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吃瓜欲”
袁枚仿效冒襄所编《同人集》的先例，将历年来友朋酬赠的大量诗文分类编排，汇辑为《续同人集》。在《文类》卷三中收有毕沅《答简斋先生书》两通，其中第二通提到袁氏在夏秋之际“遍历天台、四明诸胜。以杖朝之岁，作名山之游”，毕沅本人则忙于公务，“往来于潇湘、汉江之间，几三阅月。至七夕前，始旋鄂渚”。参酌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郑幸《袁枚年谱新编》等，可以推断该札当作于乾隆五十七年，毕沅正在湖广总督任上，而袁枚早就致仕闲居多年。此札原件现仍存于天壤之间，由马克主编、林锐整理的《清代名贤书札集萃》（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曾予以影印。略加比勘，很容易就能发现袁枚在结集时对原札做过不少润饰改易，最显著的一处变化是将信末附言悉数略去。遭到删汰的内容尽管只有寥寥三十余言，却涉及袁枚所撰志怪集《子不语》在早期流传时所引起的纷争。研讨《子不语》的学者迄今尚未注意到毕沅的这通信札，有必要稍事覆按寻绎。
兹先据影印本迻录该札最后的那段附言：“再，尊刻《续子不语》内载有敝友孙香泉病女之事，伊先已专启恳删，务乞俯从所请，是所至感。又及。”孙香泉即孙云桂，当时正在毕沅的湖广总督府中担任幕宾。毕氏信中提到的“孙香泉病女之事”，详见袁枚《续子不语》卷二《鳖精》条，说的是孙氏之女被鳖精纠集虾、龟诸怪反复骚扰，甚至约定时间，准备前来迎娶，家人为了驱除邪祟想尽各种办法，可非但无济于事，还屡受讥嘲报复，最后通过毕沅辗转请来龙虎山道士设坛作法，才好不容易将鳖精等降伏。莫名其妙闹出这些事端，显而易见会大损闺阁清誉。没想到袁枚闻知此事后居然毫无顾忌，将孙氏女遭祟后喜怒无常的狼狈以及全家人遇事时手足失措的惶惧，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袁枚是乾嘉文坛公认的领袖人物，其《子不语》和《续子不语》相继付梓后也风行一时。不难想见，孙家发生“精怪作祟”之事，势必随着小说的广为流播而喧腾众口。由于袁枚的不少著作在不同阶段刊刻时常有增删改易，倘若此书于再次刷印前能够删去这则内容，倒是可以亡羊补牢，尽可能消弭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惴惴难安的孙云桂为此专程致信袁枚，恳请俯允，又唯恐自己身微言轻，于是再拜托与袁枚交谊深厚并亲历此事的幕主毕沅出面，代为陈情斡旋。
不过，现在看到的《续子不语》中仍然保存着这则《鳖精》，而且开篇就直截了当点明事主的身份是“吴县孙香泉女”，孙云桂当日所做的诸多努力显然都已付诸东流。这倒并不是袁枚在刻意刁难，乃至不顾及私交甚笃且位高权重的毕沅的情面。因为在《子不语》的撰著过程中，类似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该书卷三还有一则《李香君荐卷》，讲述其友人杨潮观在担任同考官时，梦见明末清初秦淮名妓李香君前来请托，醒后遂大力举荐原本已遭黜落的侯朝宗之族裔登第上榜。袁枚对这桩奇遇很感兴趣，在《随园诗话》卷八中也兴致勃勃地讲述过一遍。然而据袁枚《答杨笠湖》（《小仓山房尺牍》卷七）后所附杨氏来函，杨潮观对此却是勃然大怒。他在信中自称读到《子不语》里的这条记载后“为之骇然”，认为书中无端把他与妓女牵扯在一起，令自己显得“佻𠉂下流”，简直就是在“诬蔑旧交”；随即厉声质问，“不知有何开罪阁下之处，乃于笔尖侮弄如此”；并希望袁枚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务即为劈板削去”，以维护其清白声名。孰料袁枚收到信后竟然毫无歉疚之意，回复时轻描淡写，直言“《子不语》一书，皆莫须有之事，游戏谰言，何足为典要”，反过来还责怪老朋友太过迂腐，将小说家言“当作正经正史，一字一句而订正之”，岂不是在自寻烦恼？甚至还振振有词地驳斥道，“凡仆所载，皆足下告我之语，不然，仆不与足下同梦，何从知此一重公案耶？”——明明是老兄你自己沾沾自喜，到处向人夸耀标榜，我不过照实直录罢了。这倒是和《李香君荐卷》条中所说的“杨自以得见香君，夸于人前，以为奇事”云云桴鼓相应，索性直接说破对方此番兴师问罪纯属无事生非。杨潮观与袁枚订交数十年，论年纪还略长数岁，可袁枚宁可冒着割席断交的风险，也不肯稍作退让，足见他在处理这类事务时完全一视同仁，并没有倚老卖老，故意令孙云桂难堪。
袁枚所述杨潮观梦遇李香君的经历，原本就来自杨氏的自我吹嘘。据此推想，他笔下孙氏之女的遇祟始末，恐怕最初也源于孙云桂本人或是卷入此事的毕沅的陈述，绝非恶意诬枉构陷。同样身为毕沅府中幕宾的钱泳，在其《履园丛话》卷十六《精怪》类中也有一则《鳖精》，所述情节与《续子不语》大体相仿，想必同样是从孙云桂本人甚或幕主毕沅那里听闻得来，只是碍于情面，闪烁其词地称此事发生在“幕友某君”家中，而没有直呼其名。可见即便没有袁枚的推波助澜，这件事情在当时也早已流传开来了。
孙云桂和杨潮观都不满意《子不语》中的记载，因而或是婉转商请，或是径直抗议，可惜并没有盼来预期的积极回应，最终均不了了之。今人固然可以由此指责袁枚在待人处事时缺乏共情，不能设身处地体谅他人的困窘尴尬，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同类事件背后其实还反映了他撰著小说时的独特宗旨。他在《子不语序》中坦言自己没有常人的一般嗜好，“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在《答赵味辛》（王英志《袁枚全集新编·零散集外尺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中他再次重申，结撰此书不过是“妄言妄听，一时游戏”。此书在正式刊刻时，作者署名也饶有深意地题作“随园戏编”。与此同时，他在《与裘叔度少宰》（《小仓山房尺牍》卷二）里说起准备将《子不语》寄呈对方，“依然灯下丛谈，定当欣畅”，预料此书必然会给友人带来欣喜。钱琦在《曾记五章寄简斋太史》（《续同人集·寄怀类》）其五中则回忆起与袁枚把盏畅谈时的情景，“对酒谈心恣快论，挑灯说鬼费冥搜”，自注里说“君博采神异事，制《子不语》”，看来确实从这些志怪故事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和餍足。凡此种种，都说明袁枚在编撰《子不语》时完全抱着自娱且娱人的轻松心态，下笔时不过姑妄言之，希望读者也能姑妄听之，更何况书中所述并非凭空捏造，即便是当事者本人也不妨一笑置之，何必为此焦躁不安。
书缺有间，在看到毕沅信中郑重其事的嘱托后，袁枚当时究竟是如何回复的，已经无从深究了。不过在编排《续同人集》时，他若无其事地将这段附言全部删去，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