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十月是北京最舒服的月份。中秋已过，初冬未至，天气好得不留余地。骑自行车穿行胡同，民居、餐馆、咖啡厅、客栈擦肩而过，阳光透过泛黄的银杏树叶间隙晒得背后暖暖的……本报记者的描述还未尽兴，电话那端台北家中的黄鸿玺已一迭声地感叹，“我太知道那种感觉啦，羡慕，羡慕”。之前，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夜奔：客栈里的武林》中文简体版新书发布会上，他伴着PPT现场播放的照片，讲起了在北京四合院里开客栈时难忘的人和有意思的事。

小学毕业后，出生在中国台湾的黄鸿玺随父母去了加拿大，人在异乡，他以习武寄托情绪、释放能量，不承想这成为一直陪伴他的志趣，也为他后来在北京的十年经历埋下伏笔。自美国大学毕业后，返台时偶然与“云门舞集”结缘，他辞去香港的工作，担任“云门教室”武术教师，在此期间拜师武术名家徐纪，从武术到中文到为人，受教颇多，获益至今。再后来，他入选云门“流浪者计划”，先后到北京、河北、山东等地考察、结识武林中人、拜访武学前辈，对中国北派武学有了深入的认识。2011年，他在北京东城区胡同深处的一所四合院里开设了“夜奔北京”客栈，古老的房舍院落、烟火气浓郁的市井氛围中，这家客栈的独特之处逐渐显露——从黄鸿玺到员工、住客、打工换宿者，每天在院里练拳，既活动筋骨、强身健体又以武会友，天南海北乃至世界各地的同道、住客或慕名而来、或不期而遇，投宿、打工、练拳、交友，共同上演了一出出弥漫着江湖道义和人情味的好戏。2020年5月，“夜奔北京”客栈落幕，待到心神安定，打开电脑，那些黄鸿玺记忆中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半年时间内，他陆续完成《夜奔》书中的这些文字，他的语言兼具淡淡古风和幽默、跳脱的网感，写人往往寥寥数语就生动立体，记事则细节丰富、节奏引人入胜。虽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调侃自己的写作段位是“小学生”，但来自张大春、林怀民等文化名家与两岸读者的认同还是从侧面肯定了他这第一本书的水准。

黄鸿玺

《夜奔：客栈里的武林》，黄鸿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8月出版

中华读书报：你在北京东城胡同的四合院里开了十年客栈，那种固定的空间背景和流动的住客，让人联想到老舍的《茶馆》，翻阅《夜奔》的过程中，读到那些人的故事，也印证了我的这番联想。十年之间，来来往往的住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然就是生长故事的地方，所以，你把这些写下来也是水到渠成的？

黄鸿玺：“夜奔北京”客栈运行那些年，每天都有各种事情发生。今天一位客人退房，走了，明天马上又来一批。北京发生那么多有趣的事，我跑去“夜奔大同”（注：黄鸿玺后来在大同开设的客栈），事情一样精彩，再去“夜奔平遥”（注：黄鸿玺开在平遥的客栈），又是另一个世界。处在那个环境中，我并不觉得经历的人和事有多新奇，反而完全没考虑过要写作，直至我结束了“夜奔北京”客栈的营运，安静地自己待着。一天，有想要写作的感觉，我开始回忆、打字，情绪慢慢涌上来。

中华读书报：你小学毕业就去了国外，后来接受的中文教育很有限，但你在《夜奔》中呈现的写作水准却相当可观，你觉得自己写作的源头来自哪里？

黄鸿玺：坦白地说，我的中文教育就是在台湾读到小学六年级。出国之后，我的家人对此也没那么重视，我再没有上过中文学校。记得大学毕业后回台湾，我买了一份中文报纸，都看不太懂，只能跳着看。也是在那个时候，跟我的老师徐纪先生练拳，他要求我们练拳要写笔记。其他同学拿出笔记就用中文刷刷地写，我只能用英文写。他走过来看看我，摇摇头，说，如果连用中文记笔记都做不到，你永远不要想能把练拳这件事学好。那些话对我冲击很大。

从那时起，我会主动阅读中文。老师会给我开一些书单。我刚在台北工作的时候，诚品书店二十四小时开门，那里环境非常好，木地板很舒服，背景音乐都是古典音乐，读者即使半夜两三点在里面阅读也从来不会被要求必须买书。那段时间我就在诚品大量地、随意地看书，人文、历史、文学书，什么有趣就读什么，恶补了很多东西。后来自己经济条件好一些，就开始买书。再后来，我去“云门舞集”工作，做武术教练负责教学，不能脑子里想什么就教什么，要写教案，“云门”为了让我们写好教案，就请老师对我们进行一些文字写作训练。

中华读书报：读罢《夜奔》，感觉一股江湖道义或者说侠义精神贯穿全书，在今天的商业规则和社会环境中，这些精神带有一些古典色彩，说格格不入也可以。包括你在内，“夜奔北京”客栈那些来来去去的运营者、员工、住客、换宿者等等，是因为自带江湖气才前来投奔，还是有了在此住宿、教拳、习武的经历，耳濡目染了这种气质？

黄鸿玺：应该是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些。毕竟这家客栈是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它本身的地理位置、建筑结构以及与武术相关的活动决定了前来投宿的人不会是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旅客。一般的旅客出门都会首选轻松便捷的酒店，尤其是外国人到了中国这个陌生国度，到了北京，他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胆敢”到胡同里看起来很古老甚至有些奇怪的“夜奔北京”客栈住宿或者换宿，还得练拳，还要写毛笔字，已经会筛选掉绝大多数的人。当然，偶尔也会有客人误打误撞地来。曾经有四位英国中年女士，穿着打扮很时尚，到了客栈，进门就问我们游泳池在哪里，酒吧在哪里，第二天她们就退房了。

中华读书报：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的活动上，你说《夜奔》的故事还没讲完，还会有下一本。我想，十年间你亲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人和事肯定远不止这一本书的篇幅，在写的时候，怎么来确定哪些要写，哪些不写？

黄鸿玺：并不是说哪个人物重要、哪个故事先发生就写哪个。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并没想过之后要出书，更不用说出一本还是两本。现在已经出版的《夜奔》的内容大多写于2020年5月到12月之间，我在半年内一口气完成。动笔之前没有专门计划，基本上想起谁就写谁，经常是写着写着，某个人物自己就出来了。写到了一个人又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写的过程中也没有具体的开始和完结，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也不是每天都在写，而是写完一篇，放下三两天，再写。每次写作那几个小时仿佛外界的烦恼都不存在了。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写完了这些内容，有些人和故事第一本没收进去，将会放在第二本，其实《夜奔》第二本我已经快写完了。

中华读书报：书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住客、换宿者的故事确实很精彩，但你对那些平凡的、朴实的体力劳动者的书写更感人，比如烧煤的李师傅、城东寡妇、一号阿姨等等，通过和这些人的接触，你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会更全面吧？

黄鸿玺：事后回想，我在“夜奔北京”客栈那十年，真的是眼看着那些了不起的农民工建设着这座大城市。这种现实我在其他文章中读过，但通过书籍、报纸或者网络来了解，跟亲眼在北京看到公交、地铁上大量的农民工，看到他们的眼神、肤色、神态，感受还是不一样的。书中写到的“一号阿姨”是客栈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她给我讲过她也在别的地方打过工，但我们不是只把她当作打扫卫生的阿姨，而是像对待家里的长辈一样对待她，她也把我们当成后辈。每天她打扫完，到下班时间就可以走了，但她主动留下来给我们做山东的包子、馒头、窝窝头，蒸好让大家一起吃，还一块儿唠嗑。那种感觉，回想起来真是很怀念，很想这位阿姨。后来好几位来换宿过的台湾年轻人还专程去山东看望“一号阿姨”，看看她生活的地方，他们给我发照片，我看了很感动。十年中不只是这位山东阿姨，后来还有四五位内蒙古、东北的阿姨在“夜奔北京”客栈工作过，她们都有自己的故事，精彩程度绝对不亚于那些来自西方的住客。

中华读书报：也是通过这些文字，能清晰感觉到你对每个人的尊重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些文字轻松、流畅，颇有幽默感，但几乎每一篇故事背后也都隐含着一些伤感，故事大多以结束、分别收尾，毕竟，“夜奔北京”客栈本身已成为历史。写下这些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心情？

黄鸿玺：我记得“夜奔北京”客栈决定要关掉、宣布结束的那一天，我收到大量来自住客、朋友的电话、邮件、网络留言、短信、微信，当时一口气压在我心里，没有出口。等到我动笔写下这些回忆，第一篇就是写《鱼坚强》，当时那条鱼已经离开三年了，理论上我已经忘了它，但打开电脑、敲击键盘，最先写出来的就是它，它的故事好像自己就出现了，回忆就这么回来了。这一篇写完后，我长舒了一口气。第二篇是写《芝麻凉皮》，也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客人是2011年来北京的，过了这么久，我都从来没想起过他，结果打开电脑就写到他。就这么写下去，越写越舒坦。

中华读书报：虽然知道《夜奔》中的内容都是真实发生的，但看书的感觉还是像读短篇小说，在具体的写作中，你如何把握写实和虚构的分寸感？

黄鸿玺：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对我来说，写下来的就是我脑海中的记忆画面。有些记忆出现中断或空白，我会去找当时的照片看，图像可以补充我的回忆。也会问问当事人，哎，你记不记得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大多数内容还是凭着记忆和直觉，加上参考一下曾经拍下的照片。

中华读书报：书中虽然写下了你记忆中发生在“夜奔北京”客栈的美好，也有无奈、遗憾，或者某个人物的做法有违你的原则，甚至是世俗意义上的错，但你不单纯以善恶衡量一个人，更多是用容忍、悲悯的眼光视之，文字也是有宽厚的温度，难得你有这种心态。

黄鸿玺：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书中所有的人都是我见识过的，事情是已经发生了的，我在写作的时候可以站在第三者视角去重新看待这一切——我知道结局，也知道过程，还知道为什么。所以书中有些人物的做法，在当时可能让我生气，但现在看起来，我都能够理解。

中华读书报：《夜奔》简体版“后记”的题目《蹲低一点》出自你的老师徐纪那句话，“你蹲得不够低”，这几个字意味深长，可以提醒你、启发你，也可以概括你习武、开客栈包括写作时要有的姿态、保持的敬畏之心，能展开说说这句话吗？

黄鸿玺：我回到台湾一开始跟着徐纪老师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为了学拳。二十多年下来，我又陆续认识了不少老师。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气势。你要是跟他们学东西，他们绝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传授，他要跟你吃饭、聊天，而不是一套拳教给你就是师徒关系了。跟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我慢慢领悟到，除了技术上，比如蹲马步要蹲得足够低，不只是身体上要吃苦，还有精神上的压力。前一阵子我去“夜奔大同”客栈整理书信，在北京十年间，徐纪老师定期寄给我他手写的龙飞凤舞的信，信里常常提醒我，“蹲得不够低”。这句话会持续地给我一种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