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久以来，智利一直以“诗人的国度”闻名遐迩。这片背倚安第斯山脉的狭长国度曾孕育了比森特·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巴勃罗·德罗卡（Pablo de Rokha）等先锋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和“人民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两座诺奖桂冠以及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等“反诗歌”运动的核心。这些诗人或锤炼了创新进取的艺术精神、或怀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又或以他们反叛经典的特立独行而闻名于世，迅速被经典化乃至被纳入正典的范畴。然而在群星璀璨的诗坛之外，智利拥有同样深厚的、以玛丽亚·路易莎·邦巴尔（María Luisa Bombal）等作家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传统。1973年后，随着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右翼军政府的掌权与聂鲁达的骤然离世，智利文学界遭到了重创，然其文学的种子或顶住军政府的压力、或在海外落地生根，众多优秀作品在军政府统治及民主化转型的漫长进程中开花结果。与前文列述的智利文学经典相比，“后聂鲁达”时代的智利文学在国族与阶级等宏大叙事之外，不仅更深入探讨了流亡/留亡、创伤、集体记忆、个体身份认同与新自由主义批判等主题，还在商业出版等维度的纠葛互动中寻找着自身的位置。本文旨在简要介绍当代智利文学的多元面向，并勾勒中智文学交流、文明互鉴的进程。

“文学爆炸”的余波

多诺索及其代表作《“文学爆炸”亲历记》中译本

“冷战”背景下1960-70年代爆发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boom）使拉丁美洲文学成为了国际文学出版与学术界炙手可热的主题，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发扬光大的魔幻现实主义更是被树立为某种美学楷模。虽然被载入文学史的“文学爆炸四主将”来自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与阿根廷，但无论是对这场运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康塞普西翁知识分子大会，还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与记录者何塞·多诺索（José Donoso），都确立了智利在“文学爆炸”中不可或缺的位置。多诺索在代表作《“文学爆炸”亲历记》（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中深入刻画了爆炸一代作家的创作内驱力——即对其西语文学父辈构筑的以风俗主义、地域主义与克里奥尔主义为准绳的文学典范与身份认同的叛逆，以及建立在这种“孤儿感”之上对“当代性”与“世界性”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多诺索的创作生涯贯穿了“文学爆炸”与其后的“后爆炸”。菲利普·斯旺森（Philip Swanson）指出，多诺索以《污秽的夜鸟》（El obsceno pájaro de la noche）将“爆炸”文学的复杂性和实验性推到极限的同时意识到了其局限性。于是在后期作品中，他尝试书写更通俗、更注重情节的作品，并在内部对其进行拆解与颠覆。

伊莎贝尔·阿连德及其代表作《幽灵之家》中译本

自“后爆炸”视阈反观文学史，流亡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因其于80年代起活跃的创作而在国际出版业声名鹊起，也被某些文学史划分为了“后爆炸”的核心作家之一。而与她商业上的成功相伴的是对她作品文学价值的争议：阿连德不仅在《幽灵之家》（Casa de los espíritus）等作品中展现了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还曾公开表示被评价为“穿裙子的马尔克斯”是一种骄傲。哈佛大学学者马里亚诺·西斯金德（Mariano Siskind）指出，魔幻现实主义在马尔克斯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后已经转变为了一种纯粹的美学形式，其与创伤历史脱钩，转而成为了一种被市场认可的美学价值。据此，《幽灵之家》作为“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其政治解放与文学创新的冲动被置换为了对某种权威化文学程式的迎合与认同。

一个悖论由此浮现：因反对狭隘的地域主义而萌生的魔幻现实主义于80年代后又成为了拉美文学异域的刻板印象以及全球资本市场青睐的美学套路，甚至有西语小说因“没能恪守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神圣准则”而被退稿。面对这一现实，智利文学家阿尔贝托·富格特（Alberto Fuguet）与塞尔希奥·戈麦斯（Sergio Gómez）于1996年编辑了与魔幻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小说选《麦贡多》（McOndo），戏谑性地将《百年孤独》中的小镇“马孔多”（Macondo）与“麦当劳”（McDonald）、Mac电脑（Macintosh）与公寓住宅（condominios）结合。这部小说集所选小说聚焦于城市文化、电影电视、时尚广告等，以彰显全球化背景下的拉丁美洲在异国情调的“魔幻”之外糅杂的现实，并认为新一代拉丁美洲作家已从魔幻现实主义“彻底转向某种虚拟现实主义”。然而“麦贡多”一代的文学创作作为拉美集体身份认同转向个人身份认同的集中体现，其服务的是新自由主义下的市场逻辑，迎合了新自由主义之下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综上可见，在智利，围绕魔幻现实主义的争议并非单纯的文学风格之争，而是深刻关联着国内外政治气候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经济、文化秩序。智利新一代作家对文学取向的抉择，一方面反映出他们是选择沿袭父辈奠定的相对稳定的创作道路，还是力图摆脱父辈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是尝试拥抱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还是选择在文学中承载政治解放的想象。

流亡、“留亡”与波拉尼奥现象

皮诺切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与军事威权主义、政治弥赛亚主义成为了其宪法的三大基石。在军政府对文化的高压管控与审查下，智利文学界经历了被称为“文化断电”（el apagón cultural）的文化停滞现象。许多作家选择了远走他乡——除了前文提到的阿连德，还包括路易斯·塞普尔维达（Luis Sepúlveda）、阿里尔·多夫曼(Ariel Dorfman)、贡萨洛·罗哈斯（Gonzalo Rojas）、卡洛斯·德罗盖特（Carlos Droguett）与《邮差》（El cartero de Neruda）的作者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Antonio Skármeta）等。

罗贝托·波拉尼奥及小说《荒野侦探》中译本

在流亡作家群中，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是其中现象级的人物。波拉尼奥在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时因保卫阿连德而被捕，后流亡至墨西哥开展了“现实以下主义”（infrarrealismo）运动，这段经历也被浪漫化地创作为了小说《荒野侦探》（Los detectives salvajes）。作为诗人的波拉尼奥怀有弑父性的反叛精神与创作自觉，推崇帕拉，力图开辟聂鲁达等经典作家之外的程式。流亡至西班牙后他转而创作小说，其中许多作品都以文学界的创作、发表、研究为描摹对象，探讨文学与恶的同谋关系，并展示了皮诺切特统治与纳粹主义的同构性，例如《智利之夜》（Nocturno de Chile）《遥远的星辰》（Estrella distante）与《2666》。波拉尼奥小说书写的大多是失败者的经验，主角多为游荡者或颓唐的边缘人物，并描摹了一片荒凉的世界图景，其结局也多以主人公对真相与正义追索的失败告终。通过呈现拉丁美洲的有罪不罚现象（impunidad）与被害者无法得到救赎的客观事实，波拉尼奥拒绝为历史创伤画上句号，也拒绝在虚构中达成遗忘与和解。波拉尼奥去世后，世界范围内的“波拉尼奥热”更为空前。诚然，其作品的经典化与在市场上的流行是学术界、评论界与出版界共同的结果，其中以欧美为中心的审美标准对他的认可扮演了重要角色。波拉尼奥之外，与他同时代的优秀作家也值得更多关注，正如给予波拉尼奥极高评价的学者冈萨雷斯·埃切瓦利亚（González Echevarría）所言，“另一位波拉尼奥或许已经在他们之中诞生，只是有待发掘。”但不可否认，波拉尼奥作为一个保持着反经典姿态的经典作家，他能得到学界与市场多重认可，恰恰证明了他的作品书写了某种与当代读者共鸣的世界性经验。

在选择流亡的文学家之外，当时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主动或被动地留在智利，以“留亡”（inxilio）的姿态承受着军政府统治下与流亡相似的边缘化与内心的流离失所。在这样的写作逆境中，“写作工坊”（taller）成为了留亡作家在私密空间内进行文学创作、交流的载体，例如毕亚·巴罗斯（Pía Barros）创建的“故我在”（Ergo Sum）写作工坊。许多后来崭露头角的作家都是这一工坊的参与者，如聚焦于政治批判与性别身份探索的佩德罗·莱梅贝尔（Pedro Lemebel）以及下一章“瓦乔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与巴罗斯同时代的劳尔·苏里塔（Raúl Zurita）与迪亚梅拉·埃尔迪特（Diamela Eltit）则通过先锋艺术的形式进行社会批判。1979年，二者与一系列艺术家、学者在智利圣地亚哥共同创立了艺术行动集体（Colectivo de Acciones de Arte，简称CADA）。该集体通过文字、影像、行为艺术及对公共空间的介入，旗帜鲜明地诉求并期许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的融合，例如苏里塔尝试在天空和沙漠地表写下诗句，两位作家也都进行了自我身体伤害，这些实践突破了文学的媒介边界，也探讨了独裁时期身体、暴力与艺术表达的关系。

后独裁书写与瓦乔一代文学

1990年，皮诺切特的右翼军政府统治结束，智利由此进入了民主过渡时期，然而新自由主义仍然是智利的指导思想。在独裁阴影还未完全消散的“后独裁”时期，一代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说家登上了文学舞台，包括但不限于诺娜·费尔南德斯（Nona Fernández），亚历杭德拉·科斯塔马格纳（Alejandra Costamagna）、阿尔瓦罗·比萨玛(Álvaro Bisama)、安德烈娅·马图拉纳（Andrea Maturana）、安德烈娅·赫夫塔诺维克（Andrea Jeftanovic）、拉斐尔·古穆西奥（Rafael Gumucio）、丽娜·梅鲁阿内（Lina Meruane）、阿利亚·特拉武科·泽兰（Alia Trabucco Zerán）和迭戈·苏尼加（Diego Zúñiga）等。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及《回家的路》中译本

其中，亚历杭德罗·桑布拉（Alejandro Zambra）《回家的路》（Formas de volver a casa）的章节名“子辈文学”可以作为这一代作家的一种概括方式。这一代子辈对独裁创伤记忆的接受与共情具有某种间接性，正如玛丽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所阐述的，“后记忆”（Post-memory）与过去的连接建立在某种“富有想象力的投入、投射和创造”之上。《回家的路》是桑布拉的代表性作品。桑布拉认为，一部关于皮诺切特之后文学生活的小说不应当是自我沉溺的元小说，也不应当是一部意识形态论著。他采用了虚构性自传的写作方式，将非虚构、元小说的特质与细碎的日常结合起来，以小观大地反映了军政府统治下成长的一代人的迷茫与困惑。然而，以丽娜·梅鲁阿内为代表的作家极为不认可“子辈文学”这一表述，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意味着他们是独裁暴行的一份子。有鉴于此，国内学者郑楠在专著《智利女性作家的家庭亲缘书写与身份想象实践》中指出，应当以表示“非婚生孤儿”的“瓦乔”（huacho）一词来命名这一代以小鉴大、鉴古观今的文学群体，用以指称被皮诺切特杀害的左翼人士的遗孤或是寄喻这一代作家在军政府统治下成长的孤独与彷徨。

特拉武科·泽兰及《清洁》《残迹》中译本

“瓦乔一代”的许多作家都通过孤儿的形象或身份来展军政府统治及民主过渡的创伤并寻找某种归属，梅鲁阿内的《围困》（Cercada）通过描绘后独裁时期加害者与受害者子女的冲突，有力抨击了民主转型时期的责任缺失与有罪不罚、历史无法得到清算的事实。费尔南德斯的处女作《马波乔》（Mapocho）通过戏仿民族史诗探讨了记忆与遗忘，而她于近年出版的《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s）与《迷离维度》（La dimensión desconocida）等作品则以电子游戏与科幻电视剧为载体，将荧屏上游戏角色与电视人物的消失与军政府统治时期无孔不入的逮捕与秘密处决间建立了关联。特拉武科·泽兰的《清洁》（Limpia）与《残迹》（La resta）已经被翻译为中文，《清洁》通过中产阶级中女佣的困境探讨了经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残迹》则围绕三个年轻人送回流亡母亲遗骨的故事，展现了历史创伤如何以缺席和家庭关系断裂的形式在民主时代继续存在。纵观这一系列创作，它们许多都涉及记忆、沉默、哀悼等主题，在性别、阶级、族群等多种身份的叙述中记录并反思历史，挑战了父权结构，并为边缘化的声音开辟了空间。

马普切文学与复数的智利文学

若将视线投向当代智利文学的全景，可以目睹百花齐放的景象。首先，各类体裁与类型的作品层出不穷。以科学小说、科幻小说为例，豪尔赫·巴拉迪特（Jorge Baradit）的《世界树》（Ygdrasil）将赛博朋克与萨满信仰有机结合，《赛博协同》（Synco）则利用架空历史反思了技术乌托邦与社会控制；本哈明·拉巴图特（Benjamín Labatut）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Un verdor terrible）、《理性的疯狂梦》（Maniac）等作品则是将人物传记与虚构小说、科学史融合的跨类型写作。除此之外，黑色犯罪小说、恐怖小说、奇幻小说、图像小说与数字小说等都是当代智利文学的重要部分。其次，写作者的声音日趋多元化。智利作为移民国家，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后裔借由文学创作进行了流散、文化差异与身份认同的讨论。日裔作家阿里尔·武田（Ariel Takeda）与韩裔作家莫伊塞斯·朴（Moisés Park）探讨了智利与东方目光中的彼此；智利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新马哈亚尔”（neomahyar）群体（即以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移民为主的智利阿拉伯裔）创作的诗歌与小说许多都传达了融入当地社会的艰难、对遥远故土的怀念、对宗教的思考以及中东冲突背景下对和平的期盼；犹太裔智利文学在探讨离散、犹太人身份等话题时往往与犹太族群历史相联系，上文提到的安德烈娅·赫夫塔诺维克与辛西娅·里姆斯基（Cynthia Rimsky）是其中重要的声音；智利克罗地亚裔文学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代创作群体，在斯卡尔梅达外，奥斯卡·巴里恩托斯·布拉达西奇（Óscar Barrientos Bradasić）与克里斯蒂安·福尔莫索·巴维奇（Christian Formoso Bavich）两位诗人在当代智利诗歌中也具有重要位置。

而在当代智利文学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智利原住民文学。马普切人（Mapuche）是智利的原住民群体，在马普切语（Mapudungun）中意为“土地之人”。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Alonso de Ercilla）的长诗《阿拉乌戈人》（Araucana）所书写的正是16世纪马普切人反抗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的过程。马普切人的诗根植于悠久的口述文学传统，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在当代，具有马普切血统的小说家、诗人丹妮埃拉·卡特里莱奥（Daniela Catrileo）在《受伤的河流》（Río herido）与《吊钟海棠》（Chilco）等作品中挖掘了马普切人的记忆与传统，并展现了马普切人遭遇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马普切诗人海梅·路易斯·韦努恩（Jaime Luis Huenún）编写了马普切诗歌集《闪光的记忆：当代马普切诗歌》，收录了莱昂内尔·里恩拉夫（Leonel Lienlaf）、洛伦索·阿伊亚班（Lorenzo Aillapán）、格拉谢拉·韦纳奥（Graciela Huinao）等的二十九位诗人。而未被收录在内的埃里古拉·奇瓦伊拉夫·纳乌埃尔班(Elicura Chihuailaf Nahuelpán)是当代最重要的马普切诗人之一。他使用西班牙语与拉丁字母转写后的马普切语写作，诗作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将口述传统与诗作有力结合，并因此获得了2020年的智利国家文学奖。在创作之外，他不仅将《阿拉乌戈人》与聂鲁达的诗作翻译为马普切语，还致力于推动与原住民文化的平等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奇瓦伊拉夫还于2019年参加了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在此活动中，他也增进了对以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诗歌传统的了解，并开展了中智少数民族文学间的对话。

如果要总结智利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首先要把握它“复数”的面貌——它是诗歌、小说、非虚构、传记式虚构以及一系列模糊文体的复数；是印刷文学、口述文学与跨媒介文学的复数；是西班牙语、马普切语与多重语言的复数；也是涵盖了不同族裔、不同代际与不同身份认同的复数。而在纷繁芜杂的复数之下，无论是力图突破前辈作家的窠臼，努力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还是通过书写记忆、建构身份乃至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来记录历史、介入历史，都足以证明，强烈的历史意识是大多数当代智利作家身上不变的常量。

中智文学交流与文明互鉴

中智文学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上世纪聂鲁达曾三次来华访问，1952年由聂鲁达、万图勒里与阿连德创建的智中文协，是拉美最早成立的对华友好团体，也是中智建交的先行者。聂鲁达一直是中智文学交流的桥梁——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访问智利，接受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并参观了聂鲁达故居。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在智利进行过题为《聂鲁达召唤我来到拉丁美洲》的演讲，回忆了聂鲁达对自己的影响。聂鲁达基金会在中智文学交流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聂鲁达基金会主办的、拉美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季刊《笔记本》于中智建交50周年之际推出了“中国诗歌专刊”，聂鲁达基金会还于2023年联合发起了“中拉国际写作行动”以及中国诗歌朗诵会等活动。

 2024年11月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马波乔艺术文化中心内，当地民众在第43届智利圣地亚哥国际书展中国展区拍照留念。新华社发（豪尔赫·比列加斯摄）

在当代，随着更多智利文学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翻译与认可，中国文学在智利也逐渐被接受。中智文学交流集中在诗歌节、作家对谈、访问与国际书展等形式，近年来，两方交流日渐频繁——2023年世界诗歌日，线上举办了“以文传情：藏在诗句中的心意”特别活动，智利诗人塔米姆·毛林、埃内斯托·冈萨雷斯·巴内特、罗伯特·艾多等参与交流。2024年，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最新自传《我灵魂里的女性》推出中文版，82岁的阿连德与戴锦华、滕威连线探讨“女性想要的世界”；第43届圣地亚哥国际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全方面展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图书并举办对应活动，刘震云、麦家、赵丽宏、康震等作家参加了作品推介与友好对话。2025年，由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吕钦与周晓枫、星河、西渡、葛竞等作家于11月23日至30日访问智利和巴西。智利诗人哈维尔·贝洛、巴勃罗·霍夫雷、塔米姆·毛林、维多利亚·拉米雷斯·曼西莉亚参加了“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

2026年6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生于80年代”——中国、西班牙、智利青年作家对话现场（从左至右：赵超、阿罗亚·莫雷诺·杜兰、保丽娜·弗洛雷斯、樊迎春）

进入2026年，中智文学交流活动的数量与质量更迈上了崭新的台阶——5月，智利驻华大使馆举办“聂鲁达在中国的诗意回响”对谈会，赵振江教授出席并与智利方讨论了聂鲁达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他与艾青等诗人的友谊。6月，由班宇、七堇年、刘汉霖等青年作家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智利，代表团走访了圣地亚哥的智利作家协会，与迭戈·波塔莱斯大学合办中拉青年对话交流；智利当代女作家保丽娜·弗洛雷斯（Paulina Flores）参加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的“本土叙事与全球出圈”与“生于80年代——中国、西班牙、智利青年作家对话”等与谈活动；前智利作家协会主席拉蒙·迪亚斯·埃特罗维奇参与了北京国际文学周“京华文汇”驻留计划，围绕“文学的独特性与普世性”与中国作家展开对话；8月，罗贝托·波拉尼奥之子劳塔罗·波拉尼奥（Lautaro Bolaño）首次来华，在杭州、上海、北京与张玲玲、俞冰夏、许知远等知名作家、学者进行对谈；9月，“女性诗歌的跨文化视野”沙龙在智利圣地亚哥成功举办，诗人赵四参与活动……两国文化界越来越频繁的文化交流证明了两国文学的共同追求与“山海不为远”的友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智利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尽管全球政治风向的右转为国际关系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我们能看到智利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左翼传统，这也是中智两国文学对话的重要基础。中智文化界的相互尊重、相互借鉴，不仅是“全球南方”与亚太地区文明互鉴的范本，更拥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为全球文明交流贡献智慧的深刻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研究生）