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财者的“爱情”
曾有一篇颇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介绍乾隆朝大贪官王亶望的三个妾。王氏任甘肃布政使时，侵吞国库白银数十万两，酿成了一场大案。此前他在甘肃肃州道（肃州即酒泉，道是省级派出机构，道员正四品，高于从四品的知府，低于从二品的布政使、正三品的按察使）任上，宠姬吴纫秋因生子而卒，王亶望撰吴氏小传，泣诉断肠，遍邀官场同仁诗文唱和。文章还提及王氏另两个妾叶蕙心与卿怜，前者的信息也主要来自王氏悼亡诗的应和之作，后者则见于清人笔记，铺陈王家之奢靡与卿怜之得宠。
文末感慨：
读史的意趣，在于认知人性世情之错综复杂，非黑即白的评价是荒谬的。不管对吴纫秋、叶蕙心、卿怜，以及那些未见写到的妻妾，王亶望应都有几分倾心，有真情之挹注，却并非专一的。贪臣的爱情也是爱情，也曾拥有美好的日子，其生离死别的场景亦催人泪下；不专一的爱情也是爱情，就像《红楼梦》中见一个爱一个的宝哥哥，红学家借以作了不少文章，谁又能否认他的深挚志诚呢？
其实，文人自诩风流，搔首弄姿，小传也罢，悼亡诗也罢，往往都是套话。人性的复杂恰恰在于，判断是否“真情”，并没有那么容易。宝哥哥对林妹妹的“爱”，和对其他姑娘的“爱”，是一回事吗？王亶望的“爱情”，和贾宝玉的“爱情”，是一回事吗？笼统地将男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称为“爱情”，不无将复杂的人性简单化之嫌。
诚如作者所言，“贪”与“真情”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有力地彰显出人性的复杂。不过，难道“贪”是“贪”，“真情”是“真情”，在人性中了无相涉吗？莫非人性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袋子，能容纳不存在有机联系的一块块积木？
我们先来看一个春秋时期的故事。晋国的始封君是叔虞，周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春秋初年，晋昭侯将叔父成师封在了曲沃，号桓叔。其后曲沃势力日渐壮大，连续杀害了昭侯、孝侯等多位国君，最终桓叔的孙子成功篡位，即晋武公。武公的儿子是献公，献公立申生为太子。后来爱妾骊姬生子奚齐，献公为了改立奚齐为太子，逼死了申生。这发生在鲁僖公四年（前656）。
理解申生之死，至少需要追溯到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1）。这一年的《左传》记载：“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蔿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桓”即桓叔，“庄”指桓叔的儿子庄伯，两人分别是献公的曾祖父和祖父。所谓“桓、庄之族”，是指除武公一系外的桓叔、庄伯子孙，这些人势力颇大。献公非常担心，他的这些堂兄弟、堂叔父们会效法篡位的武公。于是大臣士蔿出了个主意：只要解决了其中的佼佼者富子，其他人都好办。他在献公暗中支持下，行离间计，从而达到了目的。
第二年，《左传》云：“晋士蔿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晋侯曰：‘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除掉富子是第一步，接下来士蔿故伎重演，杀掉了群公子中另外两个重要人物。
又过了一年，《左传》载：“晋士蔿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第三步是嗾使群公子自相残杀，彻底铲除游氏，并在聚这个地方专门给桓、庄之族余下的人筑了一个城邑。这下好了，瓮中捉鳖，被骗的群公子遭集体屠杀。此时距献公逼死申生，还有十几年。表面上看，这和申生之死毫无关联。
到了鲁僖公四年，《左传》云：
（骊）姬谓大（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齐姜是申生的母亲。祭礼完成后，申生给父亲送来了祭过的肉。骊姬一直在给献公吹枕边风，污蔑申生要篡位，献公早就动了杀机，但迟迟下不了决心。在肉中下毒是最后一根稻草。重耳、夷吾也是献公的儿子，骊姬将他们视为奚齐继位路上的绊脚石，两人只得选择流亡。
南宋吕祖谦评论道：
晋杀其世子申生，孰杀之？士蔿杀之也。杀申生者，实骊姬之谮，士蔿何与焉？士蔿开其隙，骊姬乘其隙也。
人有常言，皆曰子弟。子之与弟，相去一间耳。群公子之出于桓、庄者，岂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犹献公之从父昆弟也。士蔿逢献公之恶，反复诡诈，陷之于死地，使献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无惨怛不忍之意。其于宗族昆弟之间，既如此，何独难于其子乎？此所以来骊姬之谮也。
在《春秋》中，此事记作：“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孔子认定，晋献公是元凶。吕祖谦则指出，并未参与此事的士蔿才是头号帮凶，而非骊姬。
儿子与兄弟，是最亲的亲人。献公所杀的群公子，不是堂兄弟，就是堂叔父，尽管比不上儿子，但也是关系很近的亲人。士蔿逢君之恶，替他出主意，残忍地杀害了这些亲人。这等于替献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既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屠戮堂兄弟、堂叔父，一旦儿子成了眼中钉，有什么下不去手的呢？晋侯会在骊姬蛊惑下，逼死申生，是因为士蔿已经帮他撕开了人性中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对伯夷者，不敢论贿赂；对比干者，不敢论阿谀。骊姬虽嬖，苟非习见献公之残忍，亦岂敢一旦遽谮其三子哉！……使我不倡之，彼乌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乌得而继之？是故开献公残忍之心者，士蔿也……已开则不能复闭，已教则不可复悔。授贼以刃，而禁其杀人，世宁有是理耶！
没有人会试图说服伯夷接受贿赂，也没有人会劝比干向君主献媚。献公若是正人君子，即便受宠，骊姬敢在他面前污蔑他三个儿子吗？正是因为见识过献公屠戮亲人的凶残，她才有自信能让他上钩。若非士蔿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骊姬未必敢贸然尝试。学好难，学坏很容易。第一步最关键，一旦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就会以加速度越变越坏。潘多拉的盒子一经打开，就关不上了，刀锋所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亲儿子也不在话下。
孔子曾批评鲁国权臣季孙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即八队舞者，天子才享有的最高级别。周成王因周公之勋劳，特许鲁国祭祀用八佾。春秋后期，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季孙氏遂僭用八佾。孔子以为，季孙氏能忍心做出这样的事，还有什么不忍心做的吗？朱子引谢氏曰：“君子于其所不当为，不敢须臾处，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则虽弑父与君，亦何所惮而不为乎？”船山进一步解释道：“但欲自侈自大，以与公室相亢，则忍制其不宁之心而为之。于此而能忍也，则人臣之所以事君者，非力不可相亢，威不可相胁也，唯此心之怵惕不宁，不可忍而已矣，既忍矣，凡非所当为之事，亦孰不可忍乎？”常人看来，礼制上的僭越与弑君不可同日而语。而孔子认为，前者已经打开了通往后者的那扇门。臣事君以忠，关键是内心的敬，不如此不安心。一旦学会了压制内心的不安，“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礼制的僭越，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人臣弑君的野心，如果机会出现的话。这里描绘的从僭越到弑君的心路历程，与晋献公从杀桓、庄之族到逼死申生的心态发展，如出一辙。
吾尝考观晋国之本末，溯其流而寻其源，又知开祸端者非独士蔿，其所从来远矣。晋穆侯之二子，长则文侯，而桓叔其季也。同出于穆侯，而自桓叔以来，视文侯之子孙不啻寇仇，必锄其根而夺其国者，不过欲启子孙之业耳。殊不思杀文侯之子孙，是杀吾之子孙也！吾私其子而杀其昆弟，则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杀其昆弟矣。吾子之所谓昆弟者，乃吾之子也。吾始欲私其子，而终至于杀其子，尚得为善谋耶？然则桓、庄之族虽曰献公杀之，其实桓、庄杀之也。
追根溯源，士蔿还不是始作俑者。桓叔视哥哥的子孙为仇敌，必欲杀之而夺其位，不过是为了替自己的子孙开创基业。殊不知，残忍地杀害哥哥的子孙，就是在戕害自己的子孙。自己有私心，为了儿子杀害兄弟，儿子不会效尤，也为了儿子杀害兄弟吗？儿子的兄弟，不正是自己的儿子吗？桓叔、庄伯的子孙惨遭屠戮，罪魁祸首正是桓叔和庄伯。
桓、庄亲其子而仇昆弟，于一族之中分亲与仇，其私已甚；及献公亲奚齐而仇申生，又于诸子之中分亲与仇，可谓私之私矣。私日胜则心日狭，心日狭则毒日深，其末流安得不至此哉？……当献公灭桓、庄子孙之时，其心必谓是害既除，则申生可以享无穷之安也，岂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
呜呼！私生于爱，而害爱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爱者也。献公始私申生，至于尽灭桓、庄之族，以除其偪（逼），爱之亦至矣。曾未阅时，嬖于骊姬，遽移其爱于奚齐，其为奚齐而杀申生，即为申生而杀桓、庄之族者也。向之爱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爱，既可移于奚齐，则异时嬖宠奚齐之爱，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爱申生者不可保，今之爱奚齐者亦未可保也。然则徇私者，岂能真有所爱哉？
所谓“私”，不是指亲疏有别，而是贺麟先生所谓“专爱”：“专爱自己谓之自私，专爱女子谓之沉溺，专爱外物，谓之玩物丧志。”（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收入《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15年）桓叔、庄伯只爱自己的子孙，为了自己的子孙，仇视、杀戮兄弟的子孙，这才是“私”。而献公在诸子中又分出亲与仇，为了奚齐逼死申生，私心更重、更偏狭，可谓势所必至。当初为了巩固申生的君位，献公残忍地杀害亲人时，哪里会想到，日后自己会逼死申生呢？
贺麟著《文化与人生》
私心出于“专爱”，但私心恰恰会扼杀爱，“专爱”其实不是爱。献公“爱”儿子申生，为了他屠戮亲人，“爱”之不可谓不深。曾几何时，他对申生的“爱”转移到了奚齐身上，为了奚齐逼死申生，与当初为申生对亲人痛下毒手一模一样。对申生的“爱”，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呢？那么，他对奚齐的“爱”，有多牢固呢？一旦骊姬年老色衰，献公另有新欢，奚齐的命运又如何呢？出于私心的“专爱”，根本不是对他人的爱，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爱自己罢了。
卿卿我我未必代表“真情”，晋献公与骊姬一定也有过“美好的日子”。
《战争与和平》第六卷首版（1869年俄文版）封面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战争与和平》中有个配角：冷酷的多洛霍夫。他无法无天，蔑视一切秩序，以惊人的勇气与冷静著称。多洛霍夫是主人公皮埃尔的朋友，却和他的妻子勾搭，并主动挑衅，刺激从未摸过枪的皮埃尔向他这个决斗老手发出挑战。但在决斗场上，多洛霍夫意外失手，反而被胡乱放枪的皮埃尔击中。
养伤期间，多洛霍夫向另一个朋友、崇拜他的罗斯托夫敞开了心扉：“我知道大家认为我是个坏人。随他们的便！除了我爱的人，对任何人，我一丁点儿都不在意。但那些我爱的人，我爱到会为了他们献出生命，而其他人，如果挡我的道，我会掐死他们。我有一个热爱的、无价的母亲，和两三位朋友——你是其中之一，至于剩下的人，我只关心他们对我有用还是有害。”养好伤的多洛霍夫爱上了罗斯托夫的表妹、深爱罗斯托夫的索尼娅，求婚被拒后，他设下圈套，把善良的罗斯托夫骗进了赌局，让他输得倾家荡产。
多洛霍夫曾告诉罗斯托夫：他爱他，会为了他献出生命。那一刻，他是真诚的，他的确认为自己会为了罗斯托夫献出生命。但当索尼娅因为罗斯托夫拒绝他时，多洛霍夫发现，对于罗斯托夫，心中只有波涛汹涌的恨。他自以为的对罗斯托夫的“至爱”，经不起考验。
多洛霍夫是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对所谓爱的人之外的其他人的态度，其实就是他对整个世界的态度——只关心“对我有用还是有害”。他自以为的对寥寥几位爱的人的无限的爱，其基石是他们对他的无限善意与服从。存在两种自我牺牲，一种真的在意对方，一种只在意自己的表现。父母不会在人前宣扬，会为了子女牺牲自己。而坏人也会遇到自我认同危机，也渴望伟大——高人一等。所谓自我牺牲，只是自我肯定、自我颂扬，只是极端爱自己的表现。正因如此，一旦发生“冲突”，“至爱”立刻会变成至恨。
这提醒我们：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爱”，尽管表面或许相似。
有一种“爱”，其实只是色欲，“出自一种饥饿，求的是填饱——就像狼爱上绵羊”（柏拉图《斐德若》）。还没饱的时候，百般溺爱，恨不得把心掏出来，一旦餍足，则弃之如敝屣。
而真正的爱，是为对方着想，是设身处地体会对方的难处，是共同面对不幸，是对所爱的人的怪癖和缺点的包容，是信任与感谢，是痛悔自己造成的伤害，是原谅对方的伤害。这需要耐心、体贴与尊重。
当代思想家迪尔曼（İlham Dilman）指出，青春期的爱情，惊天动地，但其实是一种被动状态——完全被情绪控制，脑子里只有她，什么都做不了，仿佛生活在迷梦中。而一个成熟男人对妻子的爱，则是“主动情感”（active emotion）。大多数时候，对妻子的爱并不占据他的脑海，而是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行动中，体现在与妻子的共同生活中，体现在关心她、乐于和她在一起并分享生活的方式中。他与爱融为一体，这使他能够自由地学习、工作，或者去做一切应当做的事。正是这样的爱，让他变得温柔、体贴与宽容。从青春期爱情到成熟爱情的转变，需要经历考验。彼此要深入了解对方，学会解读对方的肢体语言，学会以积极向上的建设性方式替对方分担生活的重负，排解各种烦恼，学会吵架后反躬自省，才能真正相爱（Free Will: An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Love: Its forms, Dimensions, and Paradoxes）。
迪尔曼著《爱：其形式、维度与悖论》
美国学者莫森（Gary Morson）也认为，真正的夫妻之爱是平淡的（prosaic），没有激情澎湃、跌宕起伏的浪漫故事。《安娜·卡列尼娜》中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福。”莫森这样解读：“对于幸福的生活和幸福的家庭，没有戏剧可言。你要讲什么呢：‘他们醒来，吃早饭，没有吵架，上班，愉快地吃晚饭，并且又没有吵架’？”（《〈安娜·卡列尼娜〉的道德紧迫性》，龚天舒译）
王亶望对诸妾之爱，属于哪一种，史料不足，殊难断言。不过，人格是一个整体，尽管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会有不同表现。吕祖谦指出，晋献公从杀堂兄弟到逼死亲儿子，势所必至，其前提正是人格是一个整体。就金钱而言，王亶望是个非常贪婪的人，不惜以身试法，终于掉了脑袋（斩立决）。迪尔曼认为，贪婪是自我中心的一个典型表现。很难想象，一个大贪官，会无私地为所“爱”的人考虑。
正直与真情的关系，儒家有精辟的认识。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孟子·离娄上》）一般认为，孟子是说，子女不能堂堂正正做人，即便对父母再好，也谈不上尽孝，因为子女人品上的瑕疵，会给父母带来羞辱。船山的理解则更深刻：
守之而无为习俗所移、利欲所动，则耳目得有其聪明，心思得有其智虑，出处得有其持循，而身不失。身不失，则心无妄动而生理常存，以之事亲，必不至为外物之所迁而分其爱敬。……若因物而靡，随俗而流，虽有身而不能自主，则唯见外重而内轻，文虽具而质不存，而但修事亲之文，其能勿负此心以当亲心者，未之闻也。（王夫之《四书训义》）
王夫之
做人有亏，无非“利欲所动”，“为外物所迁”。这样的人，侍奉父母时也不可能杜绝外物诱惑，利令智昏，“不能自主”，尽孝只是虚有其表。只有在种种诱惑面前不动心的人，才能将注意力聚焦到父母身上，真正体察老人的心思与需求。进一步说，如果一个孝子会因为一时诱惑，对陌生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在更大的诱惑面前，他的孝也未必经得起考验。
或许在亡妾小传、悼亡诗中，王亶望确实倾注了真情，但这些情感恐怕非常脆弱，经不起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