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键”，原指闩门之木，字书上讲横曰关、竖曰键，二者和合戍守于宅前。这也构成了另一重想象，把门闩取下，铺陈在路上，从一个关键性的原点开始纵横交错，向广袤的天地延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键之书”，它是我们阅读史的核心，气质鲜明的精神背景，值得涵泳的生命实感。

1951年，聂鲁达访华，与艾青相识，两位诗人一见如故，1954年，艾青赴智利，前往聂鲁达位于黑岛的家中做客，写下《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75年后，本期“我的关键之书”邀请魏思孝、郑在欢、杨玲、汪天艾、马西、陆源、史维、卢正琦等作家、译者与学者，分享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一部拉美文学作品，以此回望这段铭刻两国文学交往的友谊。

——本期主持人：邓洁舲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赵德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魏思孝（青年作家）：2002年10月19日，罗贝托·波拉尼奥在智利《信使报》发表的随笔《论四处蔓延的“作家结交总统”病毒》中写道，“作家应该和自己内心的魔鬼或天使交朋友，而不是和红毯交朋友；应当和冒险交朋友，和图书馆交朋友，和那些不能说话的人交朋友，和被羞辱的人交朋友，和死去的人交朋友，和孩子交朋友。”大概十年前，我买了本波拉尼奥的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翻开书的第一篇《圣西尼》，读了几段，便被其吸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到处投稿参加文学比赛穷困潦倒的文学青年，刚好也契合我当时的状态。这么多年过去，我经常翻看这本书，读得最多的是《亨利·西蒙·勒普兰斯》，三四千字的篇幅，写的是在二战时期的法国，一个三流的作家勒普兰斯让不少知识分子免于纳粹的追捕。其中有一段话，我经常拿来警示自己。“勒普兰斯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蹩脚作家的身份，但是也明白和接受了好作家需要蹩脚作家的道理，哪怕后者仅仅是读者和追随者。他还明白自己在营救（或者帮助）某些好作家时就全凭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胡乱写稿和出错的权利。”波拉尼奥的不少短篇小说是以“梗概”的方式去写，反而显得简洁和不拖沓，有一种急迫感，在尽量短小的篇幅里携带了足够多的信息。波拉尼奥的身上有常被我们忽视的一点，那就是他曾是一名战士和斗士，不仅是一个写小说、写诗歌的文人。这是我们不及的地方。

《燃烧的原野》， [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 著，张伟劼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

郑在欢（青年作家）：拉美作家里，我最喜欢的还是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这本薄薄的短篇集是我经常重读的书，这一系列小说的叙事语言极具美感，像诗句一样耐读，每一篇小说的结构又各有匠心，洋溢着充沛的创造力，在看似随意自然的语调中把一个个发生在同一块平原上的故事娓娓道出。在这本小说集里，我看到了厚重的现实与轻盈的美是怎么交织融合的，并感受到讲故事这件事既不是单纯的消遣娱乐，也不是笨重的记载归纳，而是以真实体验为基础，去进行充满可能性的讲述。

《霍乱时期的爱情》,[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杨玲 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

杨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主任）：对我影响最深的拉美文学作品，当数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作为这部小说的译者，我从中受益良多。要知道，做文学翻译的那种幸福感是其他学术研究不能比拟的，文学翻译仿佛在和作者直接对话，让我能够体会作品中每一处细腻而精妙的描写。有时会被书中的情节击中心灵，有时又会被作家逗得捧腹大笑。

比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费尔明娜表白的那一幕：阿里萨终于鼓起勇气，向费尔明娜递上自己的第一封情书。而女主人公看见蓝色的信封在他那只因害怕而僵硬的手上颤抖，于是举起绣花绷子，好让他把信放在上面，因为她无法接受被他发现自己的手指也在颤抖。就在这么浪漫的一刻却发生了最为尴尬的一幕：一只鸟儿在杏树的枝叶间抖动了一下身子，于是，一滩鸟粪不偏不倚正掉在绣花布上。费尔明娜•达萨撤回绣花绷子，将它藏到椅子后面，以免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注意到这件事。她第一次抬起她那羞得通红的脸颊，瞥了他一眼。而诗人气质的阿里萨立即化解了女孩的尴尬。他若无其事地用手举着信，说：“这是个好兆头。”你不得不佩服马尔克斯的妙笔。他让神圣的爱情降至凡间，让浪漫回归现实之中。几乎所有的女孩在爱情上都是完美主义者，都希望自己的爱情完美无暇。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在恋人面前遭遇如此污秽的厄运一定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而阿里萨用可爱的真诚化解了这一危机，年轻人那种初恋的懵懂与纯真一下子跃然纸上。

书中还有很多值得细细品味的情节，比如，费尔明娜的“茄子情结”，她以一个匪夷所思的条件答应了乌尔比诺医生的求婚：“我同意结婚，只要您保证不逼我吃茄子。”又比如，阿里萨为感受爱情的味道，喝下母亲的一整瓶香水。再比如，已经是老夫老妻的乌尔比诺和费尔明娜，竟然为了一块香皂而争吵不休，险些断送了婚姻。等等这些都让人感受到爱情是奇妙，也是艰难的。

如果说《百年孤独》让我们感受到了上帝视角，得以俯瞰芸芸众生，那么《霍乱时期的爱情》又让我们回到血肉之躯，真切体会到人之为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跳房子》，[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孙家孟 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汪天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在拉美文学的星河里，我的“关键之书”大抵要属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长篇小说《跳房子》。第一次读到时我还在上中学，这本书松弛而优雅的笔触，游戏一般在不同章节间跳跃的新奇写法，让我尤为着迷。多年以后，我在马德里城北的地铁站换乘层见到《跳房子》中的名句刷在墙上的样子——“我们走在路上，不曾寻找彼此，心中笃定，我们走在路上是为了遇见彼此”——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交错中，阅读与实景产生了互文。也是多年以后，我翻译了阿根廷诗人皮扎尼克的诗集，而皮扎尼克恰恰是《跳房子》的第一位读者，在世界还不知晓这本书的存在时，是她将这部书的手稿敲打进打字机里。在这珍贵的缘分之中，我也格外想要感谢这本书的译者孙家孟老师和编辑胡真才老师。他们都已跳出时空的限制，愿他们在彼岸与科塔萨尔一起继续徜徉于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巴西] 保罗·柯艾略 著，丁文林 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

马西（Maximiliano Benatti，阿根廷籍青年汉学家，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第一次读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时，我甚至还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来到中国。我至今还记得，圣地亚哥的故事曾让我多么感动：一个年轻的牧羊人，为了追寻一个梦想，竟然有勇气离开熟悉的生活，踏上未知的旅程。旅途中其他人面对梦想的不同态度也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那位水晶店老板。他同样有梦想，却宁愿一直把梦想留在心里，也不敢冒险去实现。

那时候，书中关于整个宇宙都会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的说法，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这本书也有了新的理解。

后来，我开始学习中文，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深。渐渐地，来到中国成了我的梦想。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理解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圣地亚哥走向远方，因为我心里也有了同样的渴望。而宇宙似乎真的像书里说的那样，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但我没有想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中国，我发现生活可以有另一种模样，看世界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更让我难忘的，是一路上遇见的那些中国人。他们的热情、善良与真诚，让这片曾经遥远的土地成了我的家。每一次相遇、每一段经历，都让我看到了过去想象不到的可能。我逐渐明白，梦想不一定只是我们努力抵达的终点，有时候，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让我们发现一个又一个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梦想。

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么多年过去，《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依然陪伴着我。圣地亚哥最终找到了宝藏，但真正留在我心里的，是他敢于踏上那段旅程的勇气。对我来说，走向陌生的土地，学习不同的语言，接触和理解其他文化，不仅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有机会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身在两万公里外的中国，更愿意相信，宇宙不只是帮助我们实现梦想。有时候，它似乎还会推动我们走得更远，去经历那些出发时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有一件事始终取决于我们自己：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

《帝国轶闻》，[墨西哥] 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著，张广森 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陆源（青年作家）：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德尔帕索的长篇小说《帝国轶闻》是这几年里给我带来震撼和启发的巨著。然而喜爱这部小说的原因，并不全然是由于它的复杂多变，令读者叹为观止，更是由于它所呈现的德尔帕索式全景小说的独特风貌。作者说，不可能写一部无偏无倚的历史，不可能提供一纸人人都接受的评价，我们唯有各抒己见。既不违离历史脉络，同时又取得诗意之效，如何做到？这正是德尔帕索的抱负所在。博尔赫斯曾言，他钟爱“历史性的精确、象征性的真实”。“历史”和“精确”，以及“象征”和“真实”看似暗含矛盾，在更高层面，在文学王国，又不妨辩证统一于诗性叙事。德尔帕索以整本《帝国轶闻》之精言壮辞，淋漓展现了自己的综摄方法论：“……尽量使历史可能具备的全部真实性和杜撰可能具备的全部精确性糅合在一起。换言之，不是撇开历史，而是将其置于杜撰、寓意，乃至奔放幻想的同等地位……不必担心历史真实或我们以为的历史真实会损及诗意……追根究底，诗意和历史是比肩并行的……”

正是《帝国轶闻》让我认识到，懂得这一点，才懂得所谓“全景小说”的真正意涵。德尔帕索式全景小说不仅要呈现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关键在于，它要呈现人们对历史、社会之认识的方方面面，以及身处不同位置者各自思想的方方面面，并循此径路，锻造某种统一的气象，达成作者至高的诗学目标。这很难。以致连德尔帕索自己，面对纷繁历史，最终也未盖棺论定，仅借华雷斯总统之口说：历史留待后人评。诚然，总结历史，是属于历史学家的艰巨任务，德尔帕索身为小说家不应也不必越俎代庖，其创作意图和愿望，在写完《帝国轶闻》最后一行字时，便实现了。（摘编自陆源文章《全景小说〈帝国轶闻〉及其译文》）

《法昆多：文明与野蛮》，[阿根廷]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 著，史维 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年

史维（副教授，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文系主任）：《法昆多：文明与野蛮》是我投入五年心血翻译的“关键之书”。作者萨米恩托是阿根廷政治家、教育家、作家，在流亡智利期间写成此书，它被视为拉丁美洲文学的奠基之作，也被博尔赫斯称为阿根廷的“国书”。全书以军阀胡安·法昆多·基罗加的人生为线索，围绕“文明与野蛮”“城市与乡村”展开，既批判罗萨斯的独裁，也追问阿根廷的地理、民族性格与现代化道路。萨米恩托的文字兼具政论锋芒、地理描写、人物传记与文学想象，语言犀利而饱含深情。这本书提出的问题——一个民族如何理解自身的土地、传统与未来，如何在冲突中寻找现代身份——至今仍有回响。翻译这部作品的五年，也是我不断进入阿根廷历史深处、重新理解拉美文学精神气质的过程。在逐句推敲中，我反复感受到萨米恩托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写潘帕斯草原的苍茫、高乔人的生存方式，也写独裁阴影下社会的恐惧与沉默，以及他对教育、公共生活和国家未来的期待。这让我更加确信，文学不只是审美对象，也能参与一个民族对自身命运的思考。这本书对我特别重要，还因为它让我在翻译中体会到语言的分量。许多概念背后连着地理、历史、政治情绪和文化记忆。

《腹地》，[巴西]库尼亚 著，贝金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0月

卢正琦（葡语文学研究者、译者）：我是在学习葡语之后才渐渐了解巴西、接触巴西文学的。在那之前，美洲对我来说是过于遥远的土地，以至于那里有什么样的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一类问题很少能在我的头脑里出现。所以，在阅读巴西文学、认识巴西之初，最触动我的是鲁本·丰塞卡、卡罗琳娜·德·热苏斯笔下当代社会中惊人的苦难和暴力。在研究上，这些作品的语言极具表现力，让我重新思考文学语言以及文学本身的边界。但在情感上，随着目光被引导向巴西社会的沉疴，我注意到文字背后染血的现实，进而困惑该如何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谈论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一百多年前的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的《腹地》给了我重要的启发和鼓励。《腹地》是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在1896-1897年巴西东北部腹地的卡努杜斯战争期间，作家以记者身份深入前线，了解冲突始末，搜集人文、地理资料，在战争结束后整理成一部巨著，详尽介绍偏远落后地区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粉碎当局关于战争动机的谎言：被镇压的腹地人并非保皇党，因此，配备先进武器的军队对起义者的屠杀并不具备里约权贵所声明的正义性。以当时的科学研究方式，《腹地》以卡努杜斯战争为例，详细论证巴西民族的构成，真正将被认为野蛮、落后的地区纳入视野，无论在巴西的文学史还是思想史上都有一席之地。回望《腹地》的创作背景，一面是刚成立不久、承载巴西独立发展希望的共和国，另一面是被绝境塑造得愚昧、狂热的边缘地区民众，面对双方的冲突，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库尼亚不失幻灭、失望、愤怒，却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并确立观察和分析的位置，让具体的苦难被广泛地认识、共情和铭记，让被沉默遮掩的得以持久彰显。在我们的时代里，沉默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嘈杂的遮蔽中持存。因此，有必要重申《腹地》的启示：即便在因巴西现实的困境而弥漫的悲观情绪里，即便现实似乎还没能被文学动摇，也不应该忘记写作能够创造的价值、能够承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