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越来越怀念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利顿·斯特雷奇的通信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利顿·斯特雷奇的通信是这样终结的。
1931年12月15日，在弗吉尼亚梦到利顿并给他写信五天之后，她和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才听说利顿已经重病在床了，他很可能已经无力阅读她在12月10日写给他的信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伍尔夫和她的朋友们都为利顿的健康焦心不已。他看起来没有别的问题，只是身体越来越虚弱，体温忽高忽低，延请的多位医生也并不能给出明确的诊断，有人觉得他感染了伤寒或者副伤寒，也有人觉得是溃疡性结肠炎。照顾利顿的主要是和他同居的朵拉·卡林顿，拉尔夫·帕特里奇夫妇，还有他的姐姐们。利顿的病势起伏不定，好几次眼看就要一病不起，但却又转危为安。他本人倒相当冷静，在病情最沉重时甚至会安慰卡林顿说：“如果赴死就此而已，那我觉得它没什么大不了的。”斯特雷奇家的其他兄弟姐妹也都住到了利顿家附近，以防突然就要和他永诀。一团乌云低低地压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友人们头顶。
1909年2月17日，利顿向弗吉尼亚求婚撤回后的信
1931年圣诞节当天，弗吉尼亚的姐姐瓦妮莎传来消息，说利顿的病情似乎有了起色，弗吉尼亚在日记里流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我开始想那些我以后要和他说的话，对生命的渴望是如此强烈——生命的胜利”。但当天晚些时候她还是和伦纳德陷入了忧郁，两个人谈论起了死亡，“假如我死了他会怎么想……老去的感觉笼罩着我们，失去朋友的难过”。12月27日，弗吉尼亚给利顿家打了电话，得知利顿的情况还在继续好转，并且已经开始进食了，她更加笃定好友逃过了一劫。“于是我就开始自由地想象未来了，将来还可以和我的老蟒蛇聊天，可以嘲笑他，可以咒骂他：我会读到他写莎士比亚的书；我会去哈姆斯布雷宅小住；我要告诉他伦纳德和我是如何在圣诞节前夜抽泣的。”
但事与愿违，利顿并没有就此康复，反倒是病情一路反复，一直到了1932年1月中旬。在这段时间里，弗吉尼亚和利顿其他的朋友们只能一次次生出希望，又一次次忍受希望破碎的痛。用她自己在日记里写的说法，“就好像未来的水晶球不停地让人给砸碎了——没有利顿——然后，看哪，它又装满了”。1月14日，弗吉尼亚和丈夫去哈姆斯布雷宅探望利顿，但是因为当时利顿病得实在太厉害，他们并没有见到他。1月18日，弗吉尼亚给照顾利顿的卡林顿写了一封信，在信的结尾她写道：“啊，我多么羡慕你们的哈姆斯布雷！真的，它是英格兰最美丽的地方了。在看过了你们的丘陵之后，想到我那斑秃的丘陵，简直就要无法忍受了。那些树——那些丘陵——你们的，我的意思是。我非常想要再去拜访。”这封信正是利顿还能独立阅读时所读过的最后一封信。虽然看起来他的病情还在持续反复，但其实此时他已经一只脚踏上冥河渡船了。利顿去世的当天，他的弟弟詹姆斯坚持要医生解剖遗体确认死因。医生们打开他的腹腔才发现，他的胃里长了一颗大肿瘤，彻底堵死了胃肠道，甚至还在大肠上造成了一处穿孔，之前所有的诊断都是错误的。
而利顿的朋友们也用非常布卢姆斯伯里的方式和利顿告别了。在1月21日的早晨，朋友们收到的消息还是利顿的病情“又好得多了”，于是弗吉尼亚和伦纳德去了瓦妮莎的伦敦工作室，参加了她女儿安吉莉卡办的变装舞会。但“好得多”却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就在上午，利顿·斯特雷奇去世了。弗吉尼亚在第二天的日记里记录了舞会当天大家的状态：
“昨天晚上在聚会时气氛是多么古怪啊，每个人的嘴角都紧绷着——我们的，我的意思是——邓肯、妮莎和我在工作室里抽泣——男人望着朝后巷开的窗户外——有种什么东西耗尽了、消失了的感觉：这对我来说是如此地不可忍受：变得贫瘠：然后又突然地真切。邓肯说，‘我们会越来越怀念人。我们会突然觉得想告诉他们什么事。然后痛苦就会让我们崩溃，在很多年之后。’妮莎说，要是死的是我们，我们会想要什么呢？那就是聚会应该继续下去。他是我们还在长大时就认识的人里第一个死去的，她说。这太绝望了。我们现在知道是多么的不可挽回——但不：我想不出任何词来表达我想说的，但却要写下去，尽管我麻木，迟钝。”
或许正是这样破碎的语言才能传达出利顿的死给伍尔夫带来的冲击。好友离世留下的是无法响起回声的空白，之前可以得到回应的一切，现在都只能拖着自己孤独的声响下坠到无边的黑暗中。死亡的无情就在于它抹除了所有未来的可能性，对幸存者而言，从今往后的生活里都将有这么一块沉默的空白。对爱着利顿的朵拉·卡林顿来说，她无法在余生一直凝视着生活里的这团空白。还在利顿病重时，她就试图把汽车尾气倒灌进密闭的车厢自杀，不过被拉尔夫·帕特里奇发现救了回来。在利顿去世不到两个月后，她还是选择了饮弹自尽。
利顿与弗吉尼亚，摄于1923年
然后是另一次死亡。1941年，在纳粹德国可能入侵的阴云中，伍尔夫选择自沉于乌斯河，从此通信的双方都隐入了沉默的空白中，只剩下其他面对空白的人试图重新打捞他们的声音来对抗死亡的沉寂。这本通信集就是打捞的成果。1956年，伦纳德·伍尔夫和利顿的弟弟詹姆斯·斯特雷奇共同整理出版了这本书信集。在1970年代末《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全集》和2005年《利顿·斯特雷奇书信选集》出版之前，想要见证20世纪英语世界里这两位文学天才的友谊，后来的读者们只能依靠这本小书。
而这的确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友谊。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利顿·斯特雷奇都是20世纪英国文学的明星，前者一度被视作现代主义文学的首席女祭司，而后者则是改变了英语传记文学的划时代作者。但在文学史的常规叙事之外，只相差两岁的弗吉尼亚和利顿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同样出身追求智识生活的严肃家庭，同样需要在变动不定的现代世界里和自己继承的维多利亚世界观抗争，再加上同样敏锐的大脑和同等刻薄的言辞，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碰撞出的火花会有多耀眼？事实上，他们之间是如此地互相吸引，以至于利顿在1909年甚至向弗吉尼亚求了婚。当然，两个人很快都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婚约几乎是当场就被撤销了，好在他们的友谊幸存了下来。
弗吉尼亚和利顿的通信最为活跃的时期就是1910年代，这本集子里过半的信件都来自这10年。此时两人都还年轻，也都还在各自的文学道路上探索。两位年轻作者在信里经常互相打趣，也互相毫无阻碍地交流着自己的阅读和文学观点，或许上一段还在不无恶意地讨论共同的朋友或者抱怨房东孩子的哭闹，下一段可能就会突然严肃地品评起文学来。因为弗吉尼亚和利顿都是才思过于敏捷、出语必定惊人的聪明人，这些随手写就的信件读起来妙趣横生，堪称刻薄话的好教材（“我整天都在搬斯威夫特、德莱顿和卡莱尔——他们写了山一样多的东西，值得读的东西却只有半英寸。”）。更重要的是，它们拼成了重访两位大作家学徒期的时光隧道，让后来者仿佛可以置身现场，直观地看到他们的文学成就是建立在何种生活和阅读体验之上的。
当然了，他们也没少认真批评彼此的作品。在读过弗吉尼亚的首作《远航》之后，利顿先热情赞颂了这本书，“我不记得我如此地享受过阅读一本书。而且它还让我吃了一惊。我自然预料到了幽默和精巧的写作——人们所谓的‘文采’，不过它是个糟透了的词——但令我惊讶的是还发现了如此出色的扎实感！有种托尔斯泰般的东西……有些人物是莎士比亚也不会觉得丢脸的，我觉得。”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指出小说的弱点：“我唯一的批评是关于它整体的构思——这点我有点怀疑。我读的时候感觉它也许缺乏一个主导性观念的凝合力——我不是指的构想上——而是在行动里。”而弗吉尼亚在读过利顿的代表作《维多利亚女王传》之后同样盛赞了利顿，说“从来没有哪本书让我更享受了。我觉得最主要的神迹就在于你完美地平直讲述故事的方式，没有一条线索是松的，但同时又完成了那些绝妙的小肖像，一个又一个，每个都正正恰好，揭露人性，但又不会干扰或者大惊小怪或者有一刻打断了，看起来是如此的，继续简洁地把故事讲下去”，然后再暗暗指出利顿的写作方式或许太取悦读者了，“我唯一的批评（而我也不确定它有多真）是偶尔我觉得读者会稍微有点意识到作者是在取悦自己。它是种稍微有点太奢华的阅读——我的意思是，读者愿意吃的苦头也许比你预料得更多”。
或许这就是伦纳德·伍尔夫和詹姆斯·斯特雷奇在他们整理的书信集序言中所谓的“在彼此通信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拿出最好的表现”的由来。刻薄又炫技地批评好友的作品却不虞伤及彼此的友谊，这哪怕对两位文学天才也是难事，其中所需的机敏和胸襟恐怕非一般人所能及。也许这份慎重让弗吉尼亚和利顿没能在通信里展示他们各自在作品中闪烁的全部灵光，但这份互相珍重的友爱体贴让这些通信更加珍贵。另外，当伦纳德和詹姆斯在担忧这些书信无法完美地展示通信双方的风采时，他们肯定没有预料到，70年后，书信真正成了几乎失传的艺术。我们习惯了在即时的聊天软件里抛洒思想的碎片，懒得再去组织连贯的文字，此时此地再去回看这些炫目的修辞表演，其实已经是如饮佳酿了。
这个译本也是一个友谊的译本。要谢谢我的编辑和朋友顾真的信任和宽容，把这本独特的友谊之书交给了我。他还容许我一拖再拖，这才在工作之余翻译完了这本书。我还擅自给这批书信加上了两万多字的注释，如果其中有任何错误，责任都在我。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译本的底本是霍加斯出版社1956年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利顿·斯特雷奇通信集》，但是在翻译中补全了伦纳德·伍尔夫和詹姆斯·斯特雷奇在初版中删去的信息，并根据《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全集》及《利顿·斯特雷奇书信选集》补充了一些遗漏的信件。
最后，请允许我将这本书献给一直愿意和我长谈的家属和朋友们，谢谢你们给了我那么多超越日常的神奇时刻。也请允许我用这本书纪念一只小猫，是它的离世让我真切地明白了死亡到底是怎样的空白。小珠，下辈子不管当什么，脾气都别那么犟了。
（本文为［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著，肖一之译《你的来信是我的历险》译后记，该书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