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格丹诺夫科幻小说《红星》中的集体主义乌托邦与历史哲学观
内容提要 本文以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的科幻乌托邦小说《红星》为研究对象，将《红星》置于俄国乌托邦文学与科幻文学的发展语境中，与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科学纲要》《经验一元论》等理论著作进行对读，试图讨论《红星》如何通过火星社会、生命与生产组织构想，展现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科学理论与集体主义理念，小说中的集体主义社会寓言又如何回应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俄国思想界关于进化论、一元论与技术现代性的思考，演绎作者关于文明发展的历史哲学观念。本文认为，《红星》是波格丹诺夫借助火星寓言展开的一次关于文明组织形式与历史发展路径的思想实验，这部作品对后来苏联科幻小说和乌托邦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波格丹诺夫 红星 科幻 乌托邦 集体主义 组织科学
1911年，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新的中世纪：关于俄罗斯与欧洲命运的思考》一书中写道：“我们过去对乌托邦往往关注太少，甚至完全不予理会，并带着遗憾说它们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如今情况恰恰相反——乌托邦似乎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容易实现。”此语精准地捕捉到了20世纪头十年渗透于俄国文化生活中的乌托邦精神。19世纪末，俄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城市无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这些积极因素与世纪末意识、日俄战争前后的社会政治危机以及第一波革命浪潮发生反应，促使乌托邦想象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广为流行。被称为“第一部布尔什维克乌托邦作品”的小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原姓马利诺夫斯基）的《红星》（1908）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波格丹诺夫与《红星》英译本1984年版封面，图片来源：Bing
《红星》的故事设定在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主人公是27岁的地下革命工作者列昂尼德。火星社会为了解地球文明，派遣工程师门尼作为火星科学界代表来到地球，寻找一名能够理解并在地球上宣传火星社会主义制度的使者。他最终选中了兼具革命运动经历与科学研究经验的列昂尼德，邀请他一起前往火星。在旅途中，列昂尼德结识了火星医生内蒂和化学家列塔，后者在一次飞船事故中为了救列昂尼德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登陆火星后，列昂尼德见证了一个物质与技术水平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货币和市场的社会。他与内蒂相爱，也尝试参加火星工厂的劳动，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难以适应火星社会高度理性和完美协同的组织生活，并开始出现视听幻觉，情绪也屡屡失控。此后，他偷听了火星图书馆的会议录音，得知火星社会正面临自然资源枯竭的危机。火星人为此建立了殖民委员会，科学家斯特尔尼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殖民地球的应对方案，并主张彻底灭绝具有侵略性的地球人类。而内蒂则慷慨陈词，为人类的价值、人类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辩护。会议主席门尼从资源与技术条件出发，主张在金星建立一个规模较小的临时殖民地。经过讨论，与会者最终通过了门尼的建议。从会议录音中，列昂尼德还得知主张消灭地球人类文明的斯特尔尼是内蒂的前夫。在文明自尊、私人情感和心理疾病的多重刺激下，列昂尼德冲动地杀害了斯特尔尼，因此被遣返地球。小说结尾，列昂尼德在地球革命战斗中负伤，被送至老战友维尔纳医生所在的医院。列昂尼德将自己记录火星见闻的手稿托付给了维尔纳，请他整理出版。不久，内蒂重返地球将列昂尼德接走，两人从此下落不明。
从文学类型上来看，《红星》既是一部具有明确政治表达意图的乌托邦小说，又是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它体现了这两种体裁在俄国本土的融汇，也反映了西方同时代创作的影响。早在18世纪，俄罗斯作家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夫-马蒙诺夫便在其小说《贵族哲学家：一则寓言》（1769）中将乌托邦叙事与科学幻想融为一体。小说讲述一位隐居庄园的“贵族哲学家”在领地中建构太阳系模型，这一模型中的“行星”上的社会形态各不相同，以此影射现实中的各种国家制度，寄托作家本人的理想。《贵族哲学家：一则寓言》将乌托邦想象从地球拓展至宇宙空间，这是日后波格丹诺夫等作家以地外空间作为社会实验场的寓言写作模式的先声。在波格丹诺夫的创作时代，一些兼具社会主义倾向和技术视角的西方乌托邦小说正在俄国流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1888）和H.G.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1905）。如果说波格丹诺夫参与的社会民主工党活动与1905年俄国革命为《红星》中的乌托邦构建提供了现实基础，那么《回顾：2000—1887》等乌托邦小说则提供了文学范例。贝拉米笔下由国家管理的“工业军队”、威尔斯笔下依赖专家与技术人员的“世界国家”与《红星》中的火星社会有着显著的相似。这些作品都展现出对于科学组织和技术管理的信念，认为人类可以借助理性工具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矛盾并创造新的社会形态。
从科幻文学的视角看，关于地外空间的文学想象脱胎于19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发现与传播：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在1861年讨论了在其他行星上存在智能生命的可能性，而米兰天文学家斯基亚帕雷利于1877年宣称他在火星上发现了线状结构并称之为“峡谷”，该词在英语中被错译为“运河”。在罗威尔等科普作家的推动下，这些线状结构被大众想象为类似1869年建成的苏伊士运河那样的大型人工工程，从而促成了火星存在智慧生物和高度文明的猜想。在波格丹诺夫创作《红星》前后，火星智慧生命的形象已是科幻小说中的常客。“火星人故事”中最著名的当属库尔德·拉斯维茨的《在两个行星上》（1897）与H.G.威尔斯的《世界之战》（1897—1898）。这两部作品都以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情节隐喻帝国殖民进程。在世纪之交的俄国，出现了以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宇宙主义思想家，宇宙主义学说强调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与创造功能，将人视作宇宙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人自身便包含着一个“小宇宙”，并且将人的完善与宇宙的进化视作一个相辅相成的进程。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人即是世界，但只是部分性的世界；不是宇宙，而是小宇宙；不是整体，而只是伟大整体的部分与反映。”
《红星》诞生于1908年——距离“流血的星期日”与失败的1905年俄国革命仅仅三年时间。沙皇专制统治虽然遭到打击，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依旧前途渺茫。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中心远在巴黎，而波格丹诺夫本人在党内正面临被排挤的处境。另一方面，1908年的俄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初始阶段，科技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均落后于西方国家，许多乡村与偏远地区尚未通电，而电话这样的新型通讯设备更是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型城市部分居民的奢侈品。有感于祖国方方面面的落后，波格丹诺夫借助乌托邦文学的空想结构和来自科学发现的新奇原料，在小说中建构了远超其时代状况的社会主义世界。但是，《红星》中的乌托邦显然不只是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空想”，也不同于本雅明对乌托邦所作的定义——“向历史露天空间的跃入”。对于波格丹诺夫而言，“布尔什维克乌托邦”这个概念恐怕存在着内部的悖论。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写的那样，空想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是认为仅仅通过揭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就可以推动历史发展、塑造新的世界，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是“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可能也是《红星》的续作《工程师门尼》以“幻想小说”而非“乌托邦小说”为副标题的原因。波格丹诺夫在《工程师门尼》中写道：“乌托邦所表达的是那些无法实现的追求，是不足以克服障碍的努力。”在这一层意义上，《红星》可以看作波格丹诺夫对乌托邦精神与科幻小说所推崇的科学世界观的调和。它同时也体现了俄罗斯科幻小说的某种“人文化特点”：与布鲁诺·拉图尔等人所提出的“技术科学”形成对比的是，俄语中的“科学”一词在现代日常使用中包含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从这一意义出发，“科学幻想”的对象便不仅是某种特定的科技现象及其影响，还包括了特定历史哲学体系所预设的世界改造。
《工程师门尼》，图片来源：Bing
小说《红星》并非单纯的革命幻想或社会空想，而是波格丹诺夫以火星寓言为框架展开的一次关于文明组织形式与生命发展路径的思想实验。在小说中，作家借火星之名构建了一个以1905年革命后的俄国社会为起点，以无产阶级革命为起源的集体主义新世界。在波格丹诺夫笔下，“乌托邦”并不意味着对于现实泥淖的逃离，而是他的历史哲学观所预设之未来的趋向。本文通过将小说与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科学纲要》《经典一元论》等理论著作对读，聚焦小说中的社会构想，分析小说所蕴含的社会寓言，进而讨论这一寓言的历史哲学基础，评述这部作品之于后世的苏联科幻小说与乌托邦思想发展的意义，从而展现《红星》在波格丹诺夫创作乃至俄罗斯科幻乌托邦文学中的代表性与独特性。
一、输血管与流水线：《红星》中的集体主义社会寓言
科幻小说作家只是波格丹诺夫的一个次要身份，在20世纪初的俄国政治、文化、科学领域，波格丹诺夫都曾扮演重要角色。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的早期成员之一，是曾受到列宁赞扬的《经济学简明教程》（1897）的作者；他于1906年创立了“经验一元论”哲学体系，并在1917年后成为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领导者；他早年在哈尔科夫大学接受医学教育，后在俄罗斯多地行医，1926年创立了苏联血液学与输血研究所。由于与列宁在理论观点上产生分歧，波格丹诺夫在1909年后主要转向文化事业建设与哲学著述，他的哲学抱负集中体现在被其称作“组织科学”的理论体系中。这套理论综合了马克思主义、恩斯特·马赫等人创立的经验批判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勒沙特列的化学理论等不同领域的知识理论，强调“从组织的视角来研究任何现象”。波格丹诺夫认为，大自然中的事物——从原子的构造、太阳系到人类的大脑——遵循相同的组织原则，而在向自然学习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出了对“集体有效活动的管理”。虽然波格丹诺夫在20年代才正式提出“组织形态学”理论，但这一理论中关于集体组织的重要见解在其早期著作《经验一元论》（1905—1906）中已然显现，而《红星》中的新世界同样也可看作作家理论体系在文学作品中的预演。
与拉斯维茨、威尔斯等人的火星小说相比较，《红星》继承了火星叙事中的殖民问题，但将其纳入了乌托邦叙事框架中。小说从一开始便展现出经典的乌托邦叙事模式：火星稀薄的大气层下呈现出一个理想社会的形态，而地球人前往火星的旅程则成为了解这一社会的契机。在列昂尼德飞往火星的旅途中，内蒂向他说明了火星世界与处于斗争和分裂状态的地球之间的根本差异，提到火星社会是“由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组织”的。当飞船接近火星时，列昂尼德发现火星地表植被是红色的，便将其识别为社会主义的象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旗帜的颜色，我应当学习适应你们的社会主义自然。”可以说，列昂尼德是怀着对火星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与期待踏上这个神奇星球的。
在向列昂尼德介绍火星社会的基本特征时，内蒂将火星社会的个体比作一个个“庞大有机体中的小细胞，每个细胞中都生活着整体，并以整体的方式进行生活”。这一“整体的方式”体现在火星人的语言文字、居住环境、经济模式、文化体验等各个方面。在语言方面，由于火星特殊的地理条件——缺乏地理屏障与重力较弱等因素，火星上的各个部落从文明早期就开始广泛交流，并最终发展出全星球通用的语言和统一的文字。如此，火星人之间可以达成深刻的相互理解，所以日常交流趋于简化，人与人之间没有虚伪的客套。在居住空间方面，由于火星早已消灭了小农经济并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工人们集中居住在修建于公园中的“工厂城镇”里。城镇的核心建筑是深埋地下的巨大实验室，而地上部分则散布着数百座住宅、集会大厅、消费品仓库和通讯站。火星人住宅的屋顶和墙壁都由透明玻璃构成，玻璃一方面具有实用功能——不同的玻璃色彩被认为可以调节人在工作与休息时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玻璃也象征着火星社会的高度公共性与开放性。经济生活方面，火星社会完全消灭了私有制，劳动被视为个体的自然需求；消费品完全免费，人们从仓库中按需取用，不需要使用任何劳动凭证或货币来交换。文化生活方面，科学和艺术作品被视为全体社会的共同财富。在艺术博物馆中，列昂尼德看到了火星人从纪念个人英雄到纪念集体成就的转变：“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代，火星人会为他们的伟人立纪念碑；而现在，他们只为伟大的事件立碑——例如，第一次尝试到达地球而以探险者牺牲告终的事件、消灭致命传染病的事件或发现所有化学元素分解与合成规律的事件。”
由此，波格丹诺夫勾画出了火星世界的总体特征——集体主义。而火星的集体主义社会是火星人类借助技术文化进行自我改造的成果。这一改造首先体现在火星人的生命组织过程中。在集体主义观念的引导下，他们有意识地重塑自己的身体与心智，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类型。从生命表征上来看，火星人从心理到生理都表现出高度的趋同。在生理上，他们虽然具有两性差异，但在外观与穿着上却表现出性别模糊的倾向。主人公列昂尼德初识内蒂时，就误以为她是男性。所以当列昂尼德发觉自己对内蒂产生了爱意时，认为这份感情是“奇特”的。在心理上，火星人类发展出了比地球人类更高的注意力和更强的耐力，能够更有效地相互理解和协同工作。列昂尼德在参观“儿童之家”时，发现火星人普遍实行混龄教学，还十分注重各种社会文化场景中的直观体验，认为这有助于孩子快速接收整个社会的经验。
火星生命组织最极端的体现，是他们的“血液交换制度”。在参观医院时，列昂尼德了解到血液交换是火星上用以优化个体生命质量的一种普及技术。内蒂向列昂尼德介绍道，有机体之间的互补是自然界的法则之一，而火星人实现互补的方式就是共享血液，“通过使用特殊器械连接两个个体的血管，使他们的血液实现同步循环”，从而使年长个体更新生命力而实现年轻化，而年轻个体也可以获取他们所缺乏的元素。当列昂尼德问道，为何地球人从未想过集体实践这一方法时，内蒂解释这可能与地球人血液中携带较多疾病有关，但“也许，这仅仅是由于你们那种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心理所致——它使人们彼此之间如此深刻地隔绝，以至于生命融合这一思想对你们的科学家来说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在火星上，个体生命的概念溶解于输血管所联结的集体网络中，波格丹诺夫以文学手段实现了他理想中的“生理集体主义”。
波格丹诺夫的“生理集体主义”不仅是一种乌托邦假想，更是他亲身实践的项目。对于兼具医学工作经验与哲学抱负的波格丹诺夫而言，这一项目为他提供了结合两项事业的契机。在发表《红星》一年后，波格丹诺夫编纂了一部题为《集体主义哲学纲要》（1909）的专刊，他本人为此专刊撰写了两篇文章，并在第一篇中使用了笔名“维尔纳”，这正是《红星》中列昂尼德的医生朋友、其手稿出版者所使用的笔名。此后，波格丹诺夫持续发展自己的“血液移植”计划。1910年，他用法语撰写了一篇题为《血液移植：交换方法》（1910）的文章，详细论述了输血技术的理论基础与应用方法。1921年，他赴英国学习医疗技术，后撰写了一篇题为《论生理集体主义》的研究报告，对现代输血医学实践经验作了系统性阐释。他计划在此基础上建立苏联的临床输血体系，并将这一事业提升到“为生命力而进行的集体斗争”的宏大任务中。这些理论积累的最终成果便是他在1926年建立的苏联血液学与输血研究所，而他本人为这项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研究所实施的第十一次输血实验中，他因溶血性输血反应去世。波格丹诺夫对于“血液交换”的兴趣一方面与他对实验医学领域相关成果的关注有关，其中包括德国生理学家埃米尔·冯·贝林关于白喉“血清疗法”的研究，以及俄国生物学家伊利亚·梅契尼科夫和德国细菌学家保罗·埃尔利希所提出的免疫理论；另一方面，他对于老龄“年轻化”的浪漫设想也受到了19世纪俄国宇宙主义哲学家费奥多罗夫“共同事业”思想的影响，后者也同样提出了人类重塑肉体乃至复活生命的理想，并像波格丹诺夫一样相信这样的“共同事业”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实现。《红星》中的火星医院场景虽然并未提及20世纪初的一些重要血液学理论（如兰德纳对于ABO血型系统的发现），却反映出波格丹诺夫对于输血技术的专业兴趣由来已久，并从一开始便将这一技术的伦理内涵与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相绑定，将人体的进化与社会的进步视作两个彼此促进的过程。
集体主义社会改造的理想也呈现在火星人的生产组织中。工厂是列昂尼德在火星上参观的第一站，后来他还进入服装工厂体验了火星的工作模式。在工厂里，列昂尼德见证了火星工人与机器的完美协同：
上百名工人自信地在机器之间穿行，他们的脚步与声音都淹没在那片声浪的汪洋之中。他们的脸上没有紧张或焦虑，只有平静和专注；他们看起来像是好奇的学者、冷静的观察者，似乎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毫无关系——他们只是感兴趣地注视着一切：巨大的金属块在透明穹顶之下的铁轨平台上漂浮着，被那些黑暗的巨兽以钢铁之臂紧紧抱住……这一切似乎十分自然：其他的巨兽并不触碰那些在它们之间放心地漫步、眼睛又大又亮的小小观察者——那只是对弱者的蔑视，是一种视猎物为太过渺小、不配巨人之威力的默许。人类柔弱的头脑与机器坚不可摧的器官之间的那些连线，在外人看来是那样难以察觉、几不可见。
在完全自动化的、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流水线上，工人几乎成为生产的旁观者，通过看不见的“连线”与机器实现无声的交流，人与机器的关系成为生产组织的中心。这一工作模式的维持有赖于一个被称作“中央统计机制”的机器，它能够汇总统计局人员上报的信息，实时生成每种商品的供需关系，并根据工人状态与技术的变化持续更新数据以调节整个生产过程的走向。在工厂中，技术人员向列昂尼德展示了这台机器：“技术人员……带我们走向一座小型立方体建筑。它位于中央主楼和一座角楼之间，这样的建筑还有三座，布局都一模一样。它们的黑色墙面布满一排排亮白色标记——其实是劳动统计表。”如此看来，《红星》中火星工厂的组织形态已经超越了罗伯特·欧文在新拉纳克棉纺厂实践的对工人权利的保障以及工人福利待遇的改善，也超越了查尔斯·傅立叶设想的法伦斯泰尔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共享社会服务、按照兴趣劳作的社会关系。波格丹诺夫没有将工人改造为如《大都会》中所展现的无个性、无创造力、无自主意识的机器；火星工厂中的机器也不同于温德姆·刘易斯等现代主义艺术家笔下那种裹挟、改造和管控人类、使人异化的形象。在消灭了阶级关系和专业分工的火星社会，工人的劳动完全出于自愿，劳动者能够自由改换职业并胜任多种工作，劳动本身是他们体现社会尊严、履行责任的途径。在波格丹诺夫的眼中，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劳动属性决定了人与机器的关系既不是带有压迫意味的主仆关系，也不是自动化、重复性的人向机械趋同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融入、协同组织的共生关系。
这种原始赛博格式的理念体现了20世纪初俄国社会对于工业组织方法的高度关注，以及由技术乐观主义主导的总体氛围。在世纪初的俄国，泰勒主义因强调控制、效率和精确而广为流行，以至于扎米亚京的《我们》中的主人公Д-503专门对泰勒表达了崇拜之情。此外，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的物质主义著作《人是机器》也在1911年被译介到俄国。与波格丹诺夫同属“无产阶级文化派”阵营的诗人加斯捷夫在十月革命时期写道：“未来的社会将由特殊的‘生产综合体’来管理，在那里，机器意志与人类意识的力量将融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红星》中的机器组织与自动化控制想象也部分预言了控制论在60年代苏联的传播，以及阿纳托利·基托夫和维克托·格卢什科夫等科学家在苏联全境建立统一计算机网络的尝试。苏联最早的科幻评论家之一列维奇在1971年为《红星》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在文中写道：“1908年的计算机！我不敢断言，波格丹诺夫所描述的装置就是电子计算机，但这很可能是世界文学中对控制论时代的首次预见——它想象了一种设备，能够瞬间处理大量持续输入的信息，并同样持续输出数据，比如各工业领域劳动力过剩或短缺的情况。”正如列维奇所言，《红星》中的工厂运作模式不仅体现了波格丹诺夫对于同时代科学管理方法的吸收，表达了他以科学服务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理想，还反映出他对于信息、反馈、稳态等控制论核心思想的富有前瞻性的洞见。事实上，《红星》中的人机交互场景彰显出控制论与波格丹诺夫组织科学理论的思维相似性：两者都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造机器共享一套相通的运行法则，且都主张积极发现和应用这些法则。
《红星》所宣扬的个人对集体的自觉认同以及人与技术在集体组织中的协同进步在20世纪20年代演化为波格丹诺夫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纲领。在波格丹诺夫看来，集体主义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而这正是由组织科学所决定的。波格丹诺夫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描述为人类个体在认知与创造经验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在世界以及自身的组织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计划者与实施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产者与无产者等。而只有个人融入集体之中，使个体经验可以为全人类共享，人才能实现组织地位上的平等并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从而达到组织上的最佳状态。在他看来，能够引领集体主义事业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在劳动中的同志式联系，以及工人阶级在面向资本时所具有的共同利益，使无产阶级团结在各种阶级组织中。这种团结虽会经历反复与动摇，却终将一步步、不可避免地使无产阶级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集体联合”。在小说的结尾，返回地球的主人公列昂尼德思索道，比起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更适合成为门尼的地球代表人选，因为他们尚未受到人类文化经验的禁锢，更容易适应全新的火星技术文化，并最终可以将火星的集体主义理念带回地球。
《红星》中的社会制度、生命联结与人机协作等乌托邦意象都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文化的具象化呈现。在波格丹诺夫的社会政治视野中，集体中的人将同时是创造活动的主体与客体，他们将以新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生命与生产经验，塑造一个包容和联结万物的新世界。
二、文明互助与生命亲缘：《红星》乌托邦的历史哲学
火星乌托邦直观展示了波格丹诺夫关于集体主义与协同组织的思想。小说接下来展开了火星与地球社会的比较讨论，转向如何实现理想这一问题，波格丹诺夫在此引入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点。如前所述，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科学理论认为，人类与自然在组织体系上不是分裂的，而是一个历史连续体：从无机物到生物有机体，再到人类社会和意识形态，所有这些物质和生命形式都通过相同的组织机制联系在一起。整个宇宙表现为一幅“无限展开的、由不同组织类型与阶段的形式交织而成的图景”。这一强调普遍联系与组织进化的历史哲学观集中体现在小说的殖民会议场景中。
小说主人公列昂尼德无意之中旁听了一场火星密谋，这一情节可以说是波格丹诺夫对威尔斯《世界之战》中的火星侵略者形象与殖民叙事的回应。列昂尼德了解到，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和放射性能源枯竭，火星人必须向外星扩张。科学家斯特尔尼认为殖民地球是他们的最优选择，为此他们必须消灭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在斯特尔尼看来，地球人类历史造就了他们根深蒂固的自我主义与孤立心理，所以地球上不可能建成火星上的社会主义，即使个别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暂时的，这些国家很快会被敌对势力淹没：
那些在先进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将会是置身于敌对的资本主义海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仍具有前资本主义特征的资本主义海洋中的“孤岛”……在长久的岁月里，它的性质将因持续的围剿、不可避免的恐怖与军国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野蛮的爱国主义”而被深度而持久地扭曲。这种社会主义与我们所设想的将相去甚远。
威尔斯《世界之战》，图片来源：Bing
在斯特尔尼的眼中，火星人是“更高级的生命”，不应为野蛮、利己的地球生命作出牺牲。他的观点遭到了内蒂的反驳，后者认为地球自有其不同于火星的价值：
但这些［人类］形态与我们并不完全相同：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不同的斗争历程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掩藏着另一套自发力量的运行方式、别样的矛盾以及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地球人与我们并不相同……他们和他们的文明并不是比我们低一级、弱一些——而是根本不同。
内蒂最终取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火星人将殖民目标改为了尚未出现智能生命的金星。斯特尔尼与内蒂争论的问题，一方面暗指俄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并进一步将革命成果扩散到世界这一疑问，另一方面，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提出了一个关乎全人类乃至所有生命的历史哲学问题：在生命发展的历程中是否存在自我完善的不同路径？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如地球与火星社会之间——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场辩论中，内蒂是这样解释地球生命之特殊性的：
在那里［地球上］，生存斗争更加激烈而紧张；大自然不断创造出更多的生命形态，但也有更多的生命在进化的征程中成为牺牲品。情况不能不如此，因为生命的源泉——太阳——给予地球的能量辐射是火星的八倍……［斯特尔尼］竟想永久性地抽干这片汹涌却瑰丽的生命之海！
根据内蒂的解释，充沛的太阳能和水资源使地球生命得以演化出丰富的形态和庞大的数量，由此也带来了更为残酷的个体间竞争。相反，火星严酷的自然条件迫使生命体将注意力集中在与物理环境的斗争中，个体间因此发展出普遍的互助文化，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模式造就了火星集体主义。在《红星》的续篇《工程师门尼》中，波格丹诺夫讲述了火星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指出火星人正是依赖发达的互助文化才建成了庞大的运河系统。
内蒂明显使用了进化论话语，从中或可看到波格丹诺夫本人所受到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如同在英国本土一样，达尔文主义在俄国对宗教伦理与人道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冲击。然而，无论是激进派抑或保守派的俄国知识分子都有意识地将达尔文主义与自己的社会改革或革命愿景相调和、相适应，他们对于进化论的接受也较多地表现出对于人类道德与社会进步的乐观信念。从1864年《物种起源》被译介到俄国开始，进化论在俄国经受了各种阐释，而其中的一条主线认为，促成生物进化的关键动力是互助而非斗争。有学者指出，达尔文主义中的“选择”一词在波格丹诺夫的时代主要被翻译为强调“挑选”含义的“подбор”，而非强调“淘汰”意义的“отбор”，由此弱化了自然选择所包含的优胜劣汰意义。达尔文主义中的另一个关键词“生存斗争”也是俄国知识分子讨论的焦点。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俄国生物学家之一安德烈·别克托夫（诗人勃洛克的外祖父）对“生存斗争”的理解是选择性的——他强调生存斗争是有机体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对抗。他把寒带苔原称为“斗争的剧场”，因为那里的植物历来需要与严酷的风雪抗衡。另一方面，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彼得·克鲁泡特金一样，别克托夫指出自然界普遍存在互助行为，甚至不乏自我牺牲的现象。曾在免疫理论方面对波格丹诺夫的输血计划产生影响的伊利亚·梅契尼科夫认为俄语中“生存斗争”的翻译具有误导性，所谓“斗争”其实包含多种关系：种内和种间的竞争、不同物种个体之间的直接斗争以及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抗衡。与《红星》中的内蒂一样，梅契尼科夫认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正是催生互助行为的沃土：“众所周知，共同的危险和障碍并不会促使它们制约下的个体展开斗争，相反，这会使个体在一个社会中团结起来，并用共同的、更可靠的力量来抵御这些障碍。”互助论最著名的倡导者克鲁泡特金注意到了达尔文主义在英国本土与在俄国的不同接受状况，他在1909年的一封信件中试图从环境的角度解释这一差异。他认为，“俄罗斯动物学家考察的是温带地区幅员辽阔的大陆区域，在那里，物种同自然障碍之间的斗争更为显著；而华莱士和达尔文主要研究的是热带地区的沿海地带，在那些地方，过度拥挤的现象更为明显”。
在《组织科学纲要》中，波格丹诺夫同样多次提到“斗争”一词。在文章的开篇，他便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史蕴含着两种斗争：一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对抗，二是人类对于自身破坏性力量的抗衡。而正是依靠组织能力，人类才得以制约人性中盲目而暴力的自发性成分：
人类的机体与社会结构中潜藏着自发性的力量，这些力量盲目且相互冲突，时常如自然力般残酷而破坏性十足，它们来自人类的黑暗母性。命运使我们成为历史上这股力量最具毁灭性、规模最骇人的爆发时刻的见证者……人类的自我组织，正是针对其内部生物层面与社会层面的自发性力量所进行的斗争……
可见，在波格丹诺夫的历史观中，主宰人类历史进程的不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生存斗争，而是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的组织力量与破坏力量的斗争。在后文中，他进一步指出“斗争”在不同科学语境中的意义差别，并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加区分地将生物学意义上的斗争概念直接移植至社会生活之中。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围绕商品的市场斗争，本质上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的对立形式掩饰了他们的合作关系，社会成员客观上并非为自身而生产，而是在为社会整体服务”。波格丹诺夫进一步把这种概念混用归因于专业细分化所造成的学科隔绝。在他看来，组织科学之所以能够修正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只是因为它提出了不同的历史结论，还因为它试图建立一套跨越生物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统一认知方法，促使人类科学体系重新走向统一。
回到《红星》中，斯特尔尼主张消灭地球人类的殖民观明显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而内蒂对于生命内在价值的肯定便是对这种殖民观的回应和反驳。在内蒂看来，地球环境的优越性不仅造成了更激烈的“生存斗争”，也导致了生命的高度多样性，人类社会在此环境中表现出语言与思想的多样化，产生了分门别类的哲学。然而，这样的哲学实质上体现了人类在“认知上的软弱和分散”，因此，就像在火星上一样，人类的哲学终将被“科学的一元论”取代，地球与火星只是位于通向统一科学之阶梯的不同阶段而已。联系前文对于火星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分析，可以认定这里的“科学”指的正是波格丹诺夫本人所提出的统揽人类知识的组织科学。
“科学的一元论”这一说法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波格丹诺夫在小说中呈现的关于生命之普遍联系的思考。在太空航行的段落中，内蒂就曾将火星与地球比作两兄弟，“兄长天性沉静而均衡，弟弟则激烈而冲动”。地球被比作一位从“多病而不安”的孩提时代成长起来的少年，却有可能成长为“比兄长更宏大、更强健的艺术家与创造者”。在后来的辩论中，她再次使用“我们的地球兄弟”这一称谓，暗示地球与火星生命之间存在血缘关系，在这样的血缘关系下，火星文明有义务帮助地球文明发展。1925年，《红星》再版，该版本附录了波格丹诺夫创作的诗《一个滞留于地球的火星人》。诗中，一位在地球上孤独流浪的火星人将地球人称作“全能大自然的年轻的孩子们”，并称他们与自己“血脉相通”。波格丹诺夫对于不同生命形态之间的“血缘”的强调，同样与19世纪下半叶的一元论和生机论存在思想渊源。有学者提出，波格丹诺夫的生命普遍性观念源自恩斯特·海克尔与威廉·弗里德里希·奥斯特瓦尔德的一元论思想以及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力”理念，这些理论曾流行于世纪之交的俄国思想界。需要补充的是，一元论观念同样流行于20世纪初的俄国宇宙主义思想中，“俄罗斯宇航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便是其主要推崇者之一。在《宇宙的一元论》中，齐奥尔科夫斯基试图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证明，地球不是宇宙中唯一存在有机生命的星球。此外，他还将有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与人类社会的中枢管理机制进行类比，阐释了中央统一控制在不同生命活动层面的运作，从而与波格丹诺夫组织科学理论中的原始控制论思想形成了对话。
在《组织科学纲要》中，波格丹诺夫虽然批评了“斗争”一词在不同领域的歧义谬误，但在解释组织行为的普遍性时，他同样通过融合生物学与社会学话语，比较了人类与社会性昆虫的生活方式，以论证生命的普遍联系以及殊途同归的发展道路。他以白蚁的巢穴结构、切叶蚁培育真菌等自然现象为例，指出人类与这些动物“在生产方式与协作形态上，呈现出令人震惊的平行性”。他进一步说明，这些社会性昆虫不仅表现出以机体结构差异为基础的“生理性分工”，还呈现出类似于人类社会权力形态的“权威性分工”，如兵蚁阶层中的军官与士兵之分，它们甚至可以在彼此间传递相当复杂的信息。波格丹诺夫认为，这些足以说明人类与社会性昆虫在“完全独立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组织-文化方面的平行现象，因为几乎可以断言的是，人类与昆虫的共同祖先绝非社会性动物”。在《红星》中，波格丹诺夫同样借不同人物之口暗示了生命发展的趋同性。主人公列昂尼德提到了形态学上的趋同进化现象——头足类动物与人类在各自的进化道路上都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眼睛。而在社会学层面上，小说中的地球与火星历史同样可被视作两个趋同的进程，其共同目标便是由组织科学所塑造的集体主义新世界。地球与火星代表了处于不同阶段、不同气质的两种文明形态。当列昂尼德返回地球后，他仿佛也开始用内蒂的目光看待自己的星球同胞：“我在地球上所认识的所有人，在我眼中都仿佛是半个孩子、半个少年——他们对自身之内与周遭世界的生命感受仍然朦胧，只是半自觉地任由内在与外在的自发力量牵引。”这种力量将地球人牵引向何处？在列昂尼德眼中，地球少年成长的方向自然是集体主义的火星。
比对波格达诺夫的《红星》与组织科学理论，并联系贯穿于这两者之中的关于生命与文明发展的理念，我们发现《红星》最终与科幻文学传统中的火星侵略者叙事形成了对位式的对话：在威尔斯的《世界之战》中，火星人吸取地球人血液以补充生命力并维系自己日益衰落的文明；而在波格丹诺夫的小说中，血液互换不是单方面的掠夺，它也不仅意味着个体之间的生命力互补，更象征着集体主义精神的文明互助网络。作为小说中的一条情感主线，列昂尼德与内蒂之间的爱情也影射了不同文明因素互补与融合的可能性。波格丹诺夫借用两个星球的寓言演绎了生命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和内在价值的普遍性，并进一步暗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需要依靠普遍的互助才能克服自身在生存斗争中积累的破坏性力量，从而在平衡和自制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三、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红星》作为科幻乌托邦文学遗产的意义
《红星》是一份独特的科幻乌托邦文学遗产，它既是波格丹诺夫的思想草图，对苏联科幻小说和乌托邦思想产生了持续影响，也引起了20世纪乃至当代文学创作者和读者对于乌托邦与集体主义观念的反思。
与传统乌托邦叙事中常为人所诟病的静态社会想象不同，《红星》展现了一种“动态平衡”的乌托邦模型，也就是说，小说描绘的火星社会是一个根据新冲突不断自我调整与更新的文明。而在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体系中，动态平衡正是所有生命的组织原则。在《红星》中，它体现在输血管所维持的动态交换的生命系统中，也表现在工厂流水线背后的机器与统计学对劳动与分配的实时管理中。更重要的是，动态平衡意味着乌托邦应当是开放、流动、未终结的。在小说的结尾，火星社会依然处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危机中，必须对是否前往外星进行殖民与开发做出抉择。而当列昂尼德向火星宇航员恩诺表达对于火星上“宁静的幸福”的向往时，后者反驳道：
宁静的幸福！——难道一个个体能够对那个包容了它的整体所发生的震荡无动于衷吗？难道生命中那些深刻的矛盾，不正是源于个体存在着相对于整体的局限……？你们［地球人］不理解这些矛盾？那是因为在你们的世界里，它们被更直接、更粗粝的矛盾所遮蔽——阶级、集团与个人的斗争剥夺了你们对整体的观念，也随之夺走了与之相伴的幸福与痛苦……然而正因如此，我也不敢断言：我们当中谁更接近宁静的幸福。因为——生活越是有序而和谐，其中那不可避免的不协和音就愈加令人痛苦。
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不协和音”意味着波格丹诺夫构想的乌托邦并不是革命的静止性终点，而是永远包含着革命的动态。这种对社会动态性的强调延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乌托邦与科幻文学创作中。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在其“工程师小说”系列（《太阳的后裔》［1922］、《月球炮弹》［1926］、《以太通道》［1926—1927］）中展示了人与自然斗争的持续性与悲剧性，而维维安·伊京的《龚谷里国》（1922）则将矛盾转移到了乌托邦世界向外扩张与探索的欲望中。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火星故事《阿爱里塔》（1923）直接受到波格丹诺夫影响，在这部小说中，火星世界是一个正在酝酿革命的君主制社会，而由地球士兵发起的火星工人革命最终遭到了镇压，这部作品可看作对于《红星》的倒置与戏仿。在经历了30至40年代的乌托邦创作停滞之后，《红星》的动态乌托邦构想再次被继承：伊凡·叶夫列莫夫在解冻文化浪潮与苏联航天技术的高峰中将太空叙事与乌托邦图景相结合，在其《仙女座星云》（1957）、《丑时》（1968—1969）等科幻小说中，乌托邦是苏维埃精神的宏观化，是星系规模的社会主义社群，但即使是在这一“现在时”的乌托邦中，叶夫列莫夫的主人公们依然需要恒常面对道德两难的境地和人性内部的冲突，作者也通过《丑时》中一位人物对乌托邦的描述与波格丹诺夫笔下的恩诺产生了直接对话：“幸福一方面来自舒适、宁静和自由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来自最严格的自律，对自我的永不满足，以及丰富生活、扩充认知和拓展世界疆界的渴望。”
虽然《红星》构建了清晰的集体主义乌托邦世界，然而在作者人道主义理想与文学想象自发性的驱使下，它也揭示了乌托邦世界中个体与集体的固有矛盾，并在乌托邦世界中埋下了“反乌托邦”或“批判性乌托邦”的种子。例如，《红星》中的“儿童之家”显然是集体主义设想下的儿童活动场所，但波格丹诺夫却别出心裁地在这里设立了供爱好独处的青少年使用的独立房间。更耐人寻味的是，火星的医疗机构设有专门的“临终室”，为选择自杀的人提供服务。在小说中，自杀并不构成道德或法律问题，而被视为个人理性行使的程序，这意味着在波格丹诺夫的构想中，人依然有主动退出乌托邦的权利——无论是由于衰老、绝望抑或满足后的空虚。因而，纵然波格丹诺夫在小说中对于集体主义有着绝对的信念，他依然不忘在集体中保留一些属于“不合群者”的位置，他的乌托邦追求并不是无差别的平均主义专制，他并不期望用组织法则抹杀所有的个体差异与矛盾。然而，在关于主人公列昂尼德的叙事中，波格丹诺夫依然触及了个体与集体、自由与控制的关系中难以规避的悲剧性。较之“不合群者”，主人公列昂尼德在火星乌托邦中处于更加边缘的“局外人”境地。列昂尼德在小说后半部分所出现的视听幻觉等心理症状以及他的杀人行为似乎证明，高度透明、无处不在的“同志式协作”对个体而言可能构成一种无法承受的监视，他被送出乌托邦之外接受治疗的结局也暗示了乌托邦理性主义与个体意志、情感、欲望、需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红星》在处理个体问题时所呈现的暧昧态度既为后世的乌托邦想象提供了延展的空间，也开启了批判的可能。一方面，苏联乌托邦小说试图沿用《红星》的方式解决“不合群者”的问题：伊京的《龚谷里国》描绘的未来社会生活高度有序、规则严明，主人公却厌倦了这种生活，离开自己的星球去外星探险，从中寻找行动的意义；在雅科夫·奥库涅夫的《未来世界》（1923）中，因为陷入忧郁和嫉妒而偏离了乌托邦社会标准的个体进入“情绪诊所”接受治疗；在5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说《仙女座星云》中，叶夫列莫夫依然为乌托邦中的过失者保留了“遗忘之岛”这样的隔离区。另一方面，当“不合群者”和“局外人”的处境、立场被聚焦或放大时，乌托邦叙事就转化为了反乌托邦批判：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曾出现在波格丹诺夫与奥库涅夫笔下的“诊疗”畸变为了直接切除个体自由意志空间的外科手术；在阿尔多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中，“野蛮人保留区”不再是乌托邦内部的宽容体现，而是为了维护主流社会秩序而设置的物理排斥措施。《红星》中斯特尔尼所提出的为了文明的整体利益而牺牲其中低等成分的边沁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也成了后世反乌托邦小说中统治阶级（如《我们》中的“大恩主”或《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控制者”）维护其统治秩序的核心论据。
虽然《红星》表达了文明发展殊途同归的愿景，然而，对于小说所影射的现实问题——革命斗争与和平演进在俄国乃至世界发展中的关系问题，波格丹诺夫并未明确作答。这一问题暴露出作者在处理“组织”与“斗争”关系时的局限。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波格丹诺夫试图用“组织”取代“斗争”作为文明演进的核心动力，从而为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俄国革命运动提供长远历史维度上的理论指引。但在文学层面，《红星》并没有发展出更为直观的情节，能说明以列昂尼德为代表的革命者如何将自发性的斗争转化为自觉的创造性力量，并最终让渡自身在斗争中积累的权力。在门尼的讲述中，火星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归功于社群间的长期协商与合作，无论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跨越，还是后来工团主义的诞生，火星人都从未诉诸大规模的暴力冲突，遑论整体的社会革命。然而当列昂尼德在小说结尾处回到地球时，他看到的却是城市街头的暴力抗争，关于抗争的组织形式与发展方向等问题，叙述者都未再提及。
另一方面，虽然内蒂在殖民会议上驳斥了斯特尔尼暴力扩张的计划，并最终在辩论中胜出，但这一举动未能阻止列昂尼德在政治情感与私人情感的双重影响下杀害斯特尔尼。这一乌托邦中的“反乌托邦”事件似乎在文本层面削弱了内蒂关于两个文明的论争。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长期内战以及接踵而至的社会灾难、苏联政权成立以后所遭受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制衡等情况，似乎反向验证了斯特尔尼“孤岛”论说的正确性。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红星》中的“乌托邦性”甚至要被它的“反乌托邦性”所压制甚至吞没，然而这也恰恰展现了小说文本超越作者本人政治与哲学意图的丰富性与批判性。作为一则诉诸乌托邦叙事的社会政治寓言，《红星》展现出文学体裁与历史语境对作者理论意图的制约：波格丹诺夫虽在哲理演示中倡导渐进的组织演化，却无法将这一乐观主义构想投射到关于地球革命的具体叙事图景中，相反，斯特尔尼与内蒂的论争在读者眼中反而成为几乎难分高下的复调式对话。这一文本的复杂性反映了拥有革命家、政治哲学家、小说作家等多重身份的波格丹诺夫在试图以理性因素制约非理性因素时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困境。可以想见，这样的困境并不独属于《红星》的作者，而是属于每一个以乌托邦形式承载政治愿景，力图在故事虚构与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规划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创作者。
结语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在《火星人的第二次入侵》（1966）中，对诞生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红星》火星人叙事完成了新的戏仿。小说标题中的火星人自始至终未在故事中正面登场，而是通过地球居民的讲述和官方报道透露火星人已掌管了地球社会，而地球人不仅没有反抗外星统治者，反而邀请他们为自己修建运河。曾经主导火星人叙事的殖民和乌托邦主题被消解于小市民犬儒主义的日常生活中，不同社群的冲突与交流问题被社群内部的庸俗化问题取代。作为勃列日涅夫早期苏联社会的写照，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笔下的小市民们不再具有建造乌托邦的冲动，同时也丧失了反乌托邦的警醒。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与《火星人的第二次入侵》中译本封面，图片来源：Bing
在以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为代表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科幻与乌托邦作家的社会反思与哲思中，波格丹诺夫所描绘的集体主义乌托邦遭遇了具有当代意义的解构。乌托邦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自身暗含的反乌托邦潜质的挑战，而是对于乌托邦（也包括反乌托邦）生成所依赖的未来欲望与信念的质疑。波格丹诺夫所构想的统一的科学并未实现，因为知识的专业化与细分化在人类认知领域之间树立了更多的体制性、阶层性的壁垒；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所带来的信息爆炸与技术进步也并未促成人类在政治经济生活上的趋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它的反面都建立在对于异质力量与异质世界可能性的承认之上，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波格丹诺夫时代的革命激情与意识形态热情愈发消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验性亦在全球右翼势力崛起与数字技术的背景下面临危机。随之而来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还能否讨论乌托邦？在当下的世界现实中，在人与机器、人与智能的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之后，我们是否还能想象某种具有指导性与批判性的未来，并保持对于创造未来和实践希望的信念？这恐怕不仅是苏联后期知识分子与作家所面临的难题，也是我们当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作者简介：张晖，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俄罗斯科幻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从花园到宇宙——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科幻小说中的他者形象和“人与自然”》（载《俄罗斯文艺》2023年第1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0世纪俄罗斯科幻文学谱系研究”（24YJC752023）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6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栏目，责任编辑杜新华。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