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文学：从起点到今天
殖民地时期的巴西文学
一般认为，巴西文学史始于1500年。葡萄牙贵族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航海抵达南美洲，向国王写信报告航行经历和途中见闻，描述了后来成为巴西的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也就是说，巴西是作为描写的客体出现在自身文学史的起点的。16世纪，随着航海的船只抵达巴西的还有耶稣会传教士，和航海家所撰写的记录文本一样，他们在巴西、关于巴西的书写不以文学为主要目的，但其中不乏文辞考究之作，并且对美洲风貌的描述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创作依据，因而共同被追溯为巴西文学史的开端。
不过，16世纪的殖民地巴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依附于宗主国，文学创作在主题、语言、风格上均不足以构成独立的民族文学。直至17世纪，欧洲的巴洛克风格随着伊比利亚半岛的殖民者抵达巴西，与殖民地日渐增长的主体意识相结合，见证巴西文学开始获得主题上的独立性。该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因讽刺辛辣被称为“地狱之口”的诗人格雷戈里奥·德·马托斯。诗人出生于蔗糖经济繁荣时期的东北部城市萨尔瓦多，曾暂居欧洲，在葡萄牙接受高等教育并担任公职，后来因言获罪，革职回乡。得益于正统的高等教育，诗人写出不少文笔优美的抒情诗和宗教诗；又因为个性落拓，历经宦海沉浮，也创作出大量愤世嫉俗的讽刺诗，以辛辣的词句揭露当地社会各阶层的丑陋一面。这让他四处树敌，一度被驱逐到安哥拉，晚年才得赦回到巴西，不久便在累西腓逝世，终生未能获准返回家乡萨尔瓦多。
随后，启蒙思想也从欧洲来到巴西，在文学领域主要表现为阿卡迪亚派诗歌。18世纪中叶，蔗糖、黄金产业相继陷入危机，巴西经济衰退，葡萄牙也在里斯本地震中遭遇重创，无法与殖民地互相支持。在这一背景下，阿卡迪亚派诗歌在巴西东南部矿区诞生，一改巴洛克文学对形式的极致讲究，在主题上特别强调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用理想化的田园生活象征过去的黄金时代，抒发对城市文明所代表的当下的失望，通过颂扬自然，投射文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特权阶层的不满。
19世纪初，葡萄牙本土被拿破仑军队占领，葡萄牙王室因此暂时驻扎巴西，不得不考虑立足巴西的可能性。由此，巴西在帝国政治考量中的地位相对提高，撼动了三个世纪以来葡萄牙对巴西的压制。随着殖民统治逐渐松动，巴西民众对殖民特权阶层的不满逐渐发展为越来越清晰的民族意识，成为巴西政治独立的社会基础。在文化艺术方面，巴西文化阶层流露出与殖民宗主国思想和文化脱钩的意识形态诉求。这与一些欧洲国家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愿望不谋而合。拿破仑战败后，各国恢复正常外交往来，法国曾派遣艺术使团出访，直接向巴西传播欧洲时兴的文化、教育理念。
现代以前的巴西文学
1822年，在热烈的民族主义气氛中，巴西宣布独立。当浪漫主义艺术理念从欧洲传来，迅速与巴西知识界的爱国主义政治诉求共鸣，共同构成巴西浪漫主义文学的底色。通过诗歌、戏剧、小说作品，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斯、若泽·德·阿伦卡尔等浪漫主义作家试图借助自然风光或印第安文化想象，构建一个不同于欧洲版本的巴西形象。
19世纪晚期，浪漫主义在巴西落幕。与独立之初相比，此时的巴西已经废除奴隶制，成立共和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城市，一系列制度变革和发展模式转变撼动了原有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各部门寻求转型，地方冲突频仍。相应地，文化思想领域空前繁荣，文学报刊、杂志增发，各类文体蓬勃发展，文学创作积极响应时代对思想资源的需求，明确地反对浪漫主义文学理念，格外注重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
在这一背景下，1897年，具有文学权威性质的巴西文学院成立，成为“主流”文学的风向标。巴西文学院首任院长马查多·德·阿西斯在小说、杂文、戏剧、诗歌等时兴文体中皆有建树，既有基于同时期里约城市社会的冷峻的世情观察，又有对普遍人性与人类命运的探寻和思考，同时得到出版市场和代表官方文学理念的巴西文学院的接纳和推崇，是当之无愧的巴西文学巨匠。阿西斯的长篇小说《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是巴西现实主义小说的首作和代表作，是作家反思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摆脱浪漫主义对自然风光的依赖，转而通过里约城市世情呈现巴西性。
几乎同时，自然主义小说在巴西昙花一现。巴西自然主义小说吸收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念与欧洲工业革命后的科学成果，试图借助当时以生物决定论主导的社会学、犯罪学结论，为本地社会的暗面寻求解释。与一般而言的现实主义相比，自然主义作家虽然同样注重表现城市中市民阶级的日常生活，但更热衷于书写社会中病态的人物和现象。巴西自然主义小说虽然总体上有鲜明的进化论烙印，时代色彩极强，但在巴西文学史上不乏开创性、前瞻性，比如将市民阶层口头表达纳入文学语言，挖掘城市社会边缘群体生活素材，集中书写性、暴力、犯罪等主题——这些文学探索虽然没有立刻被主流吸纳，但在20世纪至今的巴西现当代文学中相继重现，在不同时期推动巴西文学总体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各个流派交相辉映的巴西文学格局中，还有一部难以归入任何单一流派的巨著：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的长篇报告文学《腹地》。1896年，巴伊亚州腹地小城卡努杜斯爆发叛乱，附近的农牧民难以忍受贫瘠的自然环境、酷烈的经济压迫、落后的生活条件，投奔来到当地传教的弥赛亚主义宗教领袖，聚众起义。巴西共和国当局假借反复辟之名派兵镇压，起初却一再失利，引发全国关注。战役后期，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以记者身份随军深入前线，亲眼目睹落后地区的农牧民与共和国正规军之间的惨烈战役，充分认识了巴西偏远农村地区的社会现实。震动之余，库尼亚广泛收集资料，在返回城市后写下《腹地》，调动丰富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凭借海量的一手和二手资料，详尽地分析战争的始末，从而提出关于巴西社会根本性的民族问题的理论。这样一部作品能够实现思想和艺术的平衡，无法以单个文学流派或思想的发展完整解释，既得益于作家复杂而全面的知识背景、特殊时期的实地调研经验、政治上的热忱、文学上的敏锐和创造的勇气，又以现实主义文学倡导的现实批判精神和自然主义文学推崇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为思想基础，是时代与个人共同的成就。
在诗歌领域，在响应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理念的作品以外，还出现了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追求形式严整的高蹈派，以及书写主观、神秘、想象的象征主义一派。和同时期其他文学思潮同样，高蹈派和象征主义诗歌在后来的20世纪文学中有持续的回响，在现代主义运动以后更富创造性的土壤中获得长足发展。
巴西现代主义和现代文学
20世纪初，巴西文学沉浸在自然主义、高蹈派、象征主义的余韵中，少有佳篇问世。1920年前后，随着一战后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领域谋求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1922年，一群呼吁创新的艺术家在圣保罗举办现代文化周活动，宣告巴西现代主义运动开启。这场运动受到了欧洲先锋艺术的启发，涵盖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领域，主力集中在东南部、南部城市，特别是圣保罗和里约，以及两地之间同样较为发达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在1922至1930年间，巴西现代主义者先后组织起巴西木运动、文化食人主义运动，实践并推广创新的、民族主义的巴西艺术理论。
在文学上，巴西现代主义寻求摆脱传统创作和批评理念的束缚，突破世纪之交形成的以巴西文学院为象征的主流艺术标准。为此，核心人物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等人开展各种文学理论探索和创作实验，有意识地为巴西民族文学开拓新的题材和语言资源，尤其关注融合原住民语言和文化想象与既有的葡萄牙语文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巴西民族文化符号的可能性。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长篇小说《马库纳伊马》（Macunaíma）是这条探索路径的里程碑。
巴西现代主义运动在圣保罗、里约等城市十分活跃、多产，但在1920年代的高潮期间，并未向更广阔的地理范畴和更多样的文化圈层充分传播，也没有形成足以超越内部异质性的理论共识。尽管如此，运动仍然为此后的巴西现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开拓作用。在巴西现代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创新气氛中，巴西地域主义文学渐成气候。各地区中，东北部自然和社会条件特殊，沿海分布着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逐渐衰落，但仍保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一定的发展能力；远离海岸的广大腹地地区则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腹地地区与沿海城镇的社会风貌构成强烈反差，催生出复杂、丰富的地区文学。1930年代拉克尔·德·凯罗斯《一五年》（O Quinze）、“30一代”作家代表人物格拉西里亚诺·拉莫斯《干枯的生命》（Vidas Secas）、若热·亚马多早期作品“可可”三部曲等作品立足当地风俗、文化和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苦难，将本地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现象转化为文学资源，从而得以超越圣保罗等大城市现代主义群体的地域和阶层局限，进一步摆脱欧洲文化资产阶级的影响，开拓出与巴西土地紧密相连的艺术路径。
1930年代，历史和社会现实问题成为巴西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以东北部地域主义小说为代表的侧重反映民众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广为流行。还有一部分小说另辟蹊径，聚焦人物心理，尤其是人物内心的忧郁，通常有比较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两类作品共同成就了巴西长篇小说的高峰。
诗歌领域较受瞩目的变化发生在1940年代，主导者是一群被称为“45一代”的诗人。“45一代”批判性地继承了早期现代主义理念，意图革新诗歌形式，同时将社会现实议题纳入主题。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是其中翘楚，能够在诗歌中实现思想和艺术的平衡，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巴西诗人之一，对后来的现当代诗人影响深远。比如1950年代末出现的强调文字视觉性质的现代主义诗歌，整体上明确反对“45一代”的艺术主张，但唯独将卡布拉尔·德·梅洛视为先驱。
在小说领域，1940至1950年代被一些批评家称为巴西的“后现代主义”时期，以两位伟大作家的出现最为夺目。吉马良斯·罗萨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广阔腹地：条条小路》充分挖掘腹地土语的音乐性，超越了同时代的地域主义文学概念，令普世的形而上学危机与本地自然、社会风貌水乳交融。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从首作《濒临狂野的心》开始，就确立了贯穿其文学生涯的主题和风格：以奇特的譬喻、对瞬间意识的捕捉、断裂的情节，书写兼具形而上与社会属性的自我。和罗萨一样，李斯佩克朵也拓宽了葡萄牙语作为文学语言的边界，为巴西文学、葡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指出了从未有过的道路，启发了无数后世作家。
复数的当代文学
1964年军事政变后，巴西进入军政府统治时期。此后，直到1970年代，由于政治高压、文化审查，不少巴西知识分子流亡海外。作为反抗政治暴力的手段，纪实作品大量出现，现实主义成为该时期巴西文学的底色。在小说领域，鲁本·丰塞卡等作家不满足于揭露暴行，进一步将残酷的现实转化为粗粝的文本质感，被一些批评家笼统地称为“粗野主义”文学。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随着军政府统治走向末期，政治民主逐渐回归。政治议题仍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但再民主化时期的文学不再只是见证、揭露、抗争制度的暴行，转而开始书写政治理想的幻灭和政治高压遗留下的精神创伤。此外，各方面现实问题重新进入文学创作视野。20世纪中期开始的快速而野蛮的发展塑造出割裂的巴西社会，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特权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差距悬殊，不同群体之间缺乏了解，甚至怀有敌意。这些都成为20世纪末巴西文学的主题。
二十世纪末至今，巴西文学展现出鲜明的复数性特征。在技术上，文体界限频频被打破，文学与非文学、虚构与非虚构，以及小说与戏剧、影视之间互相吸收、借鉴，反复实验，共同探索语言的边界。在主题上，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未被书写或曾被定义为无法书写、不应书写的，被当代文学一一挖掘；未曾发声，或被视为无法发声、不应发声的，纷纷加入文学创作的潮流。在世纪之交，“边缘文学”向主流社会发起冲击。尽管贫民窟居民卡罗琳娜·德·热苏斯在1960年代文学市场上的成功已经表明边缘群体内部书写所蕴藏的能量，但作为一个流派、一股文学潮流的贫民窟文学，实则始自保罗·林斯1997年出版的纪实性小说《上帝之城》。林斯从小在贫民窟生活，小说大量运用当地土话、俚语，讲述作者在“上帝之城”贫民窟生活和参与人类学研究的见闻，开创性地引入社区内部视角，为巴西当代边缘文学建立起一种可行的书写范式。不过，小说以第三人称讲述，加之突出的人类学色彩，叙事的声音与人物之间批评距离明显，为此饱受争议。后续边缘文学中较有影响力的作品更具自传性，比如由本地居民书写贫民窟，由刑满释放人员书写狱中生活等。近年来，书写广义上的边缘群体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主流，甚至成为主流，受到巴西以及国际文学奖项、图书市场的承认和欢迎。在有关原住民以及非裔、阿拉伯裔、犹太裔移民的叙事，还有关于女性、跨性别者、同性恋者的叙事，关于乡村和偏远地区的叙事中，以及各群体叙事内部的异质性中，当代小说充分呼应了巴西社会的多样性、复数性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当身份书写不再新鲜，现实介入意义不足以覆盖文学价值考量，又或者文学不再被相信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巴西当代小说越发向自身寻求解决之道，比如借助元小说或自我叙事元素，弱化传统上写作者作为“观察者”和人物作为“被观察者”之间的单向关系，将所在群体的集体经验和记忆集中于承载写作行为的“我”，将叙事本身作为冲突与创伤的解决之道。这其中无疑有互联网发展的影响，此外，尽管文学出版市场式微，独立出版社的支持、文学奖的青睐仍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声音的传播创造出前所未见的有利环境。同时，叙事视角向内收缩的趋势也是长期社会危机下普遍的悲观情绪的文学表现，向自我、向书写回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写作者和读者提供安全感。这些当代作品的文学价值仍需时间的检验，不过，从文学史角度观照，这种通约自我和集体的书写方式能够混融巴西现代主义以来主要文学流派之间的界限，为社会介入、心理分析、日常生活书写等方面的传统文学经验提供当代实践空间。无论如何，即便认为时代充满危机、对立、冲突，巴西文学仍未放弃自我更新，始终坚持观照当下的巴西社会和文化现实，借此在动荡的当代语境中不断确立“我”与巴西的位置，寻求更广泛、更深刻的共鸣。
（本文为“艾青与聂鲁达的回眸——中拉文学对话与交流”专栏特约稿件；作者系文学博士，葡萄牙语文学译者、研究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巴西当代文学、城市文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