的写作内容,也决定着他以何种方式将自身置于城市生活中并通过实践活动发挥自己的影响。

法华镇阁楼与一个新知识分子的转变

1948年9月底从南市看守所出狱后,贾植芳先是住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伯父的商行里,随后搬至上海近郊的法华镇农房,开始了在阁楼上数月的隐居与写作。不同于居住在虹口时期的“聊天会友”,暂避法华镇的日子里,贾植芳则是主动将自己“孤独地隔绝起来”。这期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是编了散文集《热力》,其二是撰写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一书。埋头从事编、著工作,固然有避险于此、打发时间、养家糊口等外在原因,但主要还是他所说的“也是为了对自己的经验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在写作中去探索人生意义和思考中国历史与社会”这一根本原因使然。

贾植芳著,《热力》《近代中国经济社会》

编《热力》时,贾植芳身边一无所有,躲在小阁楼里,无法外出,就请任敏和朋友尚丁、刘北汜及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逯登泰等帮忙寻找旧报纸刊物,把文章抄录下来。浏览编入《热力》中的所有文章,不难发现,贾植芳1946年到上海前后特别是1947年的写作,和此前有了一个明显的分野,即此时的文章均在不经意中流露出鲁迅所说的“挣扎”和“斗争”下的“极期”之感:寒冷/温暖、黑暗/光亮、妥协/抗争等对抗性力量构成这一系列文章的内在结构、强烈张力和行动感。当然,也正像《热力》《黑夜颂》《在寒冷的上海》《在寒冷里》《给战斗者》等所写的那样,在这一些对立中,后一种力量对前一种力量又是压倒性的,不可逆转的:“甚至衷心的感谢黑夜的锻炼的赐予,它使你可以完成巨大的工作,使你变得伟大!”“一股澎湃的热气从敞开的瓶口声势壮烈的冒出来,冒出来。”一个时代不可遏制的变化正被贾植芳敏锐地感知和记录,他在《热力》序言中更清晰地写道:“我很想这篇文章在阳光灿烂的悦快中来动笔,现在在寒冷甚至还有点黑夜的遗痕中哆嗦着来写,使我懂得崇高的心境是什么,然而我在写这篇文章的中间,将出来的阳光和煦的热力,已然充塞于宇宙中间……我单纯的感谢完全从黑夜的轭下挣出来的历史的欢欣,和从一个终点又是起点出发的严肃心境,而放下了这篇文章,微笑的向前望着这苏生的天地。”

如果说《热力》是在创作层面通过生命来感受这个“极期”以及呼唤、拥抱热力与光明,那么,《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则是贾植芳有意识地通过学术著述的方式来理性地思考中国历史与社会。因为在日本主修社会学的缘故,贾植芳始终对中国的现实社会保持着研究的兴趣和热情,甚至于“困居西安一段时间里,曾读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社会方面的书,同时也关心过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那一类文献”。正是这样的兴趣、知识储备与现实境遇促使贾植芳在1948年底着手写这本著述。尽管书的内容主要是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在面临传统小农经济解体与外来资本入侵的双重困境下,土地制度、手工业、商业等层面的具体问题以及经济结构变动带来的社会结构问题与社会阶层矛盾,但贾植芳的意图与初衷却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从历史上寻找抨击和揭露现实黑暗的题材。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法。”对于这种手法,他进一步给出说明,“每每在倒霉时,更想对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命运作一番透彻的思考:为什么中国这几十年搞来搞去总搞不好?”可见撰写《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根本动力是“促新”,“送去旧的,迎接新的,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从理性上可以接受和把握的时代精神……以坚定建设新中国为出发点”。

贾植芳1948年从监狱出来,远离了此前的公共交往生活、进入个人写作状态后,便开始投身于新的思考:如何在“四周没有光明”里用写作“呼唤光明”,以及如何投身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的建设。在分别完成这两本书的编、著后,因被特务再次发现,他再一次转移到狱友同学在南京路的家中暂住,随后决意暂时离开上海避去青岛。

到了青岛之后,贾植芳暂停创作,转而开始翻译,共译了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恩格斯的《住宅问题》和维吉达的戏剧《幻灭》三种。早在1948年贾植芳出狱去探望胡风的时候,就已经将翻译作为接下来最合适的工作方式推荐给胡风,但彼时的胡风正在焦灼中写《论现实主义的路》,并没有接纳贾植芳所提出的翻译《天方夜谭》的建议。其实从此处也可以看到,这不仅是贾植芳对胡风的建议,也是他对自己未来的某种安排。将翻译作为接下来的重要工作,并非仅是在逃难中不便于著述而采取的折中方式,而是他经过认真考虑后的未来工作规划。尽管这三本译著最终只有《住宅问题》得以出版,但依然可以发现贾植芳在翻译文本选择上的某些考量。戏剧《幻灭》是通过爱情故事来对匈牙利当时的现实社会进行批判与控诉。翻译《尼采传》据贾植芳自己的回忆,则是源于“在某杂志上读到布达佩斯大学某教授的论文,他认为尼采以后,知识界人染上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气氛,一种精神病症,直至今日不衰”。贾植芳并不同意将问题的症结归于尼采,而是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尼采所生活的那个现实世界的精神统治”。但如果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在指出问题根源后,贾植芳的真正意图是要从尼采身上获得启示和警醒,从而返回自身,探求新一代知识人自我更新与超克的方式,他说:“在我们新一代的知识人,在与时代和人民结合中,在他的精神的苦斗中,是踏过了尼采的痛苦和克服工夫战斗了过来的。‘许多人都可以我为标本作引导,达成一种更高尚更光辉的更尊严的生命’,所以在尼采的影子中含有我们自己的面像,或是欢快的胜利以后的回忆,或是面临新生时的痛苦诀别,或是正还在个人的监狱中的苦战和恶斗……”

如果说,《尼采传》是翻译给新社会知识分子的启示录,那么,《住宅问题》则是贾植芳试图通过翻译为彼时旧中国民生乱象、住房矛盾尖锐等现实问题寻找到的新的社会发展方向和参考方案。《住宅问题》是恩格斯批判改良主义、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献,其核心批判对象以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为主,同时一并批判资产阶级改良派,阐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化解住宅困境。而贾植芳翻译《住宅问题》的1949年初,“青岛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街面上也凌乱肮脏不堪,与我记忆中的青岛恍如两个地方……平津、淮海两大战役正进入高潮,北方的难民往南逃,南方的难民往北逃,都拥塞在青岛”。面对上海、青岛的城市生活、住宅现状与新的建设要求,可供参考的城市制度、住宅规划、经济和人口等研究确实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陈思和手绘贾植芳先生漫画头像(作者提供)

通过对贾植芳1948年9月出狱之后的工作实践的梳理及讨论,可以看到其状态已完全不同于初到上海时期热衷公共交往的流浪文人状态。从上海到青岛再返回上海,恰是新的时代来临的前夕,作为有所感知、有强烈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在新的时代的感召下,努力实现自身的转变,并将这种转变真诚且积极地投入、汇流到新的社会变革中。因此,无论是散文集《热力》在“极期”张力中那份难以抑制、澎湃而出的热力,还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以历史为参照系,以理性分析来提供历史、社会、经济发展可参考的路径,抑或借由翻译给知识分子与现实中国以启示与借鉴,都是在为“新”愿景的实现而作种种切实的努力。如果再多作一层细致辨析,一个清晰的图景就会在眼前展开:以上无论是写作、著述还是翻译,贾植芳所涉均不止于文学范畴,而是广泛触及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城市和人口研究等领域。如果从学科意识这一层面来看,或许会让我们遥想起更早以前的严复,那时他也正是通过翻译《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来建立现代早期人文学科的基本方向与意识雏形。而作为从社会活动中走来的流浪型文人贾植芳,尽管在身份和时代境遇上都不同于严复,但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之际、在完成自我身份转换的过程中,也何其相似地从不同的学科意识和内容层面来进行着自己的实践探索。这种身份的转变和知识工作方式的变化,不仅汇入时代的洪流、上海城市的革新之中,也为贾植芳后来的学院工作作了最初的准备。

“人”的问题:社会之心与文学之心的辨析

通过对1946—1949这三年间贾植芳在上海的城市生活轨迹、文学艺术公共交往和活动的展开,以及个人写作的综合考察与分析,可以看到,他在将自己融入上“海”的洪流中的种种努力、探索与改变。如果说前文主要在分析贾植芳的变化,即从流浪文人到新知识分子的转变,特别是其创作从批判旧时代转向以文艺的方式参与新建设,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在这个身份转变与知识实践转向的背后,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部分是贯穿贾植芳全部的生命与写作实践过程的呢?

贾植芳和胡风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关键性问题,我们不妨先引入贾植芳和胡风两次关于社会/文学之辩。贾植芳在1948年出狱后到胡风位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的家中看望,胡风彼时正在全力写作《论现实主义的路》,以此进行自辩和参与论争。贾植芳后来回忆过当时的情形:“(胡风)手不停笔,口不离烟,彻夜不眠地工作,嘴唇因为抽烟的缘故都发白了。一次我坐在他书桌对面,他写一张,我看一张,一口气把这部稿子写完。我对文章的内容没有什么意见,不过对他在文章后附记中涉及的一些具体人事,劝他用语婉转一些,可以用商榷的态度来讨论理论问题,不必太‘尖锐’。”从这一段描述可以看出贾植芳对胡风积极参与这次论辩的态度和他所选择的处事方式。对于为何不必太“尖锐”,贾植芳是如此解释的:“胡风是个十足的书生,考虑问题比较单纯,我因为抗战以来一直在政治、军事圈里打滚,有些方面比他看得复杂……”将胡风视为纯粹的文人书生,而视自己为社会中人,这是贾植芳将自己与胡风比照之后所认为的二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也正是这样的区别,促成贾植芳与胡风之间关于文学/社会的不同理解与实践方式。贾植芳在翻译工作上的思虑和选择是多年的社会阅历使然,而他此后在翻译上的投入和胡风对朋友建议的未接受及对翻译的不重视,也正是二人所秉持的社会之心与文学之心的根本差异的显现。

第二次发生在两人之间的社会/文学之辩,隔着历史的风云更使人感慨,同时也将二人对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分歧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胡风曾表达过对贾植芳到上海后未能全心写作的惋惜之情,在胡风看来,贾植芳丰富的社会经验、广阔的见识如果不用于写作,是未能发挥其作用的。在这段时光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后,贾植芳读到胡风的回忆录时,对于胡风的惋惜也给予了正面而直接的回应:“胡风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与他对人生意义的看法不完全一样。胡风是纯粹意义上的诗人、文学理论家,他热爱文学,视文学为生命……而我在当时并不把文学创作视为职业,也从未认定去当专业作家那条路,我关心人生社会甚过文学……我始终把它看作业余爱好,只是把它看作自己人生感受的一种记录,它的第一义的意义仍在人生社会本身。我不是为创作而体验生活,而是由生活走向创作,生活对我来说是第一义的,创作是第二义的。”这段话里,贾植芳明确地指出胡风是“视文学为生命”,而自己则是“关心人生社会甚过文学”,这段透彻的自我剖白划出了二人最本质的区别:胡风是文人,全身心地投身文学的世界;而自己是革命者,是社会中人,关注的始终是现实人生。更进一步说,胡风所倡导的文艺观以及创作实践是要通过文学来理解、把握时代与社会,从而发现问题与病灶,以此来实现对“人”的改造,特别是要求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以自我战斗和自我成长来实现超克;而贾植芳要做的实则是在现实社会中发现“人”与记录“人”,并非要给出方案去实现对“人”的校准。自然地,这一“生活第一义、创作第二义”的观念也反映在如《人生赋》《人的悲哀》《剩余价值论》等小说创作之中。这一观念让贾植芳的小说更亲近鲁迅而非胡风及他身边的青年作家路翎等人的创作风格。通过辨析二人的身份认同、对社会/文学的理解以及所形成的文艺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差异,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从文学之心看社会的胡风,他所执着的是在文学世界中对社会与人的一份更高、更为纯粹的要求;而从社会之心看文学的贾植芳,他所秉承的是由社会经验出发对人的理解与容纳,显示了一种肩挑文学内外的通达。

有了这份对“从社会之心看文学”的深层理解,我们还须沿着这样的思考进一步去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贾植芳所关注的人生、晚年一直提到的“把‘人’字写端正”的这个“人”,究竟是指什么,应该将之放在何种脉络、语境和意义上去把握与践行?在大时代转折点和新城市建设期,贾植芳着力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经济问题、城市建设与民生问题、历史哲学问题,说到底,他在根本上关心的是“人”的问题,即“人”在新的时代即将展开、新的社会需要发展的时刻的生活问题。在现代早期,严复通过大量翻译人文学科的著作(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等)所着眼的同样是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人”的问题,希望通过建立现代人文学科与人文意识来改造国民性,塑造具有现代意识的“新人”。那么,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贾植芳,其观念和践行中的“人”与严复所提倡的具有独立精神与现代意识的“人”的区别在哪里呢?

《贾植芳全集》

在给《学生新报》所写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年的文章中,贾植芳写道,“我们还得用战斗去纪念‘五四’的战斗”“以鲜血纪念‘五四’所流的鲜血”。贾植芳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与感召下读着鲁迅作品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在1930年代投笔从戎,同时因写稿、投稿而逐渐进入左翼文学阵营。据他回忆,1937年,他在日本东京内山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第一辑《二三事》,书名取自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编辑风格与撰稿阵容让他认定这是坚持鲁迅传统的左翼进步刊物,于是将描写自己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入狱体验的小说《人的悲哀》投去,小说很快刊出,并收到了编者胡风的来信和稿费。因此当1947年贾植芳在给《学生新报》写《给战斗者》一文时,对于时代的要求与对于“人”的理解,既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也有身为左翼文人对新的时代要求和新的责任使命的感知,也就是说,他对“人”的理解始终贯穿在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之中。只是对于贾植芳而言,“人”的问题并不止于此,这个“人”除了贯通在历史变化和思想意识的流脉中,更蕴涵在他丰富的社会现实经验和人生阅历里,超越了对“人”的观念性的理解,是一个有血有肉、具体且真实的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有温度、有热力的“人”。而这种对“人”的感受、记录和深刻的理解,携带着历史的波澜与激荡、社会的实感经验,也将“五四”、救亡、普通人的生活与遭遇、朋友间的道义、个人的命运、新的建设与愿景、城市生活与岗位意识都涵容于其中。这样一种从社会之心看文学、从历史意识与现实人生来理解“人”的方式,不仅让贾植芳保持着与时代、社会的紧密联系,也使之将这种紧密的联系深深扎根于上海这座“海”一样的城市及其生活之中。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贾植芳先后进入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从教并创建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1950年代,他主要从事俄语文学教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并积极参与课程体系改革、编写教材、培养学生。这些方面,与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刚到上海之后那三年中的知识工作与实践探索是相接续的,这一点尤为体现在翻译工作、学科构想,以及二者与时代、社会的密切关联之中。新时期之后,贾植芳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同时积极推动编辑和出版工作,在其身边围绕着一批年轻的学生、作家、编辑与出版人,他也成为一个完全的学院中人。但贾植芳晚年却仍对其学生陈思和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是一个作家,要在社会中去创作。”贾植芳身处学院、身为知识分子,却能做到不为其所缚、所困,这是因为他始终能从宽阔的社会层面、通达的知识视野进入文学,也能在广阔而真实的社会现实中去理解“人”、关切“人”,感受与尊重“人”的实感经验和生活力量。也正是这种从社会与实践中发展来的“人文意识”,使贾植芳能一直坚守他的民间岗位,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是尤为重要的。

1997年,在贾植芳先生家(前排左起:李欧梵、贾植芳、山口守、坂井洋史;后排左起:陈思和、宋炳辉、张业松、宋明炜)(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