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东晋高僧慧远
在佛教史上，东晋慧远地位崇高。开辟庐山东林道场，制定僧团戒律；主张禅净双修，“始以念佛三昧之道，贻则千古”（《佛祖统纪》）；弘扬净土法门，后人尊为净土宗初祖，为印度佛教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文学史上，慧远精通世典，善属文章，“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高僧传·慧远传》），宋代王安石誉之“晋人为文，无如远公”，其文学史地位亦不容小觑。
虽然自南朝至元，编辑慧远文集者代不乏人，但是自元之后所编文集悉数散佚，直至民国时期始有项智源辑录、印光校定《庐山慧远法师文钞》（下简称《文钞》），于1935年由苏州报国寺弘化社刊行。今人整理本有两种类型：一是别集本，唯收慧远论序铭赞诗书，如华梵佛学研究所编《慧远大师文集》（中国台湾原泉出版社1980年）；二是合刊本，将别集本与《大乘大义章》（慧远问，罗什答）合编，如张景岗点校《庐山慧远大师文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释圣贤整理本《慧远文集》（《原平文史》2018年，内刊本）。上述三书在《文钞》基础上，别加辑佚、校勘，其中华梵佛学研究所本附有简约年谱，释圣贤本下编辑录历代名家咏颂远公诗文选。
刘运好教授与李山岭副教授积数年苦功，精心著成《庐山慧远集义疏》（凤凰出版社2024年，下简称《义疏》），在汲取诸家成果基础上，网罗放佚，勘校细密；注释精审，义疏博洽，乃后出转精之善本。这是慧远文集整理与研究最新成果，亦是中国宗教、哲学、文学研究界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
一
博取典籍，汇为一帙，构成完备的文本体例。《义疏》分正编、续编和附编三部分。正编收录慧远文集；续编收录《大乘大义章》以及从典籍文献中所辑出慧远佚文二十则，存疑之作五篇；附编收录关于慧远传记资料、碑铭诔赞、书记序跋、议论题咏、著作存目、年谱辨正等。既集诸家整理本之长，又对诸家整理本所收录的慧远作品悉心考辨，去伪存真，辑轶存疑，堪称当前收录慧远著作以及相关资料最为完备的集大成之作。其文集编目以《文钞》为底本，又调整其排列顺序，按照论、序、记、铭、颂赞、诗偈、书等诸文体排列，殊为妥恰。正文校释又分题解、正文、校勘、注释、义疏五个部分。其“题解”勾稽文本本事及其生成背景，考订其编年。这项工作看似简易，实则烦难，需要综合史料，断以己见，甚见考证者的学术功力。其“校勘”以《文钞》为底本，参校《高僧传》等数十种文献，在吸取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不少新的发现，纠正了底本中讹、脱、衍、倒等错误，从而也使《义疏》成为目前最为完善的整理本。
钩沉史籍，详其本事，提供翔实的研究资料。该书在体例上还有一可称道之处，即附录了大量相关文献。例如正编中《沙门不敬王者论》是慧远的一篇重要论文，虽然只是围绕着沙门是否礼拜君王的具体问题，但是所反映的本质则是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政治伦理的冲突，而且这一争论几乎贯穿整个东晋。要深入理解这一问题的本质，必须明了朝廷君臣尖锐对立的两种态度。所以《义疏》在正文注疏后，又附录了何充《奏沙门不应尽敬表并序》、庾冰《代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等十六篇文献。又如佛教因果报应在东晋遭到普遍质疑，甚至连崇信佛教的隐士戴逵也持怀疑态度而作《释疑论》。戴论一出，即遭周续之作《难释疑论》进行反驳，其后戴逵再作《答周居士难释疑论》，慧远遂作《三报论》裁定之。戴、周二人的往复驳难，是《三报论》的创作动因，也折射了东晋佛教义理接受的特殊文化现象，所以《义疏》亦附录了二人往返论文及其书信。附录中研究资料汇编，收录了自南朝宋刘义庆至清代彭希涑所作的六十五则传记资料，自南朝宋谢灵运至民国印光法师所作的十九则碑、铭、诔、赞，自东晋释法遇至民国项智源所作的二十二则书、记、序、跋，自东晋王珣至清代康有为作所的一百一十则论议题咏。另附有慧远著作存目及慧远年谱汇考。这就为学人研究提供了方便，省却翻检材料之劳。
考证史实，辨疑析难，澄清相关的历史疑案。《义疏》对于部分争议较大的作品皆在校勘中有详细考证，如《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萨陀波伦赞》，其史籍考证之细密，已可独立成文。即使少数作品史料阙如，也能稽之作品，作出合理判断。如清道光修《武昌县志》辑录《寒溪旧石桥诗》，其序云“相传为晋慧远公所作”。《义疏》认为，“相传”固为可疑，诗中所谓“天涯海角”“功成名遂”于慧远行迹亦属不类。详述其将之列为“存疑”的理由，由是可知《义疏》对于辑佚态度之审慎。其年谱汇考特别注意汇集影响中国佛教进程的人、事以及佛经翻译等史料，明其原委，以期呈现一代佛教发展之大势。慧远年谱前贤已有数种，《义疏》所作汇考，除吸收前人优长外，对慧远时代的佛教事件和佛经翻译，收录资料颇为详尽，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此外，前言部分考证慧远籍贯履历、辨析逸闻遗嘱，亦多有发明。
二
繁简得当，雅俗共赏。慧远的作品，既受东晋文风的影响，言简意丰，讲究用典，而且很多是暗典，不易索解；同时慧远又是佛学大师，于当时流行的大小乘佛典，无书不读，故他的作品中还有相当多的佛教名相、典故以及大小乘佛理。倘若不是对先秦两汉典籍相当熟悉，对东晋时已译出的佛经有深入了解，应该说注释慧远集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古书注释，若是太简，则意义难明，阅读后感觉雾里看花；若是太繁，则又冗长累赘，阅读时又令人昏昏欲睡。《义疏》注释特点有二：一是繁简适宜，兼顾训诂与章句。谓其简，则名物史乘、字词典故，均加训释，而且言必有据，均注明出处；看似语繁，实则言简意赅，用字极省，读之不觉其繁。二是雅俗共赏，兼顾普及与提高。该书注释于文集中反复出现的佛教名相，亦不避重复，皆随文释注，只在首次出现时注明该佛教名词的出处，其他地方出现则直接释义。这样做的好处是，读者无论阅读慧远哪一篇文章，均可通过注释而能通晓文意。而且在注释过程中，以意群为单位，译为现代汉语。其“义疏”部分，除总结慧远文中大义之外，还阐发文中的佛教义理和逻辑关系，偶尔亦从文章美学的角度评价之。这非常便于那些佛学知识不足的读者阅读，从而使此书成为普及与提高兼顾的注本。
要言不烦，辞简理洽。此书“义疏”，十分精彩。“义疏”一词，源于六朝佛家解释佛典，后指解释和补充旧注的疏证。此书所作“义疏”，是对慧远每篇或每段文字的解说，除翻译原文之外，还揭示全文主旨，划分段落层次并概括段意，并分析段与段之间的逻辑关系。有时还从文章学的角度，对慧远文的美学特色进行点评。如《报罗什法师偈》“义疏”文末云：“‘所言时无悟宗匠，谁将握玄契’，既是赞美对方，亦蕴含自信，措辞十分微妙。而结句‘末问尚悠悠，相与期岁暮’，对长路漫漫，音书久违，充满期待，有浓郁的抒情意味，也使枯燥的说理染上一点诗的情调。”可以说“义疏”熔翻译、文章分析与点评为一炉，可让读者既能看懂文本原意，又能把握文本要点，还能欣赏古人文章之美。这种“义疏”形式，在当前古籍整理工作中是比较少见的，可称之为创举。
发覆义理，概括比较。该书的《大乘大义章》义疏尤值称道。《大乘大义章》三卷，本为慧远问、鸠摩罗什答，属于书信对话集，主体部分是罗什答文。然而，慧远之问，有求教，有正论，罗什之答，有答疑，有说理，其内容几乎涵盖了汉晋佛教的所有核心问题，二位高僧围绕这些问题分别阐释了自己观点，从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献。如果仅从“文集”的角度说，这一部分完全可以列入附录，无需另加注疏。但是，由于这部重要佛教文献义理难以索解，目前唯有陈扬炯《大乘大义章》的选注选译，释圣贤整理本也只是间有夹注，若要完全弄明了其中佛教义理，仍然有相当的难度。正如《凡例》所言：“《大乘大义章》因具有尺牍性质，对话产生于特定语境，语义省略，跳跃比比皆是，故具体注释不避细文周纳……于疑难文句，一律加以句意阐释，庶几语意明了。”对于这些难啃的骨头，作者不避难，不放过，通过还原当时的语境，结合佛典原意，予以合理训释。《义疏》后出转精，成为迄今最为完善的注译本。
其实，发覆义理是作者的一贯追求，如前言论述慧远佛学思想，围绕法性与法身理论、政教与会宗态度、禅修与净土法门等三个方面，可谓切中肯綮；论述慧远美学观念，从审美本体、审美心理、审美表达等方面总括其美学思想，相关成果已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三
古书的注释和翻译，特别是哲学类的古籍，字词名物训释相对较易，难的是哲学义涵的揭示。即如儒家数部经书，亦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孰优孰长，迄今并无定于一尊之说。一部中国思想史，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先秦几部经典的阐释史。汉代阐释六经，多结合阴阳家言；魏晋索解《论语》《周易》又多融贯庄老；宋明注解《四书》，又多掺杂佛老思维，从而形成理学；清代汉学家自以为以字通词，以词通道，企图通过考证以还原经典原义，但名物训诂可考，经典微言又非单纯考证可以解决。对于佛典的阐释亦是如此。早期佛典传入中国，高僧、士大夫多汲取本土道家思维，以“格义”释之。由于语言、语境以及思维方式不同，佛经由梵文译为汉文，必然存在一定失真现象。中国人解释佛经、理解佛经亦受到固有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中国化佛教，这是必然的文化现象。当代阐释学已经关注到通过解释产生新思想以使旧传统突破自我而又不断更新的文化现象。
慧远文集的整理与翻译亦是一项很难的工作。字词、名物训诂固难，大义阐释尤难。很难说《义疏》一书已准确地还原出慧远原意，也许接过慧远之箭，又掷向他方亦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义疏》力图尽最大努力靠近慧远本旨，即便有所“误读”，亦当属别创一义，这于慧远集的解释和传播亦是有价值的。当然，古籍整理工作，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古人早有“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之叹。不仅校勘如此，其他如注释、翻译、作品系年、考证等，谁也难说绝对正确。就笔者所见，《义疏》也存在极个别的注释序号误植、名词解释因为所引文献不同而出现文字歧异、注释与义疏不完全一致的现象。虽是白璧微瑕，却可精益求精。
从文化传承上说，慧远是位令人着迷的佛学思想家。他的法身说、神趣说、寂照说、禅净双修说等，如果剔除其宗教神学成分，其哲学思维以及人生态度仍能给浮躁的人心以无穷的启发。法身说可激发人们对不生不灭永恒境界的向往，使人顿生仰望星空之敬畏；“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沙门不敬王者论》）。慧远认为，情识可引发六道轮回，将情识寂灭，则可摆脱轮回之苦；不以肉体欲念连累“神”，则神可不生不灭。从唯物的观念上说，当然不足为训，然而对于情识过炽而连累生命、满足人生欲望而拖累精神追求，不也是一帖清凉剂么？慧远“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寂照相生的思想，既是专思寂想以达到通透的人生境界，也是凝神观照以进入澄澈的审美境界。如果祛除往生净土的心造幻影，所谓“念佛三昧”，也可以转化为遣去尘累、住心一境，同样达到心恬意朗、万象一空的审美境界。
总之，《义疏》使我们重新发现了慧远。作者自称此书提供一种庶几“无障碍读本”，必将使慧远的思想更好地激活在当下，从而成为更为深广的民族智慧。就此而言，《义疏》的出版，贡献又何止于文献整理，于精神文明建设，亦有诸多的启迪。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