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凌叔华祖先当过海盗？
博尔赫斯笔下女海盗郑一嫂的故事脍炙人口，粤港地区张保仔传说也动人视听，但海盗后代如何仍莫可究诘。民国女作家凌叔华晚年自承，她太公当过海盗，“黄毛太”是抢劫得来的金发女郎。她家乡在广州黄埔长洲深井村，证诸清代华南海盗、走私史料，所言或者不虚。
凌叔华与陈西滢
名人自述身世，凡夸耀祖先荣衔、官职、成就、善举之处，研究者要多个心眼；凡叙述不名誉经历的，可信度反而较高，毕竟自爆家丑需要面对家人、族人巨大压力。凌叔华寓居英国期间，将太公当过海盗的事告知女儿陈小滢，由凌淑浩外孙女魏淑凌笔之于书，揭开画风迥异的另一个故事。
家乡黄埔深井
凌叔华老家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旁边的深井村（曾名金鼎村）。“黄埔”沿革十分复杂，本文只是约略言之。
历史上曾有三个“黄埔”，相互毗邻，目前分别属于黄埔区和海珠区。最早的黄埔指黄埔古港（凤浦），也称黄埔村，目前属海珠区。黄埔村东面隔水相望有长洲岛，黄埔军校即设于此，这是清末民初的黄埔；凌叔华的家乡深井村，是长洲边上一个小岛，今与长洲岛几乎合二为一。省港大罢工后，当局尝试开辟黄埔新港，位于珠江北岸，即鱼珠及其东面。后来成立的黄埔区将黄埔新港、长洲包含在内，黄埔村则划归海珠区。香港黄埔花园似乎“借用”了广州黄埔地名，实际是英资黄埔船坞公司迁址的产物。
黄埔离中心市区较远，但“自古以来”就是广州的一部分，宋代此地已有“扶胥港”。1757-1842年“一口通商”时期，几乎所有来华的远洋商船都停靠黄埔古港，长洲形成发达的修船业。1851年，英国人柯拜（Copper）在长洲建设远东第一个石船坞，后被两广总督刘坤一收购，为中国最早近代船舶企业，在2018年公布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中名列第一。此处还诞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一些黄埔造船、修船工人后来被招募到香港、上海，为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先驱。
中法战争时期，两广总督张树声、张之洞倾力营建黄埔炮台群。为培养近代军事人才，张之洞在长洲岛设立广东水陆师学堂，詹天佑曾在此任教。清末在此开设黄埔陆军小学，邓铿（邓仲元）为教务长，培养了张发奎、薛岳、陈济棠等名将。1924年，孙中山扩建水陆师学堂校址，设立黄埔军校。
凌叔华（1900-1990），广州黄埔长洲岛金鼎村（今深井村）人，生于北京。父凌福彭（1856-1930），字润台，光绪二十一年进士，袁世凯亲信，清末历任天津知府、署保定知府、护理天津道、长芦盐运使，升至直隶布政使（相当于河北省省长）。清代直隶不设巡抚，总督之下就是布政使，管理一省民政、财政。凌叔华曾从辜鸿铭学习英语，擅长绘画，考入燕京大学，与北大教授陈西滢（陈源）结婚，1930年代随陈西滢居武汉，与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传出绯闻。1946年，凌叔华随夫赴欧，长住伦敦，1990年去世。凌福彭的父亲叫凌朝赓，《番禺县续志》有传；在县志传记中，凌朝赓的父亲（也就是凌叔华曾祖父）叫凌梓，是个巨富，但没有披露财富来源。这个家族是长洲金鼎村人，金鼎后改名深井。
深井文塔
海盗太公
凌叔华有个胞妹叫凌淑浩（1904-2006），1925年考上公费留美，曾是妇产科医生，丈夫是著名药理学家陈克恢，终老于美国。她有个外孙女叫魏淑凌（Sasha Su-ling Welland），人类学博士，为研究凌叔华姐妹，不惜在北京一待两年。凌叔华女儿陈小滢告诉魏淑凌，两姐妹的太公（也即凌福彭祖父）是个海盗。在《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一书中，魏淑凌写道：
按照叔华的说法，凌福彭的爷爷，也就是凌朝赓的父亲，是一个海盗，常出没于被葡萄牙占据的澳门附近的中国南海海域。有一次打劫外国轮船的时候，他从甲板上抢走了一个姑娘，娶了她。他家里叫她“黄毛太”。她嫁到凌家以后，凌家便财源滚滚，他们都相信是她带来的财运，对她很好。凌福彭不愿从商，而打算参加科举，求取功名，这让家人很失望。不过，他去进京赶考的时候，祖母还是把一个金锭缝进了他的枕头里，保佑他能金榜题名。在叔华的描述中，这位老祖母并不是一位善于投资的女主人。而更像是一个能够辟邪的西班牙或葡萄牙女人。（[美]魏淑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在广府地区，曾祖父口头叫做“太公”。当时葡萄牙占据澳门，“黄毛太”是哪国人仍有疑问。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大都黑头发，金色头发意味着有北欧血统。“黄毛太”痴迷种花生，凌淑浩回忆道：“我父亲的奶奶靠种花生积累了万贯家财。”光绪《番禺县志》称：“落花生，……用以榨油，谓之生油，广俗多用之。”今时粤语仍叫花生油为“生油”。
黄埔扼广州水上咽喉，远洋船舶可从海上直驶黄埔。由于地形复杂，长洲附近岛屿为清代为海盗巢穴之一，也是鸦片走私中心。1799年12月，粤海关监督谕示称：“兹接抚院来函称：‘本人经缜密查访，此物系外国人输入，经由虎门进口，由湾泊该处之引水船或巡船运至深井，或以小艇从澳门分散偷运至省会。’”（刘诗平：《洋行之王》第20页）文中“此物”指的是鸦片。深井很早就是走私鸦片要地，由此引起海关官员注意。“海盗”只是偶尔劫掠，主要盈利来自走私。
凌叔华姐妹自称“番禺人”，魏淑凌误以为黄埔长洲即是“番禺镇”，不知道长洲历史上属番禺县，现在属黄埔区，并没有存在过一个“番禺镇”地名。
凌朝赓与凌福彭
凌叔华的祖父叫做凌朝赓，宣统《番禺县续志》有传，俨然是个慈善家。县志是这么说的：
凌朝赓，字作朋，金鼎人。父梓，本巨富。朝赓性慈惠而好奇，……咸丰初，岁大饥。时红匪乱后，乡民荡析。朝赓恻然，捐米数万石，全活无算，以是“凌义士”遍远近。道咸之交，中外多故，海山仙馆潘氏稍译刻西人算学、制器诸籍。朝赓与一西人友益广加搜讨，昕夕研摩，有汽船、水雷之制，尝以水雷破敌舰之策陈之钦差大臣龙元僖、罗惇衍、苏廷魁三公，复制成风船迳驶白鹅潭，机件灵捷，殁后水雷颗颗犹陈列厅事侧。遗书数大椟，当时未有识者，论者咸以天不假年、不竟其用为可惜云。子福彭，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直隶布政使。（宣统《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二）
鸦片战争后，广东巨商潘仕成曾制造水雷，进呈朝廷，为防御“英夷”之备，获道光帝嘉奖；潘仕成有译著《攻船水雷说》，被魏源收录于《海国图志》。潘氏的成就，得凌朝赓助力为多。当时远洋船舶多停靠黄埔，或因此之故，凌朝赓与美国技师壬雷斯结识，把他介绍给潘仕成，制成水雷、汽船。凌朝赓没有成见，乐于学习西洋科技，见识特异。凌朝赓能在县志中留下传记，恐怕跟儿子凌福彭有最大关系。《番禺县续志》的“倡修”名单，第一名为梁鼎芬，第二名就是凌福彭。凌福彭不愿当民国官，袁世凯让他负责续建光绪帝的“崇陵”，梁鼎芬则是“崇陵种树大臣”，两人交情应不在话下。
《海国图志》的水雷图样
凌福彭考中进士，清末历任天津知府、保定知府、署天津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为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心腹。直隶不设巡抚，直隶总督之下就是布政使，管理一省财政、民政，位高权重。凌叔华有篇自传体小说，写到父亲审案时喜欢上一个俏丽的女犯，凌叔华研究者大都错认为在直隶布政使时期。其实布政使很少单独审案，偶尔参与“三堂会审”。按照职权，知县、知府、顺天府尹、按察使经常审案，布政使则否。
据魏淑凌所述，凌朝赓只活到30岁。朝廷命龙、罗、苏三大臣组织团练以应对英、法联军，为1857-1860年间事。以此推测，凌朝赓在1860年或稍后去世，生年为1830年左右，其父活跃年代应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穆黛安《华南海盗》一书研究的是1790-1810年的广东、越南海盗，也即郑一嫂、张保仔最为活跃的时期。穆黛安写道：“到1805年，一个人数在5-7万之间的海盗联盟渐渐控制了沿海贸易和渔业。很少有船只敢于不先行付给海盗免遭攻击的保护费而自行离港出海。海盗还把活动范围从沿海延伸到内陆水道、以半年付费一次的形式从各市镇乡村勒索数额巨大的钱款，并将那些拒绝给付者的房屋付之一炬。他们还屡屡断绝广州和澳门之间的交通，导致物价飞涨、与国外市场的联系完全中断。甚至欧洲人也不得不为安全问题和他们进行谈判。”
凌梓的海盗嫌疑
凌梓财富来源不明，是否真的从事海盗行为，还是只从事走私生意，不能绝对确定，但其行径应属于“不法”。凌淑浩倾向于粉饰家史，她认为凌家是靠种植花生致富的，这个解释颇为勉强。种植花生、榨油出售，可臻小康，要成巨富则十分困难。郑一嫂、张保仔的红旗帮为第一大帮，第二大帮黑旗帮帮主郭婆带来自番禺大石，离深井约10公里，两地水上来往极为便捷。
“海盗”这个词带有陆地人群对水上人群的歧视意味。明清时期，水上人群在海洋与近海河面讨生活，他们的“角色”经常随情势而在渔民、海商、运输从业者、劫掠者之间变换，劫掠与勒收保护费只是角色之一。正如秦宝琦教授所说：“渔民和在船上工作的人，在非捕鱼的季节或没有正当工作的时候，会加入海上非法集团。他们在这些非法活动的船只上工作，与他们平日在渔船上或商船上的工作并无二致。所以他们视从事海上非法工作就如同转换到另一艘船上工作那样，都是家常便饭。”（秦宝琦为安乐博《海上风云》一书所写序言）安乐博用“海上非法活动”概括这些人群的“生计”，并认为临时起意的劫掠较为普遍，职业性的劫掠较少。从中方史料判断，我认为凌梓的主要活动是鸦片走私，劫掠只是偶一为之。祖上做过“海盗”也没有什么可耻，土匪后代肯定比海盗后代多。
蒸汽船普及后，大规模的职业劫掠大为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小股匪徒“骑劫”，匪徒假扮旅客登船后控制船只、抢劫旅客财物。另一种形式则是内外勾结偷盗船货，黄谷柳小说《虾球传》对此有身临其境的描写。民国后期，男主角虾球的老板“鳄鱼头”组织黑帮，从将抵香港的远洋轮船盗窃物资，少年虾球与同伙坐小艇接应；香港事败，“鳄鱼头”坐疍家艇进入珠江口，逃到黄埔长洲，有同伙接应。换言之，没有机器动力的疍家小艇可从香港划到长洲。
疍家人多不识字，海盗也不会主动留下记载，海盗史研究不得不依赖政府档案，这些文字充满了官方立场与陆上人群的偏见。安乐博指出：
中国人习惯依凭“土地”所有，来建立人的身份地位；于是这群漂浮在海上，于土地无所依恃的族群，就被视为是一群“非我族类”的异类。史册上，将这群依海为生的族群区别为“匪”或“盗”，是种不问青红皂白的绝对贬义，彻底否定他们生而为人的事实与生存的权利。（安乐博《海上风云》第14页）
“黄毛太”的故事不太可能得到官方文献证实，或许遗传基因检测能帮这个忙。正如土匪会娶“压寨夫人”，海盗也强娶民女为妻妾，这可从受害者的自传得到证实。曾被红旗帮俘虏的英国人特纳回忆道：海盗习惯将最漂亮的女票留作情妇或老婆，将最丑陋的放回岸上，其余的便勒索赎金。（J.L.特纳：《我被拉德龙斯海盗所掳的遭遇以及有关那些海盗情况的见闻述略》，转引自穆黛安《华南海盗》）
阶层滑落焦虑
“我不愿像白俄在街边卖地毯，我想回国。”回国定居之以前，凌叔华给冰心写信，劈头即如此写道。（《家国梦影》第5页）
在英国，她陷入深深的“阶层滑落焦虑”之中。夫君陈西滢（陈源）给国民党政府当外交官，处于边缘位置；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驻外经费缩水、机构降格，陈西滢的收入下降。凌叔华担心走“白俄”的老路。十月革命后，出身“高贵”的白俄流落到上海，为谋生什么小生意都做，开餐厅、做面包、卖地毯，著名的“罗宋汤”就是这么来的。
据凌叔华自传体小说《古韵》所述，著名学者、画家谢兰生将他的小女儿嫁给了凌朝赓，是否属实有待考证。在《古韵》中，凌叔华说他生母李若兰来自三水的名门望族，又是十三行潘少奶奶的干女儿（契女）。但是凌淑浩老实承认，生母本是烟花女子，凌福彭从花舫将她赎出作妾。
有一个联姻大概是真的。凌福彭的结发妻子冯氏，来自深井村一水之隔的黄埔村。《古韵》最后一章写“两个冯氏表哥”。冯氏兄弟得到许应骙、袁世凯提携，清末民初大为得意。凌叔华表哥冯祥光，任驻外领事多年。另一个表哥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为梅兰芳“梅党”领袖。与《良友》齐名的《北洋画报》，则由冯祥光之子冯武越创办。
凌氏家族实现了“阶层跃升”，从村民、“海盗”、富商而高官。袁世凯死后，这个家族面临着阶层滑落的命运。凌叔华、凌淑浩的拼命努力，是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小时，生母李若兰诵读木鱼书《再生缘》故事，点燃了凌叔华的女状元梦。挟家庭原有文化、经济优势，她们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但五四一代所期望的“女性独立”并没有到来。
1935年，凌叔华与英国青年作家朱利安·贝尔在武汉传出绯闻，证明她心有不甘，渴望一场热烈的爱情。这场爱情注定无疾而终。两人分手不久，贝尔死于西班牙内战。从五四新文学的背景，凌叔华的出轨可解读作“娜拉短暂出走”，而后被迫“归家”。贝尔不能给她安全感，但陈西滢能。1930年代文艺向左转，凌叔华仍沉浸在家族荣光里面，不愿或不能与时俱进，逐渐被边缘化。旅英期间，凌叔华被“滑落焦虑”所笼罩。她担心重演“白俄街边卖地毯”的凄凉。“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从凌朝赓到凌叔华历经四代，他们家族的表现已算出色。只是在20世纪革命大潮里面，个人、家族命运很难把握。
粤语用“二世祖”来形容败家富二代。记得《广州文史资料》（或《广东文史资料》）有一篇文章比较民国时期穗港两地富二代的差异，说是广州西关阔少只会挥霍，香港富商会培养儿子当专业人士，因为创业经商、管理企业的才能难以遗传，但专业能力可以培养。姑妄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