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褒扬令”
1945年9月17日，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岛，其生前尤其是抗战期间逃至苏门答腊岛后有无抗战行为及其死亡具体情形、是否属于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当时尚存有争议与模糊之处。这些问题在现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基本得到解答，但仍有拓展的空间。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档案馆后，或许能得到一些新的线索。据新见档案，郁达夫的家乡浙江省富阳县参议会曾于1947年向国民政府申请授予郁达夫“褒扬令”。本文将对“褒扬令”的申请过程进行大致还原，以期为现有郁达夫研究提供新元素和新解读，并呈现民国时期地方申请国民政府对烈士进行明令褒扬的可能及其限度。
1947年1月18日，浙江省富阳县参议会会长华以仁以富阳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第七次会议的名义，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申请，呈请明令褒扬郁达夫。该申请书现存台湾地区“国史馆”，颇具史料价值，照录如下：
为呈请明令褒扬郁达夫先生由
窃本县郁达夫先生，文坛名宿，著作等身，其文艺作品与民族意识之灌输、革命精神之发扬，对一般青年心理之改造，影响颇大。先生文章价值，学术地位，海内早有定评，毋待多赘。但抗战军兴，先生始则在国内奔走前线，为抗战而努力，继复不避艰险，投身炎荒，隐姓埋名，从事地下工作。其为国家民族艰苦奋斗之精神，殊足钦佩。日寇投降，河山光复，方冀先生重返祖国，抒其怀抱，共图建设，否则亦当其如椽之笔，发为济世之文，为我中华民族奠立文艺复兴之基础。
何意警耗传来，先生竟殉难于南洋之苏门答腊，文星遽陨，怆痛何极！窃以先生之死，实于中华民族莫大之损失。国家纵无恤终之典，中枢应有褒扬之文，所以彰忠魂而励来兹者，关系宁得为浅。爰经本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以大会名义呈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记录在卷。
理合备文呈请钧长鉴核施行，毋任屏营待命之至！
谨呈
国民政府主席蒋
浙江省富阳县参议会议长 华以仁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八日（1）
该申请明确指出郁达夫在文艺创作、灌输民族意识与发扬革命精神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申请言辞恳切，条理清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个人主体方面，申请书指出郁达夫应当被褒扬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郁达夫的文学造诣高，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其二指出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奔走在抗战前线，从事地下工作，不畏艰险，具有“为国家民族艰苦奋斗之精神”；其三则是抗战结束后，郁达夫本能够在国家未来文化发展建设上做出巨大贡献，“为我中华民族奠立文艺复兴之基础”。在宏观层面，申请中强调郁达夫是为国牺牲，为“忠魂”，合于民国20年国民政府公布施行的《褒扬条例》第一条第一款“德行优异”，继而说明了授予郁达夫“褒扬令”的必要性，即能够“彰忠魂而励来兹者”。
这份申请发出后，由国民政府文官处接收处理。文官处于1947年2月3日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谕令抄附这份申请，并发送公函给国民政府行政院：
公函 七八八号
浙江富阳县参议会呈请明令褒扬郁达夫一案，奉主席谕“交行政院核议”等因，相应抄同原呈函达查照。此致
行政院
计抄送原呈一件
国民政府文官处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三日（2）
按照流程，行政院收到公函后，将此案转交内政部核议。内政部审查认为，富阳县参议会呈请褒扬郁达夫一案未写明郁达夫殉难原因及日期，其在抗战期间奔走前线及从事地下工作系由何机关领导亦未有明确详实的记叙。因此，内政部向浙江省政府咨询该事由，浙江省政府转而要求富阳县参议会详查。富阳县参议会在调查后回复称，郁达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历任北京朝阳、法政、中山等大学教授，自抗战军兴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及第三战区视察等职，辗转于武汉、浙东前线从事视察工作。1938年9月曾至福建省政府任事，后即出国赴南洋（今东南亚一带）接办《星洲日报》为抗战做宣传。太平洋战事爆发，新加坡沦陷，日寇大肆抓捕文化人，郁达夫势难立足，于是在1942年2月逃往苏门答腊岛石叻班让的彭古令小岛，改名‘张德清’以经商作掩蔽，然而日本军人暴力恐怖日甚一日，郁达夫又于1942年5月潜逃至苏岛西部的巴雅公务，改化名为‘赵廉’，于1942年9月开设“赵预酒厂”以作掩蔽，并以额外的经济收益资助进步文化人士。在此期间，因郁达夫善日语，对当地侨胞的困难问题之解决、生命财产之保障，贡献颇多。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日宪对郁达夫特别注意，严加监视。当时时局混乱，郁达夫已成为受各方关注的人物。1945年8月29日晚八时，突然有不明国籍的青年人邀请郁达夫出外谈话，郁达夫坦然不疑，随之而去，从此即告失踪。
对郁达夫之死，富阳县参议会将当时中央社电讯作为重要的调查依据，进行了补充证明：“我国作家郁达夫在苏门答腊遭日军捕杀，其遗冢在距拜克要塞七公里地方发现。据可靠方面讯，有郁氏化名赵廉隐居于苏门答腊西部将近四年，遭日军拘捕时，且有欧人数名同遭枪杀，葬于坦德安拜地方云。”郁达夫殉难的具体原因，富阳县参议会则做出如下陈述：“盖敌寇以达夫先生为中国有名文学家，久居南洋，目击兽行，深惧以文字宣扬其罪证，则在目前难逃国际之罪刑，在将来又恐遗臭于千古，遂以一击陨我文星，其居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言之殊为痛心。”即郁达夫长期辗转于东南亚一带，目睹了日军诸多侵略暴行，日军害怕从事文学创作与宣传工作的郁达夫将他们的暴行宣扬出去，导致他们受到国际上的谴责与制裁，在世界历史上遗臭千古。于是为了掩饰自身罪行，残忍的日军对郁达夫痛下杀手。
富阳县参议会基本回复了内政部关于“郁达夫殉难时日与原因暨抗战期间奔走前线及从事地下工作之领导机关”的问题，并再次强调郁达夫不畏艰险，奔走于抗战前线，从事抗战宣传工作、资助侨胞、利用自身翻译能力帮助同胞等抗战行为应当受到褒扬。
浙江省政府将以上调查结果呈送国民政府内政部，然内政部认为调查还不够完善，并未颁发褒扬令。笔者在1947年4月4日《大公报》上找到一则名为《内政部将予褒扬郁达夫》的通讯：“郁达夫客死南洋，其死虽原因尚未明白，顷内政部已向浙省府查明死因及日期，以便褒扬。郁为富阳人，富阳鹤山地方已建有纪念物，杭寓在大学路，抗战时已毁，其老妻尚居富阳乡间。”这或许类似当下所谓的“小道消息”，也可能是报刊媒体对政府行为的揣测。
1947年8月18日，内政部抄附浙江省富阳县参议会经由省政府提交的调查结果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呈送文件，希望其转令棉兰领事馆进一步查明郁达夫死事情形及生前抗敌行为。接到指示后，同年9月20日，外交部向驻棉兰领事馆发送电文，希望驻棉兰领事馆配合调查：
驻棉兰领事馆：准内政部代电，略以作家郁达夫前在苏门答腊西部遭日军枪杀，其死事情形及生前有参抗敌行为，请转饬驻该地我领馆详查见复等由；合抄同原代电及附件，希遵守具报为要。（3）
在上述郁达夫“褒扬令”的申请流程中，浙江省富阳县参议会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呈送申请的环节，对应了《褒扬条例》第四条“县、市政府查访有合于第一条各款之一者，亦得详征事实，呈由省政府转咨内政部请予褒扬”；内政部收到申请后认为调查不足，向浙江省政府咨询，浙江省政府转交富阳县参议会详查，再将调查结果呈送内政部，形成了一个以“浙江省政府”为中间桥梁的“内政部→浙江省政府→富阳县参议会→浙江省政府→内政部”的流程闭环，则是严谨遵照了《褒扬条例细则》第七条“凡县市政府依褒扬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呈请褒扬者除胪列事实外，应附具证明书，省政府及内政部对于受褒扬人之事实有疑义时得转饬县市政府复查”。而后续内政部之所以要向外交部发文进行继续调查，是因为内政部认为富阳县参议会用当时中央社电讯作为调查证明还是不够详细准确。遗憾的是，档案馆里并没有留存下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棉兰领事馆的回文。
郁达夫“褒扬令“的申请过程为民国时期地方申请国民政府褒扬令的程序和《褒扬条例》相关法规所对应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细化佐证。但也由于受到上述地方申请流程限制，相比于中央直接颁发，郁达夫的褒扬令申请时间跨度较长。
国民政府颁布褒扬令，对象更多的是政客、军队高级将领等在国民党统治下具有较高地位、对当局影响较大的人，客观上需要明令褒扬以稳定局势或提奋人心。蒋介石一向工于心计，因此当有知名人士去世，他往往较快作出反应，进行褒扬或颁写挽联等，以便笼络人心。典型例子如1937年2月17日晚国民党一级上将朱培德去世，同年3月13日国民政府即明令褒扬，间隔时间不到一个月；1940年5月1日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牺牲，同年7月7日国民政府即明令褒扬，间隔时间两个月左右。而地方申请的褒扬对象，国民政府方面往往不清楚其具体死事情形，而须按规定程序进行调查、审议，时间线不可避免地被拉长。从郁达夫的褒扬令的申请时间线上可以发现，在初期，从富阳县参议会提出申请，到文官处接收处理并交行政院，仅过去半个月时间。而自2月3日文官处递交文件到后来8月18日内政部转交外交部，中间由于返回复查等事宜时间跨度长达六个月，体现了地方向中央申请与中央直接明令褒扬二者在时间长度上的差异，同时凸显了郁达夫死亡一事的复杂性和文人身份的特殊性。
查考《国民政府公报·中华民国褒扬令》、《〈中华民国褒扬令集〉中吾浙受褒扬人氏芳名录》等文献，其中皆无郁达夫的褒扬令或颁匾记录，相关报道和后人记录亦缺失，可大致判断郁达夫的这份褒扬令最终并未颁发，推测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相关时间地点及郁达夫死事情形并未查明。《褒扬条例细则》第八条明确说道：“凡呈请褒扬者其事实清册务求翔实，如关于人物须列举姓名字号，关于时间须详列年月日，不得以浮泛空洞之词相敷衍。”（4）从富阳县参议会的调查结果来看，明显存在时间模糊、事实不明的情况：其一郁达夫从新加坡到苏门答腊的时间仅有年月信息，具体日期未能落实，且这一日期在不同的人记录或考证中尚且存在差异；其二郁达夫具体死亡时间和死事情形并未明确记录，确切日期仅到郁达夫失踪，后来死亡的年月日并未写明，是否为抗战牺牲情形也仅以当时中央社报道作为证明材料，支撑不足，郁达夫具体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殉难未能翔实叙明。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来自郁达夫的左翼身份和国民党的立场问题。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1933年，郁达夫加入由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与鲁迅过从甚密。再加上郁达夫对国民党时有批评声音，国民党方面对于郁达夫自然不会有好的观感。其中或许有不为人知的内幕，但在目前所见档案里只能看到表面现象，即郁达夫的“褒扬令”进展迟缓，且最终未能颁发。令人欣喜的是，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这份认证无疑比国民政府颁发的“褒扬令”更加珍贵。
注释：
（1）《浙江省富阳县参议会呈请明令褒扬郁达夫》，台湾地区“国史馆”藏，档案号：001-036000-00070-044。
（2）《国民政府文官处函行政院为遵批函送浙江省富阳县参议会呈请褒扬郁达夫一案请查照》，台湾地区“国史馆”藏，档案号：001-036000-00070-045。
（3）《调查抗日殉难华侨》，台湾地区“国史馆”藏，档案号：020-010199-0173。
（4）内政部总务司编：《内政法规汇编·礼俗类》，重庆：商务日报馆，1940年，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