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四个春天》剧照

为了留住更多回忆，陆庆屹从15岁离家流浪到被身在北京的哥哥收留开始写起。而后，他遇到朋友，遇到爱情，遇到艺术，遇到缤纷多彩的人事物的经历，也逐一呈现在书中。父母给了他生命，他意识到，要将这生命尽情燃烧。

我第一次见陆庆屹，是在北京9月份的午后。视频采访安排在景山剧场旁边的天台上，枝叶繁茂的杨树将树干伸过来，在阳光下洒出斑驳树影，风一吹，叶子沙沙地响。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剧场边时不时还会传来阵阵笑声，这些零碎声音和树叶的声响合在一起，像是一首协奏曲。有时他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下来听风：“哇，这风声好好听。”

这个小小的“插曲”，被镜头捕捉了下来，生命与自然发生了不加掩饰的共振，令人为之触动。不知在什么时候，我们似乎生疏了对世间美好的事物加以赞美，而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如此有感染力。

大概在六年前，因为看过陆庆屹拍的纪录片《四个春天》，我知道了贵州独山县城，知道了那一对可爱的父母亲，知道了他们住的那一幢朴素的有着大天井的房子。在那里，我们经常看到一家人的欢声笑语，还有琴声歌声。如果不是现实在往前走，真让人怀疑，时间好像定格在了那一刻。

《四个春天》上映之后，豆瓣19万人打出了8.8分。陆庆屹的豆瓣ID叫“起床，吃饭”，熟悉他的人，都开始叫他饭叔。这些年来，饭叔拍片子，做剪辑师，还写作出书，成了一名作家。今年8月份，他的第二本散文集《落在我身上的雨》一经出版，就登上了豆瓣热门新书榜首。读者在底下评论：“这种书，一个人一辈子注定就写那么一两本”，老朋友、新朋友都来了，都想再翻一翻他回忆里的父亲和母亲。

《落在我身上的雨》

陆庆屹 著

新星出版社

可是，正如饭叔在书里写的那样——“这世界真美好，可是人生总有那么多无奈。”2014年，姐姐陆庆伟，在他拍摄期间就罹患肺癌去世。2023年初，父亲陆运坤在病痛中离开。一年后，母亲李桂贤也病逝了。如今这个家里，只剩下陆庆屹和哥哥陆庆松两个人。曾经那个歌声不断、燕子来了又去的家，也变得安静了下来。

“或许这就是人生的常态吧，人最终都会互相失散。”面对采访，饭叔语气很平静。他没有把悲伤放大，也没有试图绕过它。他说，父母一生没有抱怨过什么，看见新芽会倍感欣喜，看见水流会像孩子一样驻足聆听，“赞美生命是他们的生命本质”。

父亲喜欢书法，饭叔就爱上了练字，母亲小心翼翼地守护过写作的愿望，饭叔就通过写作的方式与母亲“相遇”。为了留住更多回忆，陆庆屹从15岁离家流浪到被身在北京的哥哥收留开始写起。而后，他遇到朋友，遇到爱情，遇到艺术，遇到缤纷多彩的人事物的经历，也逐一呈现在书中。父母给了他生命，他意识到要将这生命尽情燃烧。

“我感到越来越趋近于父母生命的本质”，饭叔在书里写道。父母留给他的，无论是性格还是品格、观念还是态度、愿望还是天赋，如今，都成了他面对人生，坦然走下去的理由。那些“落在身上的雨”虽然会干，但是会一直留在他的心里，在余生继续滋养他的生命。

以下为访谈实录整理。

“我好像总是走神”

《新周刊》：前阵子在你的豆瓣上，刷到你拍的“北京的雨夜”的照片，让人联想到你的新书《落在我身上的雨》。对这些生活中偶然遇到的浮光掠影，你总是会为之停下来？

陆庆屹：我好像总是走神。尤其下雨的时候最容易有这种情绪。

我坐公交车的时候，隔着挂满水珠的车窗玻璃，可能会看见路过的人，但他们是模糊的。我经常会想，我在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看我？然后我又想，我在外面的时候，看车窗上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我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场景？他的思维是不是也在那种瞬间里，以我们互相都不知道的一种方式在连接？那种感觉，你会觉得跟这个世界的联系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有互动的。这种互动稍纵即逝，我经常沉迷在这种瞬间里。

我以前也是这样，思维总是会从现实的状况里面，飞到另外的空间里去。我踢球的时候，因为踢得比较好，带球把一个人过了之后，那一瞬间感觉到怎么这么轻松，我会突然迟疑一下，瞬间就走神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会感受到足球场上的空间，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场”，感觉自己像周遭的一个旁观者。

在那种时候，你就觉得这世界变得空旷了。因为日常里边那种纷乱的东西，它不断地以各种信息的方式朝你奔来，但你走神的时候，这些东西它消失了，你就变成了一个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

《新周刊》：你还发了一张各式各样的调料瓶，说“感觉自己拥有了一座宫殿”。我听说你写作的时候，都是在厨房写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习惯？

陆庆屹：因为那些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天两顿饭，我也不怎么爱出门。在家里就会经常做各种好吃的，天南地北的菜式都想尝试一下。做饭的时候，你会对它接下来是什么味道有一种期待。这种感觉，我好像也蛮享受的。

我写东西也基本上在厨房写，用手机打字。一般醒得很早的时候，厨房不开灯就很黑，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容易进入的空间。有时候会闭着眼睛在那想一会儿，记忆里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比如我在书里回忆那些已经很久远的事，那些当时说的话，有很多我都是真的记住了。我会把自己放到那个沉静的场景里边，重新去感受它——当时的温度，身体感觉到的气味，听到声音，眼睛看到的东西，这些都会帮助我更全面地把我想写的还原出来。有很多反馈说我写的东西画面感很强，我把自己放到里面，一点一点地尽力还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厨房它很安静，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的东西，其实就是很生活的场景和氛围。我有的时候就会看到某一个调料瓶，或者是一点小火焰，我就能回想起曾经的某一些储存在我记忆里的片段。那种生命的体验和情感，它会很自然地流动起来。

“坦然接受，那些必将会失去的”

《新周刊》：散文集里有大半的篇幅，都是写你15岁刚来北京的时候，和哥哥住在清华的校园，现在回想起来，是一段怎样的时光？对北京是一种什么印象？

陆庆屹：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是夏天，那一年非常闷热，每一天都出大量的汗，喝很多自来水。然后有一天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我哥说：“今天是立秋吧？”他说：“你看云好高，天好高。”

我印象中还有一次，是从清华骑车到中央美院，去看学生的毕业展，中间路过了后海。我以为我进入到了以前看过的那种连环画里。我小时候看过很多，以为是幻想出来的。没想到那天我真的身临其境了。

北京的天气就是这样，秋高气爽，四季非常分明。那个时候我才对“四季分明”这个词有了一种很切身的体会。

《新周刊》：你的文字带我们浏览了那个年代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样貌，还有通过哥哥和他的朋友，结识的那些画家、诗人、音乐人等艺术家群体，也成了当时文艺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段时光是怎么影响你的？

陆庆屹：我写那段时光，不是为了写那种优哉游哉的生活，就是想写那些人。

我在他们身上学到的是一种对艺术的理解——日常就是艺术的一部分，看你怎么理解它。这是我们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体会比较深的一点。其实我也喜欢画一些日常的，比如说我房间的某个角落，我很喜欢画这些，但我没有太去想为什么，他们会帮我理论化——艺术不是你画了什么，而是说你感受到什么，你怎么理解这个世界。

还有他们那种很放飞自我的心态，以及对自由的向往和笃定。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写诗的，那种狂放不羁就好像跟自己的生命产生共振、共鸣。我觉得他们内心里都有一些悲凉的，他们更容易看到更远的东西，就是那些必将会失去的——爱情、友情、家庭、生命。这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这挺重要的。

《四个春天》剧照

《新周刊》：跟那些朋友，后来还有联系吗？

陆庆屹：去年，我书里写的昌熙，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他上一次给我打电话，大概已经过去十几年了。还有韩松，通过《人物》的后台找到我的，知道互相都安好，心里觉得挺安慰的。还有一些已经失散了，这是人生的常态。但我觉得人类就是这样子，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出现，然后一起创造了文明的痕迹。所以其实我不会觉得“失散”是多么可悲和惋惜的事情。

“我想延续我爸妈的愿望”

《新周刊》：你从一开始把北京和独山这两个世界，放到一本书里成集的初衷是什么？

陆庆屹：最开始没那么想。有些事情它就是很自然发生的一种状态，但就算没有这本书，我可能也会出另外一本类似的。我想让我的记忆记住更多东西，因为在我认知里边，他们两个真的太美好了。从人格上，我挑不出他们有任何瑕疵，包括为人处世。

但是有一个事情困惑我挺久的——别人凭什么要看你们家的事情？

后来，我收到很多反馈，会让我收获一种幸福感。我想，这种幸福感，可以说是我爸妈、我哥和我姐，持续给我带来的。我记得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众评论说：“谢谢你把爸妈借给了我。”还有一次在一场伦敦的放映，有一个女生就说：“我没什么问题想问你的，但是我就希望你跟你哥好好的。”我当时眼泪要出来了。就是这些情感、这些善意，帮我化解了很多犹豫，让我更加确定，我就是想让我爸妈“流传”在人世间。

《新周刊》：你写母亲的那篇《回忆母亲》里，写到母亲隐藏了一生的写作梦想，被你后来独自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了。你会不会觉得，母亲其实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陆庆屹：我一直都挺理解她的，只不过我是经过这么一个开关，像钥匙一样把它重新打开了。

以前我就知道我妈有这样的一种喜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所以你不会太去想这些事情。但是你开始重新把她的那些细节，一点一点地按逻辑排列出来之后，你能感受到她内心的一种强烈的东西，它被深深隐藏起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可以用一生来守护自己的某种秘密、某一个梦想，挺让我吃惊的。她不是不想展示，而是说她对一种太遥远的梦想的畏惧。

《新周刊》：你说“越来越趋近于父母生命的本质”。这句话怎么理解？

陆庆屹：我父亲喜欢练字，但从2017年开始身体不太好，就不练了，他感到很遗憾。我现在也在练字。我想出这本书，包括我想以后走文学的路，也是我想延续我爸妈的愿望。我个人没什么，怎么都行。但是我知道他们身上有这样的天赋，我认为我继承下来了，所以我想去完成它，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新周刊》：父母亲生前对你和哥哥姐姐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陆庆屹：尽可能地幸福吧。因为他们也是那种按自己意愿去生活的人。他们也不太要求我们有所成就之类的，好像没有执念。所以从小到大，我们也不会考虑社会的那种评价体系，我们只是考虑对自己的人生能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更重要一些。我们有自己的评价体系，所以会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更自由一些。

但我爸妈其实也很向往广阔的天地，只不过他们知道现实条件不允许，那么他们就希望下一代可以尽量去争取。他们一直灌输我们这个观念——能飞多远就飞多远，要去尽量地看更多的世界。

其实我本性不是那样的，我可以一直待在家里，无所谓的，但是我也不愿意被动地受困——我想怎么样，而不是别人要求我怎么样——这一点，也是我爸妈灌输给我的一个观念。除了我年少叛逆的时候，母亲给我定的那几条规矩（“妈想跟你定几个规矩：第一，不要麻烦别人；第二，不要为难别人；第三，不要犯罪；第四，不要死得毫无意义。”——摘自《落在我身上的雨》）以外，他们更多地希望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如果没有回忆，人生就没有意义

《新周刊》：《四个春天》之后，大家都不忍心看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父母离世之后，现在的你会怎么看《四个春天》？

陆庆屹：我现在不太想提《四个春天》，是因为那是我给我爸我妈的一份礼物。他们不在了，从礼物这个层面上的意义就消失了。

但是有另外一点，我之前也特别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看到这么美好的人。我觉得它会一直延续下去。包括我写这本书也是，就是想让人记住他们，包括我哥我姐。

我们家的人，好像都很喜欢活在回忆里。我们经常坐在一起看照片，尽管照片在大火中已经烧掉了一大半了，但还剩下一些，也挺珍贵的。

《新周刊》：你说家里发生的那场火灾，包括你在书里写了父亲那天用烧坏一半的小提琴，拉了一首儒勒·马斯奈的《沉思曲》，这是个很凄美的画面。那场火灾是不是烧掉了很多记忆？现在会觉得遗憾吗？

陆庆屹：实际上，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爸下去天井之后，先拉的曲子是《祝你生日快乐》，我当时就泪涌了。后来他才拉了《沉思曲》。我没在书里写这个，是因为我想在文字里尽量隐身，所以我会在感觉情感很强烈的地方，有选择地删掉了。我想用尽量客观的、旁观的一种口吻，去叙述这些事情。因为我爸妈对那场火灾没有责怪过谁一句，这就是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那是我永生难忘的那一幕。他就很随意地坐在井台边上。

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了解他们的事情太少了。你想我十几岁就离开了家。我当时想拍《四个春天》也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很想知道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但事实上这做不到，因为我在拍。而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又回到除了春节之外的一种常态生活里去，而我不在的常态，我又看不见，这是最遗憾的。所以他们还隐忍了多少东西，或者说有多少挺珍贵的东西没有展露出来，我不知道。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

《新周刊》：经历过失散，在接下来的人生里，我们要如何与回忆相处？

陆庆屹：如果没有回忆，人生就没有意义。对我来说。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一方面是憧憬，一方面是体验。回忆给我提供了更充足的体验的厚度。同时，回忆里那些具体的日常，其实是把几代人的那种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愿意去想的话，你会觉得那种情感它是延绵不绝的。

所以我日常生活中，也挺爱留那些老物件，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着它，感觉时光在上面附了一层光彩。但光是回忆本身，我觉得又缺点东西。回忆内在的逻辑、情感线，这些东西是我更享受的。我通过回忆重新去分辨出或者说发现一些我曾经遗漏掉的线索。

《新周刊》：如果把回忆看成是一个生命的源泉和宝藏的话，我觉得以后也会有很多机会，再去跟父亲母亲他们“相遇”。

陆庆屹：只能这么去安慰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