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颇令人庆幸的是，诗歌在中国，自古以来皆受尊崇。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他编订的《诗经》，在中国享有至尊的地位，影响至今；而作为诗人的屈原及其《楚辞》，则成为中国诗学意义上的最早源头之一。可以说，中国的诗歌史与中国的整个历史如此紧密相连，这点放在世界历史中进行考察，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中国，从来没有需要为诗歌辩护的理由，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后世的程朱理学之辈，也从不会产生要将诗人逐出他们的“理想国”的念头。在这样一个诗歌盛行的文化土壤里，创作、鉴赏、阅读、聆听诗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文化生活，无论高贵、优雅，或卑微、困苦，诗歌都是可以安置我们灵魂的地方。大约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人们司空见惯的传统，反而使得中国的文学传统里缺乏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诗学”理论，在哲学体系的建构中也未给予诗歌以应有的一席之地。

但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却有一个要求放逐诗神的声音。这个声音最初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发出的——他借用苏格拉底的话说：“这种艺术对于没有预先受到警告不知道它的危害性的那些听众的心灵，看来是有腐蚀性的。”在《理想国》的第十卷中，柏拉图直截了当地贬低了诗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和诗歌中所蕴含的感性思维。可是，这位与孔子同属轴心时代的哲人，却又在对话录《伊安篇》中赞美了诗歌的崇高和神妙，他所有的哲学篇章都是用诗性的语言构成的。因此这种前后矛盾的思想，也给后世的辩护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每当他们谈论诗艺时，总是习惯性地指出——最富有诗艺的，正是那个要放逐诗歌的哲人。锡德尼在他的《为诗辩护》一书中就写道：“事实上，就是柏拉图本人，任何好好研究他的人都会发现，虽然他作品的内容和力量是哲学的，但它们的外表和美丽却是最为依靠诗的……此外，他那富有诗意的会谈细节的描写，如一个宴会的周到安排，一次散步的高情逸致等等，中间还穿插着纯粹的故事，如古革斯的指环等，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诗的花朵的人是从未走进过阿波罗的花园的了。”接着他又写道：

“任何人只要去读一读柏拉图自己的书就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他在对话录《伊安篇》里，就给诗以崇高的和真正神妙的赞美。因此，由于柏拉图只是驱逐滥用而不是驱逐被滥用的东西，不但不驱逐而且给以应得的荣誉，他应当是我们的保护者而不是我们的敌人。因为，真的，我确是宁可揭露人家的误解柏拉图——在他的狮皮之下他们常作骡子式的嚎叫来反对诗——而不是推翻他的权威；他是人们越有智慧，就越会发现正当理由来钦佩的，尤其是因为他所归之于诗的比我自己还多：就是认为诗是一种神力的感染，远远超过了人的才智；这是上述的对话里说得极明白的。”（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自从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之后，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便写过《诗学》，为诗正名。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诗学往往只是作为依附于他者的一种修辞而存在，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才涌现出了众多的为诗辩护之作，如维达的《诗艺》、斯卡利杰的《诗学》、塔索的《诗论》等，而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思路之严密，设计之精心，如同律师在法庭上所作的辩护词，并严格遵循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人们所熟知的古代法庭演说的“配方”，风格突出。他将那些反对诗的人的攻击讽刺为“骡子式的嚎叫”，叫人会心一笑——这位十六世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诗人，不仅有作为廷臣的雍容优雅，更有作为骑士的战斗精神。

钱学熙先生在其《译后记》中指出，他之所以会写下这么一篇檄文式的诗学论著，是因为“当时，英国的一位清教徒作家斯蒂芬·高森写了一本题为‘骗人学校’的小册子，抨击诗人、演员和剧作家欺骗公众、败坏道德，并且未经允许就把这本小册子献给了锡德尼。锡德尼于是写了《为诗辩护》驳斥此书”。

不过对于这个说法，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伟文在他的新著《为诗辩护：菲利普·锡德尼的人生和诗学》（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第一版）中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早在十九世纪初，学界就已达成共识——锡德尼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反驳高森，但是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既过分高估了高森的重要性，又极大削弱了锡德尼《为诗辩护》的价值和意义。他分析道，高森敬献其《弊端学堂》（钱学熙译为《骗人学校》）时，身为贵族才子的锡德尼时年二十五岁，早已是闻名遐迩的恩主，许多欧洲大陆声名显赫的文人争相与之结交——钱学熙先生在其《译后记》中也提到，曾因坚持科学信念而被烧死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就曾和他订交，并把《关于原因、原则和太一》献给了他；英国大诗人斯宾塞的早期名作《牧人月历》也是献给他的。

根据钱学熙先生的介绍，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写于1580至1583年之间，1595年，锡德尼死后九年才出版。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这段介绍的时候，也曾怀疑，如果他仅仅是为了驳斥高森的论著，写成之后就会公之于世，而不会与一堆十四行诗手稿《爱星者与星》一起，胡乱地塞在抽屉中。而何伟文则继续阐述道：“高森只不过是一个受雇于宗教团体的蹩脚文人，刚从失败的剧作家摇身一变，成为不足挂齿的道德家。他很可能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作主张将《弊端学堂》敬献给锡德尼……高森敬献小册子完全不足以让锡德尼引以为荣，也不会使他有兴趣就其对诗歌的攻击做出回应。”

至于锡德尼的显赫身世，何伟文在书中有详细的介绍——他不仅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诗人、学者，更是一位门第高贵的廷臣，他的舅舅莱斯特伯爵和他的岳父沃尔辛厄姆爵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左膀右臂。

根据英国学者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所著《英国史》第一卷（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7月第一版，彭灵译）的介绍，1585年，伊丽莎白女王正是因为接受了锡德尼与其舅莱斯特伯爵等人的共同主张，遂决定与西班牙开战。她派出一支8000人的部队去安特卫普，由莱斯特伯爵任总司令。而锡德尼则被女王任命为荷兰海岸线上军事要塞弗拉辛的总督，随莱斯特伯爵一起战斗。出征不久，锡德尼便以出色的军事作战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闻名遐迩。可是就在第二年（1586年9月22日），在荷兰聚特芬，西班牙部队和英国的精锐部队之间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战役，锡德尼带领一支不足六百人的队伍，迎战四千五百名西班牙士兵。英军起初成功击退敌军，但锡德尼却被一颗火枪子弹击中左大腿，股骨被击碎，不久后伤势恶化。他就这样在一场无足轻重的军事行动中撒手人寰，此时离他三十二岁的生日只一个多月，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关于这场战役中锡德尼的表现，大卫·休谟在他著名的《英国史》中也曾有专章记载。

据说锡德尼的骑术和剑术都有很高的造诣，可是命运女神却将灭顶之灾降临到这位才能出众的年轻人身上，而不是他曾咏叹的爱的眷顾。在他写于此前的十四行诗集《爱星者与星》第49首里，他曾写道：我骑在我的马上，而爱神骑在我身上，我们练习骑术，用奇怪的成果来类比：于马，我是骑手，于爱，我却是坐骑，并由我起，而发现人之错讹与凶残。（笔者试译）

这首诗似乎就是一段谶语，预示了他的不幸。他是一位真正的骑士，却为诗而辩护；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却将热血洒在异国他乡。

四百多年来，锡德尼在英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影响广泛，他身后留下的作品除了这部《为诗辩护》外，还有诗文合璧的传奇小说《阿卡迪亚》以及十四行体组诗《爱星者与星》，这部十四行体组诗成为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等同时代诗人竞相模仿的作品，“形成了一种新的写作风尚”。他的《为诗辩护》试图为诗歌构建起一座可以容纳一切学问的殿堂，他写道：“在一切学问中——我还是在说关于人的学问，按照着人的理解——我们的诗人是君王。因为他不但指出道路，而且给了这道路这样一个可爱的远景，以致会引人进入这道路。”他的努力使得在古典和中世纪时期依附于他者的诗歌开始走向独立。他试图通过学科的重新划分，使诗歌能在哲学和历史学之上，建立至尊的地位。他的努力是否成功我不知道，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海德格尔、萨特、罗兰·巴尔特等人在建构他们的哲学时，从诗学中获得了很大的启发和能量，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在中国，关于锡德尼的介绍似乎并不多，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由钱学熙翻译的《为诗辩护》与另一位英国十八世纪著名诗人爱德华·扬格的《试论独创性作品》（袁可嘉译）合编为一本，作为“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之一，封面由曹辛之设计。两篇《译后记》的落款时间分别是1963年和1962年。二十多年后，当我重读这篇宏论时，不禁有一种哑然失笑的感觉，因为联想到21世纪初的中国诗坛现状，即便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辉煌，“我们的诗人是君王”的时代也似乎早已结束了，被许多人认为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的诗歌，也因为“老干部体”“口水诗”的出现，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似乎我们也到了需要“为诗辩护”的境地了。此外，河北大学出版社曾出版锡德尼的十四行诗集《爱星者与星》（曹明伦译，2008年9月第一版）。何伟文的这部专著，则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和介绍锡德尼诗学及生平颇为翔实和丰富的论著了。遗憾的是，这部论著中并不包含锡德尼《为诗辩护》的中译本，而读者要找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的人文版译本来对照阅读，却并不容易。我想，如果锡德尼的作品有更多的中文译本和介绍，对我们建构新的诗学理论，肯定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