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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与“经典”：“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的哥伦比亚作家

“当许多年过去，胡里奥·拉韦德回想当初那个不祥的日子，他首先谈起的依然会是国旗。他会记得父亲带着他从家中一直步行到圣安娜镇的战神广场，而那个年代的圣安娜与其说是市镇，倒不如说是远离城市的一片旷野。”（谷佳维译，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段致敬《百年孤独》的文字出自哥伦比亚当代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坠物之声》（2011）。小说中里卡多的祖父——秘鲁战争中的空军战斗英雄拉韦德上尉——带着儿子胡里奥去看庆祝波哥大建城400周年飞行演习。读至此处，从表面上看，里卡多的空军世家似乎注定走向布恩迪亚家族的宿命。事实上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不只一次与文学前辈加西亚·马尔克斯（下文简称“加博”）展开对话。但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里既没有魔幻，也没有循环与轮回，更没有羊皮纸上的预言，有的只是失序、破碎、断裂，以及一段在报纸、照片、录音带和信件的迷雾中艰难拼合出来的模糊记忆。拉韦德家族的“飞行梦”曾在祖父的荣光照耀下攀升，最终却在孙辈的毒品贸易中坠落。1938年圣安娜飞行事故炸伤小胡里奥；里卡多卷入大麻与古柯膏贩运；1995年里卡多的妻子伊莱恩在美航965空难中丧生。小说中这一连串改写家族命运的重大事故，并非封闭于地区或家庭内部空间的变故，而是与周遭人物命运紧密交织的集体经验。巴斯克斯所讲述的是一段去神话化的、表面离散而内在关联的历史，回忆者唯有小心翼翼地贴近、触碰、缝合那些为众人遗忘的细枝末节，最终方能拼出一幅后埃斯科瓦尔时代（1993年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被击毙）波哥大的城市图景。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及《坠物之声》中译本

正如拉美文学研究学者布兰特利·尼科尔森在《美学边界：全球化浪潮中的哥伦比亚文学》一书中所说，费尔南多·巴列霍、豪尔赫·佛朗哥、马里奥·门多萨等“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after García Márquez）的作家，既继承了“暴力小说”（详见下文）的文学遗产，又着实受到加博的影响。此处，“影响”自是一体两面：它既指向文本层面的致敬与互文，也包含美学上的突破与交锋。后者尤以费尔南多·巴列霍为代表，其作品大胆展露都市空间的残酷现实与真实人性，挑战魔幻现实主义的审美范式，意在引领世界读者走出那个被视为哥伦比亚之提喻的魔幻小镇——“纯净无垢、充满灵性的闭塞之地”。加博之后新一代哥伦比亚作家试图带领我们暂别这座文学小镇，邀请读者翻开城市小说，了解暴力与毒品阴影下波哥大、麦德林和卡利的街头巷尾、家庭生活和日常活动。从加博到巴斯克斯，尼科尔森勾画出哥伦比亚文学传统的发展轨迹，即“正典”与“新兴”两种面向的更替：前者象征着早期全球化浪潮中的诗学探索；后者则开创了“民族重构文学”——这类作品旨在“对抗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文学中的陈词滥调”。

阿巴德·法乔林塞及《我们终将成为遗忘》中译本

加博毋庸置疑是一个不会枯竭的经典作家，深刻影响了后辈创作者的美学观。不过，如何平衡摆脱“影响”与致敬“经典”之间的张力，该问题既牵动着当代作家对创作传统与民族身份的血缘般的复杂情感，也映照出他们在抵抗影响焦虑、拓展文学表达可能性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求索。埃克托·阿巴德·法乔林塞曾赞誉加博为“文字的弥达斯国王”，称其拥有将一无所有的小镇变成马孔多的语言魔力；不过他也坦言“魔幻现实主义有太多糟糕的模仿者”；所幸的是，哥伦比亚当代作家重新认识这位前辈的“影响”，不再需要通过模仿或反叛来自我确认，而是真正将他奉为一位“文学经典”。同样地，巴斯克斯曾说，加博于他而言更像是“文学经典”，而非直接影响其创作方式的作家；在他看来“文学是一场对抗陈词滥调的战争”，而魔幻现实主义“模仿者”的缺失恰恰在于没有创造出自己的美学与原创性的世界观。时至今日，过往的盛誉与礼赞仍不可避免地回响在读者与评论家对哥伦比亚当代小说的接受中，只是那股难以挣脱的“对比惯性”，并不总能催生新颖的洞见。尼科尔森提到，伦敦《独立报》和《卫报》的书评不由自主地将阿巴德·法乔林塞《我们终将成为遗忘》（2006）与加博《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相提并论，“尽管后者与阿巴德·法乔林塞的作品毫无关联”。

放肆的罪与隐形的恶：暴力叙事与回忆者的自我重塑

1946—1964年哥伦比亚爆发了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孤儿和流离失所的人，保守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二十万人，该时期被称为“暴力时期”（La Violencia，关于起止时间学界存在不同说法）。在哥伦比亚文学史中，这些以“暴力时期”为历史背景与叙事内核、反映这一时期政治暴力之恐怖的作品被统称为“暴力小说”（novela de la Violencia）。我们所熟知的加博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和《恶时辰》（1962）也被归入这一类别。哥伦比亚文学研究学者奥斯卡·奥索里奥指出，“伴随着‘暴力小说’的出现，哥伦比亚文学蔚为大观，一个真正的文学传统就此开启。”他还援引了加博于1960年发表的文章《哥伦比亚文学——一个民族的骗局》，进一步说明20世纪50年代以前哥伦比亚并不具备一种浓厚的文学传统，遑论民族文学。不过奥索里奥特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暴力小说”这一体裁开创了本土文学传统，应当说是加博、梅希亚·巴列霍、阿尔瓦雷斯·加德亚萨瓦尔等作家群体，凭借其创作整体，在该时期合力奠定了哥伦比亚的文学传统。

1957—1958年签订并实施的两党联合统治“民族阵线”协议结束党派之间的直接冲突，带来短暂和平时期。然而暴力活动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从未真的消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民族解放军、四月十九日运动等游击队，麦德林集团和卡利集团两大贩毒组织，以及右翼准军事组织，三股势力争夺控制权，导致公共机构受到巨额财富和暴力威胁的腐蚀，普通民众则生活在绑架、暗杀和爆炸等恶性事件的恐惧中。劳拉·雷斯特雷波的《阳光下的豹子》（Leopardo al sol, 1993）以巴拉甘和蒙萨尔韦两个家族之间的血仇为叙事主线。该小说植根于真实历史背景，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哥伦比亚北部瓜希拉省的家族复仇；在此基础上，作者融合了原住民瓦尤人的宇宙观与《圣经》中该隐与亚伯的故事，以历史与神话交织的手法，反思从七十年代末大麻繁荣期向九十年代初可卡因贸易过渡的贩毒活动演化轨迹。阿巴德·法乔林塞的小说《我们终将成为遗忘》以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迫害为背景，作者满怀爱与遗憾追忆父亲埃克托·阿巴德·戈麦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教师、专栏作家与自由党政治家。作为人权捍卫者，他长期投入社会调研与贫民区救助工作，并在报刊上公开谴责社会问题，却于1987年8月25日在麦德林遭右翼准军事分子暗杀。阿巴德·法乔林塞的另一部小说《深谷幽城》（2003）将政治斗争、暗杀和爆炸等极端事件浓缩于一座虚构城市安戈斯塔之中。小说虽未明确标示时间，但是以故乡麦德林的地理风貌与准军事组织等真实背景为叙事原型。

劳拉·雷斯特雷波《诸神》中译本

贩毒活动与政治腐败让空气中弥漫着怨恨、报复、冷漠和孤独的恐怖氛围，久久不能散去。无数普通民众的一生被“大写的暴力”所裹挟，遗憾的是有些人选择沉沦其中，不可遏制地滑入恶的深渊。在劳拉·雷斯特雷波的《诸神》（2018）中，“玩偶”虐杀小女孩“这桩罪行就像一面镜子，它所映出的怪物是整个国家”，叙述者霍比的内心呐喊道“没有宽恕，我知道没有宽恕，我没有期待那么多。我只求一份清澈的悲伤，作为我的安慰。”（李卓群译，202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然而，往事既定，回忆又有何用？《坠物之声》的叙述者安东尼奥起初对“回忆这项有害的活动”心怀抗拒，后来又执意厘清拉韦德之死的前因后果，以曾经不以为意的细节为丝线，在历史迷雾中穿针引线，对出生于七十年代早期的同代人的集体记忆进行一轮重构。“现在的我以当年并不具备的体谅去追忆”，安东尼奥在重述创伤经历的过程中增添了和解、体谅、疏解与坦白。这些新的视角诚然不会改变事实本身，但足以重塑回忆者对自我与他人的认识。和解不等同于原谅与遗忘，只是暴力叙事未必总是黑白两色。《我在秘密生长》（2012）收录了艾玛·雷耶斯自1969年起致友人的23封信函，追忆童年旧事。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歧视和伤害，作者选择搁置怨恨，以天真童心和怀旧之情感染读者。在这些小说中，暴力事件被清晰聚焦，与童年趣闻和家庭温情的柔焦效果相调配，营造出视觉层次分明、情感体验立体的景深效果。

除了政治和社会暴力所带来的集体创伤，亲密关系中隐形的权力关系和情感暴力也是当代作家的创作主题。在皮拉尔·金塔纳的短篇小说《雌犬》（收录在同名短篇小说集，2017）中，达玛丽斯对母狗的感情经历了从爱到恨的极端转变，最终她在冲动之下用绳子勒死母狗。隐匿的恨意如浮萍般看似无根无由，实则投射出其内心深处的压抑感：柔软的幼崽唤醒她的母性本能；母狗冲进丛林迟迟未归令她想起儿时亲眼目睹小伙伴溺亡时的惊惧；母狗怀孕则照见了她未能成为母亲的遗憾。作者设置了一个不受法律与社会规约的人性实验场：在吞噬一切的幽深丛林与浩渺大海之间，人与狗构成一段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爱与控制、给予与剥夺在人性的灰暗面中持续发酵。将母狗替换成社会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我们会发现个体创伤如若未被及时处理，便可能在亲密关系中重演，从而造成新的创伤。正如“哥伦比亚叙事文学奖”为《雌犬》所写的获奖词所言：“悲剧在看似无关紧要的行为举止中悄然酝酿”。在该短篇小说集的其他篇目中，皮拉尔·金塔纳对多样化的关系模式展开了细腻入微的书写。我们会看到，支配与被支配、驯化与反抗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时常倒转、持续流动，并不总是与性别和身体因素相挂钩。

皮拉尔·金塔纳 及《雌犬》中译本

在哥伦比亚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创作传统虽不够耀眼，但不乏审美价值较高的作品。其中既有远溯罗马和土耳其等域外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有根植于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征服、殖民和独立史的文学重写。巴勃罗·蒙托亚（Pablo Montoya）的研究著作《哥伦比亚历史小说（1988—2008）》（Novela histórica en Colombia, 1988-2008）充分肯定了历史小说在民族文学中的关键地位。在蒙托亚所列的“历史小说”书目中，讲述两次世界大战、“暴力时期”开端的“波哥大事件”以及毒枭时代的作品均被排除在外。尽管这一分类理由并不充分，但对我们了解魔幻现实主义和暴力叙事之外的哥伦比亚文学而言，仍不失为一种补充。赫尔曼·埃斯皮诺萨（Germán Espinosa）的《花冠织女》（La tejedora de coronas, 1982）、威廉·奥斯皮纳（William Ospina）的《乌苏亚》（Ursúa, 2005）、《肉桂之乡》（El País de la Canela, 2008）和《盲蛇》（La serpiente sin oro, 2012）“征服三部曲”系列历史小说都是值得关注的作品。

冠冕的重量：文学奖项与哥伦比亚文学的国际化

阿尔瓦罗·穆蒂斯和加夫列尔·巴斯克斯是获得国际奖项最多的哥伦比亚作家，仅以获奖数量而论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相上下。在哥伦比亚文学国际化进程中，行星出版社与阿尔法瓜拉出版社（后者于2014年归入企鹅兰登书屋）这两家西班牙语出版市场巨头无疑是重要的助力。劳拉·雷斯特雷波《谵妄》（Delirio）、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坠物之声》、豪尔赫·佛朗哥《外面的世界》（El mundo de afuera）和皮拉尔·金塔纳《深渊》（Los abismos），分别于2004年、2011年、2014年、2021年斩获丰泉小说奖。该奖项最初由阿尔法瓜拉出版社于1965年创设，是西班牙语文学界享有盛誉的文学奖项，在开拓拉丁美洲市场方面历史悠久且实绩斐然。获奖者须参与出版社在世界各地开展的图书推介活动，这在客观上提升了作家的知名度，这些作品后来也斩获更多国际奖项。据哥伦比亚主流媒体《观察家报》于2026年1月26日的报道，本年度丰泉小说奖征评阶段共收到书稿1140份，其中109部出自哥伦比亚作家之手，仅次于西班牙、阿根廷与墨西哥。从2004年《告密者》（Los informantes）到2022年的政治文集《和平的分歧》（Los desacuerdos de paz），加夫列尔·巴斯克斯作品的西班牙语首版均由阿尔法瓜拉出版社出版。丹尼尔·费雷拉（Daniel Ferreira）“哥伦比亚五部曲”系列小说中的后三部作品，均由阿尔法瓜拉出版社首版。国际奖项也为这些作品带来了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机会，如《告密者》英文版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短名单；《深谷幽城》中文版（译者张广森）获“21世纪年度外国小说奖”；金塔纳《雌犬》英文版获“英国笔会翻译奖”、德译本获“自由文学奖”（LiBeraturpreis）；穆蒂斯英文版诗集《马克洛尔的祈祷及其他诗歌》（Maqroll’s Prayer and Other Poems）的三位合作译者获得“巴列－因克兰翻译奖”（专门表彰西班牙语作品英译者的年度奖项）。翻译类奖项从另一个维度标示了哥伦比亚文学海外传播的范围。

阿尔瓦罗·穆蒂斯与其作品《海洋与大地的故事》《拒绝所有的岸》中译本

二十世纪下半叶，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瓦雷斯·加德亚萨瓦尔、梅希亚·巴列霍等如今耳熟能详的作家，正是在西班牙语国家各类文学竞赛与奖项——尤其是古巴和西班牙设立的文学奖——的角逐中脱颖而出，在国际文坛上崭露头角。当时哥伦比亚国内文学奖项较少、出版机会有限，对新锐作家而言，获奖既代表创作获得专业评审与文学前辈的认可，也意味着个人首部作品有望得到出版支持。然而，尽管出版业的助力为哥伦比亚作家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但出版垄断格局、商业营销逻辑及其审美偏好，可能限制和约束作家创作的主体性。

如今，哥伦比亚本土的国家级和民间文学奖项也热衷于推介新作和发掘新锐，为获奖作家提供丰厚奖金和出版资助。在小说奖项方面，文化部设立“国家小说奖”（Premio Nacional de Novela），每两年颁发一次，仅面向过去两年内出版的作品。最近两届分别于2022年和2024年颁给何塞·苏莱塔·奥尔蒂斯（José Zuleta Ortiz）的《未说出口的话》（Lo que no fue dicho）和玛丽亚·奥斯皮纳·皮萨诺（María Ospina Pizano）的《仅此一隅》（Solo un poco aquí）。文化部另设立专门面向未面世小说手稿的“国家未出版小说奖”（Premio Nacional de Novela Inédita），2025年的获奖得主是青年女作家胡利亚娜·戈麦斯·涅托（Juliana Gómez Nieto）的小说《我们的天赋》（Nuestros dones）。“哥伦比亚叙事文学奖”（Premio Biblioteca de Narrativa Colombiana）亦是权威文学奖项。2014—2019年间的获奖得主分别是胡安·埃斯特万·孔斯塔因（Juan Esteban Constaín）的《非代号星期四》（El hombre que no fue Jueves）、安德烈斯·费利佩·索拉诺（Andrés Felipe Solano）的《韩国：钢丝上的札记》（Corea: apuntes desde la cuerda floja）、帕特里夏·恩赫尔（Patricia Engel）的《生命》（Vida）、皮拉尔·金塔纳的《雌犬》、里卡多·席尔瓦·罗梅罗（Ricardo Silva Romero）的《如何失去一切》（Cómo perderlo todo）、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的《为火歌唱》（Canciones para el incendio）。该奖项在停办多年后于2026年重启，近日获奖名单有待揭晓。在诗歌奖项方面，由文化部颁发的“国家诗歌奖”（Premio Nacional de Poesía）同样是两年一度，与“国家小说奖”交替进行，最近两届分别于2023年、2025年颁给法迪尔·德尔加多（Fadir Delgado）的诗集《恐惧的精确温度》（La temperatura exacta del miedo）和约翰·弗雷迪·加林多（John Freddy Galindo）的诗集《物的第二次生命》（La segunda vida de las cosas）。去年，法迪尔·德尔加多受邀参加“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与我国诗人共研诗艺。民间组织“文学讲坛”（Tertulia Literaria）主办的“国家未出版诗歌奖”（Premio Nacional de Poesía-Obra Inédita）也是颇具影响力的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该项奖仅针对之前未出版过诗集的诗坛新星。

法迪尔·德尔加多和诗集《恐惧的精确温度》

独立出版社也为更多有潜力的作家提供了宝贵机会。根据《牛津研究百科全书（文学卷）》（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202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哥伦比亚出版业》（Publishing in Colombia），2005年起该国涌现了一批小规模独立出版商，为出版业注入活力，并在发掘哥伦比亚青年作家方面作出贡献。其中就有埃克托·阿巴德·法乔林塞于2016年创立的独立出版社安戈斯塔出版社（Angosta Editores），其创办宗旨就是为那些“被遵循商业标准的大出版社拒绝的作品”敞开大门。

在一个历史从未过去、罪恶真相不容戏谑的国度里，如何当一个讲故事的人？既不能稀释痛苦，也不可丧失柔情；既避免沉湎苦痛，也拒绝冷漠疏离；既要守住社会承诺，又保有暂且搁置沉重的洒脱。也许多年以后，面对故土相隔万里、语言文化各异的朋友，一个中国读者将会回想起某一行遥远又贴近的文字。那么，暴力叙事便不仅是创伤记忆，还将成为消除陌生感的沟通桥梁与情感解药。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